米春霖，字瑞风，辽宁锦县（今锦州）人。生于1882年（清光绪八年）。早年毕业于奉天法政学校.民国后曾任广东省省长公署会计科科长、黑龙江军事长官公署交际科科长、吉林军械局局长、奉天兵站站监1928年任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局长、安东关监督。后又任东省特别区警务处处长。1930年任东三省兵工厂总办。1931年9月23日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

米春霖，字瑞风，1882年（清光绪八年）生于今辽宁省凌海市。清末毕业于奉天政法学堂,被分发到黑龙江省任职，先任黑龙江省金矿局局长。1912年春,民国成立，米春霖出任黑龙江省都督府副官。1913年8月25日，朱庆澜任黑龙江省都督府参谋长，米春霖与朱庆澜结识当始于此。1916年5月，朱庆澜受黑龙江省陆军第1师师长许兰洲排挤，挂冠离职赴京。

同年7月6日,黎元洪颁发总统令，任命朱庆澜为粤省省长，米应朱庆澜之邀随朱南下赴任,职司广东省省长公署糈饷处处长，兼省官煤总办。米春霖协助朱庆澜澄清吏治，严禁赌博，一扫贪污。特别为朱庆澜建立广东警卫军60营筹集粮饷做出贡献。

朱庆澜在广东省长任内，因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为段祺瑞所忌,也为地方实力派所不容，朱无法立足于广东遂于1917年8月提出辞呈，离赴沪暂居。米春霖与朱同进退，与此同时返回奉天，投在时为27师师长孙烈臣的麾下,任第27师副官。

1919年7月，米春霖随孙烈臣赴黑龙江省,出任督军公署副官长兼被服厂会办。

1921年3月21日，吉林督军鲍贵卿因失职及疾病而去职，张作霖调孙烈臣转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米春霖随同孙烈臣赴吉，就任吉林军械厂厂长、哈尔滨圈河商埠局总办，代理海林木业公司理事长。

1922年春，米春霖经孙烈臣推荐，出任“镇威军”兵站处处长兼粮秋厂厂长。

1925年8月，张作霖任命米春霖为苏皖宣抚使、镇威军兵站司令，继而又任杨宇江苏督办公署副官长。10月,苏、皖二督办被逐，杨宇、姜登选先后狼狈北逃，米春霖也随之退回关外。

1926年1月奉军再次兴兵入关。张作霖委米春霖为镇威军兵站总监。

1927年春,奉军下河南对抗北伐军，米春霖任镇威军一、三联军兵站处处长。同年6月米春霖出任财政部印刷局局长。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为促进易帜早日实现，决定于7月1日成立由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治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北京与国民党政府协商易帜事宜。7日，米春霖等一行抵达天津。

10日,蒋介石在碧云寺接见米春霖等奉天代表团，提出东三省应先行易帜,实行三民主义。24日，蒋介石在香山双清别墅宴请米春霖等奉天代表，主张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以自家人办自家事,绝无其他主张。

张学良于1928年7月3日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本兼各职。不久，委任米春霖为安东关监督。1929年1月25日,米春霖被派往哈尔滨,出任东省特别行政区特警处处长。翌年1月,米春霖被调回沈阳，任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月之11日到厂视事。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已无法行使职权，张学良于9月23日在北平发出漾电，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及辽宁省政府行署于锦县，以张作相代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邢士廉、张振鹭、彭济群为政府行署委员，米春霖为临时代理主席。主持省府政务。9月28日，米春霖、彭济群、邢士廉、张振鹭等由北平往锦州,在锦州的黄显声会合，组织省政府行署。省政府行署设在交通大学院内。继之，荣臻也率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在平人员到锦州办公。辽宁省抗敌政府成立后，权力所及虽仅仅辽西一隅，但南满铁路沿线各地及东边各县仍能与之密通消息。致使偏安辽西一隅的辽宁抗日政府，犹能存在3个月之久。

辽宁省抗日政府于锦县成立后，急调原驻通辽的骑兵第3旅张树森部、驻祧南的步兵第20旅常经武部、驻盘山的步兵第19旅孙德基部集中于锦州附近与锦州当地驻军步兵第12旅张挺枢部一起在大凌河一线布防。辽宁省警务处新编的公安骑兵3个总队也调集锦州北部三屯附近，整训迎敌。

11月初,日本关东军任命附逆的张学成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编组18个旅。以日本人为顾问,设司令部于黑山县高山子附近。张学成乃张学良之堂弟。辽宁省抗日政府决定进剩之前，曾派黄显声赴平请示张学良允准由荣臻、米办。熊飞奉荣臻、米春霖之命率2个公安骑兵纵队往，一战即将张学成及日本顾问击毙。战后，熊飞携此役所获证据：伪司令大印、旗帜、布告、文件等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有功者得赏银5万元，命令将所俘获人员一律遣散,不准留用。

辽宁省抗日政府成立时，集中在锦州地区的抗日队伍不足3万人，处境十分困难。锦州不时遭日本飞机轰炸，抗日政府仍能坚持办公，但不久即陷于瘫痪状态。代理省主席米春霖去平，由代理民政厅长祁彦树兼理。长官公署行署于12月20日即着手整理结束。辽宁抗日政府工作人员是在驻锦部队撤退之后，于1932年1月3日晨全部离开锦州的。3日午后，锦州失陷。省府人员皆逃往北平。

1933年3月,热河失陷。张学良代蒋受过下野，出国考察，历时8个月又17天，后奉召归国。1934年1月6日，张学良抵香港，8日，到上海。2月7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临时会议决议的名义，特派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3月1日，张学良在武昌总部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张学良归国后，仍然念着流亡关内的东北难民。同年6月，张学良为了切实解决东北难民的困难，曾派米春霖夫妇负责慰问东北抗日将士及在上海的眷属。

1935年3月1日,蒋介石在武昌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张学良任行营主任，米春霖出任第3处（总务）处长。同年10月1日，“西北剿共总部”成立于西安,蒋介石兼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米春霖被委为总部办公厅中将主任。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说服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对蒋介石进行苦谏、诤谏乃至哭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不但不允，反而对张学良进行申斥。同张、杨两将军摊牌，要么“剿共”到底,要么东北军、17路军调离陕北。蒋介石把张、杨逼上了梁山。张、杨两将军只能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前，东北军有些将领对“兵谏”态度是很慎重的，米春霖曾对张学良说：“我们不‘剿共'可以保存实力；联共抗日可以收复失地。我们可以不执行蒋介石的政策，但不能跟蒋介石闹翻。”

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在公馆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米春霖出席会议。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米春霖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和拥护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于12月14日成立，米春霖除积极参与临时西北军委会的工作之外，他还同马占山等43人，发起“创办防毒面具与钢盔工厂募捐运动”。米春霖等在《启事》中指出：自“双十”张、杨两将军实行兵谏、发表八大救国主张后，各方赞助的电报如雪片飞来，举国民众莫不欢喜欲狂，“在我们贤明的领袖领导之下，有着伟大的民众力量，极不难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阴谋，以解我们历年的抑郁。更不难收复失地，雪尽国耻，中华民族就此解放了。从此脱离积年累月血腥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和羁绊了。可是，在要求解放争取自由平等和复土雪耻的进程中，对日的神圣战争，光荣的流血，是不可能避免的。敌人的飞机炸弹和毒气，定会无情的向我们施放的。我们为减少在敌人这种武器之下的晒性与流血，为避免敌人这种武器的残害与杀伤，以取得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才发起募捐运动，协助官方完成大规模防毒面具钢盔工厂建立。现在诚恳地请求各界赞助我们这种行动，以财力捐助给我们，共同完成中华民族解放的重大任务。”

为了营救蒋介石，宋子文兄妹相继飞抵西安。在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努力下，西安、南京双方从12月23日开始正式谈判,并取得初步成效,方针大致确定下来。12月24日午前，米春霖、鲍文越、马占山、卢广绩、杜斌丞等人，奉张学良的指示与宋子文会面，宋子文当众对西安事变谈判中所商定的问题拍胸脯，竖大姆指表示担保定能实现。

西安事变和平谈判取得初步胜利,张学良将军以无私无畏的精神,为蒋挽回面子，促其早日实现诺言，不顾他人劝阻,25日送蒋回到南京。结果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于南京。西安方面大为震动,尤其是东北军集团更为愤概。接着，蒋介石为对张学良报复，派大批中央军进逼西安,以力相威胁使西安早日就范。同时对西安方面进行挑拨离间,破坏三位一体。西安方面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1937年1月5日,以杨虎城领衔发表歌电，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和进兵西安。1月8日、西北抗日联军常恩多等126名将领通电，响应杨虎城联衔发表的歌电，谴责蒋介石回宁后不履行诺言，扣押张学良是“忘军人之天职损领袖之大信。”在军事上西安方面也做了相应部署。西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对蒋介石无疑是沉重打击。

蒋介石在各方面的反对下，怕一意孤行会遭到众叛亲离的下场，于是派东北名流吴瀚涛、王化一于1月9日,持蒋介石、张学良信函赴西安劝和,于12日返回南京复命。蒋介石 还经和张学良协商，研究出解决西北问题的两项办法，即甲、乙两个方案此前，西安方面已派米春霖、李志刚、阎宝航于1月5日赴南京。6日李志刚晤面何应钦，尔后米春霖又拜会何应钦，各方均劝其服从中央。李志刚于12日返陕。米春霖获准前往奉化谒蒋。并呈杨虎城给蒋介石的书信。米春霖在奉化于13日看望张学良。张当夜给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抗日联军诸将领写一亲笔信，托米返陕带回。蒋介石于14日复函杨虎城，也令米春霖回陕转达。

米春霖携蒋、张信函于15日自南京飞陕。16日，米春霖再偕鲍文越、李志刚飞往南京。米、鲍、李三人带来杨虎城所提解决西北问题的方案。其内容有三：（一）维持中央威信问题。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接受中央命令；取消12月12日以后临时组织,恢复一切常态。（二）张之出处问题。设陕甘绥靖主任,以张为主任,杨副之；行营主任顾祝同驻洛阳；行营以张为主任，顾、杨副之。（三）军事善后问题。潼关华阴一带留中央军驻扎，陕甘其他各地由东北军、17路军、红军分驻。其防地划分，经三方商定后呈报中央；东北军17路军在中央领导下，其用人行政及训练事宜，由各本部全权负责办理；在谈判期间中央下令停止何应钦指挥中央军前进及其他一切军事行动。最后要求蒋介石在西安时所许诺之各项具体救国方案请负责实现。此外,关于一切善后所需经费及军队编制事宜，另定方案办理。由米春霖携此方案谒见蒋介石时，却遭到蒋的拒绝。

蒋介石写长信警告杨虎城，信中强调三点：中央决不能放弃西北；张学良不宜再回西安；应知集中国力，应无害于国家统一，而不能做此以遂其把持割剧之私图。蒋介石并命李志刚转告杨虎城：此复函乃最后的忠告，如无意实行,则不必再派人到溪口来作无意义之商谈，有何意见，可直接与顾祝同接洽，约定以1月23日为限，以后即为军事行动相威胁。

米春霖、鲍文械、李志刚三人携带蒋介石此复函于1月22日返陕，向杨虎城报告。时局发展到此，已至摊牌阶段。顾祝同即进驻潼关，进陕中央军亦作战略部署。渭南前线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中央军在前线的小股部队不断有挑衅活动。105师师长刘多鉴通过刘震东与顾祝同通电话联络，1月23日双方同意避免冲突。1月24日，西安方面派米春霖、谢珂赴潼关。1月25日，米春霖、谢珂到洛阳晤顾祝同,谈军队脱离接触问题，决定在潼关召开会议。米春霖、谢珂与顾祝同所商洽的主要内容：“①西安方面撤军时，要求由双方各派10人组织一个视察团，分作两组，派到双方前线部队互相视察；②要求在西安方面军队撤退时借给伙饷若干；③要求东北军的量在兰西公路驻一点部队,17路军量留一点人驻在西安。以上三点要求已得顾祝同同意。关于要求南京发给西安事变善后经费一事,顾答应代为请求。

然而，东北军内部在营救张学良回西安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即主和与主战的分岐。以王以哲为首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坚决贯彻张学良的指示，撤兵和平解决西安问题；以孙铭九、应德田为首的少壮军人坚决主张以释放张学良为撤兵条件，必要时不惜一战去营救张学良将军。双方坚持己见互不相让。因此，潼关谈判达成的协议不能执行。撤兵令不能下达。而杨虎城游移于主和与主战之间，摇摆不定。所以在1月31日的前几天,高崇民在米春霖的住宅，请杨虎城、鲍文越、马占山、何柱国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座谈内容就是和战问题。米春霖、鲍文越、马占山、何柱国四人都不赞成用战争方式营救张学良。不过鲍还主张要撑住，其意思是指何柱国在和顾祝同谈判上不要太软弱，而不是如应德田所谈不撤兵的意思。杨虎城在这次座谈会上竟不发言，只是听大家讲话。

米春霖、谢珂回西安后，再来关时,何柱国与米、谢二人同行，这时顾祝同亦到潼关。1月31日午后，于学忠由兰州飞到西安,才和杨虎城下令将部队撤退。预定第一步先将渭河以北的部队向后撤退，次第将渭河以南的部队撤到渭北，第二步再将部队逐渐开往甘肃。如果这一方案能顺利实行，西安方面仍然保持三位一体的军事形势。不幸的是就在这时，东北军内部发生了以孙铭九、应德田为首的少壮派军人中极端分子谋杀67军军长王以哲等四人的“二二”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使东北军分裂，三位一体解体，丧失了营救张学良的政治力量，从而使张学良将军长期被因禁。

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制造的“二・二”暴乱事件，事先是有预谋的，并列出要杀掉人的黑名单，米霖是被杀掉对象之一。“二·二”事件发生后，东北军中于学忠等高级将领不愿执行原来议决的甲案，改行乙案,部队全部东调。东北军115师和卫队团撤出西安后，国民党中央军开进了西安，原总部办公厅主任来春霖为顾祝同接风，曾为其举行一次便宴。

1937年3月3日，东北军开始东调，米春霖未有随东北军东调，而挂冠北返天津在野赋闲。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华北沦陷后，米春霖仍未再出山。

抗战胜利后，米春霖希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和平建国，以造福于人民。但蒋介石决心发动内战，丧失民心。米春霖大失所望，自始至终没有卷入内战旋涡。

1946年春，蒋介石亲临北平以慰问沦陷区百姓为名行布置华北、东北军事,准备发动内战之实。北平各界为蒋介石举行盛大欢迎宴会，要人名流云集，米春霖也在其中。

解放初期，米春霖病逝于天津。

其旧居建于20世纪20年代，为砖混结构2层楼房，折衷主义建筑风格。1-2层之间腰檐秀丽。多坡瓦顶。外檐为红砖清水墙，房间为大开间，大进深。院落宽敞，景色优美。现房已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