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是柳宗元写给韦中立的一封书信，该文选自《河东先生集》。写于元和八年（813年），是作者被贬永州期间给韦中立的一封回信。韦中立，潭州刺史韦彪之孙，元和十四年（819）进士。未中进士时，曾写信要求拜柳宗元为师，并不辞道远，从长安到永州去拜访求教。后来柳宗元不断地对他进行帮助。这封回信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论师道，一个是论写作。它是柳宗元文学理论的代表作，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十一日，宗元白1：

辱2书云，欲相师。仆3道4不笃，业5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6也。不意吾子7自京师8来蛮夷9间，乃幸见取10。仆自卜11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12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13、晋14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15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16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17，因抗颜18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19，而增与为言辞20。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21，又挈挈22而东23，如是者数矣。

屈子24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25仆往闻庸、蜀26之南，恒雨少日27，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28。前六七年，仆来南29，二年冬30，幸大雪逾31岭32，被33南越34中数州。数州之犬，皆仓黄35吠噬36，狂走者累日37，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38，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39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40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

仆自谪过41以来，益少志虑42。居南中43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呶呶44者，早暮咈45吾耳，骚46吾心？则固僵仆47烦愦48，愈不可过49矣。平居，望外50遭齿舌51不少，独欠为人师耳。

抑52又闻之，古者重冠礼53，将以责成人之道54，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55，至外庭56，荐笏57，言于卿士58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怃然59。京兆尹60郑叔则怫然61，曳笏62却立63，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64，何哉独为所不为也65。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66，凡所作皆恢恢然67有古人形貌；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68陈69中70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是非以敎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71於子，聊欲以观子气色72，诚好恶如何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73。吾子诚非佞誉诬谀74之徒，直75见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76为工77。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78，务釆色79，夸声音80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81，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82，惧其剽而不留83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84，惧其弛而不严85也；未尝敢以昏气86出之，惧其昧没87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88作之，惧其偃蹇89而骄也。抑90之欲其奥91，扬92之欲其明93，疏94之欲其通95，廉96之欲其节97；激98而发之欲其清，固99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100夫道也。本之《书》101以求其质102，本之《诗》103以求其恒104，本之《礼》105以求其宜106，本之《春秋》107以求其断108，本之《易》109以求其动110：此吾所以取道之原111也。参之《谷梁氏》112以厉其气113，参之《孟》，《荀》114以畅其支115，参之《庄》，《老》116以肆其端117，参之《国语》以博其趣118，参之《离骚》以致其幽119，参之《太史公》120以著其洁121：此吾所以旁推交通122，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焉，有余123以告焉。苟亟124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125，而为外廷所笑126，则幸矣。宗元复白。

二十一日，宗元写：

承蒙您来信说，想要认我做老师。我的道德修养不深，学识非常浅薄，从各方面审察自己，看不出有值得学习的东西。虽然经常喜欢发些议论，写点文章，但我自己很不以为都是正确的。没有想到您从京城来到偏远的永州，竟幸运地被您取法。我自估量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东西；即使有可取的，也不敢做别人的老师。做一般人的老师尚且不敢，更何况敢做您的老师呢？

孟子说，“人们的毛病，在于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从魏、晋以来，人们更加不尊奉老师。在当今的时代，没听说还有老师；如果有，人们就会哗然讥笑他，把他看作狂人。只有韩愈奋然不顾时俗，冒着人们的嘲笑侮辱，招收后辈学生，写作《师说》，就严正不屈地当起老师来。世人果然都感到惊怪，相聚咒骂，对他指指点点使眼色，相互拉拉扯扯示意，而且大肆渲染地编造谣言来攻击他。韩愈因此得到了狂人的名声．他住在长安．煮饭都来不及煮熟，又被外放而匆匆忙忙地向东奔去。像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了。

屈原的赋里说：“城镇中的狗成群地乱叫，叫的是它们感到奇怪的东西。”我过去听说庸、蜀的南边，经常下雨，很少出太阳，太阳一出来就会引起狗叫。我以为这是过分夸大的话。六七年前，我来到南方。元和二年的冬天，幸好下大雪，越过了五岭，覆盖了南越的几个州；这几个州的狗，都惊慌地叫着咬着，疯狂奔跑了好几天，直到没有雪了才静止下来，这以后我才相信过去所听说的话。如今韩愈已经把自己当作蜀地的太阳，而您又想使我成为越地的雪，我岂不要因此受到辱骂吗？不仅我会被辱骂，人们也会因此辱骂您。然而雪和太阳难道有罪过吗？只不过感到惊怪而狂叫的是狗罢了。试想当今天下见到奇异的事情不像狗那样乱叫的能有几个人，因而谁又敢在众人眼前显出自己与众不同，来招惹人们的喧闹和恼怒呢？

我自从被贬官以来，更加意志薄弱，很少思虑。居住南方九年，增添了脚气病（风瘫之类的），渐渐不喜欢喧闹，怎能让那些喧嚣不休的人从早到晚来刺激我的耳朵，扰乱我的心绪？那么必将使我卧病不起，心烦意乱，更不能生活下去了。平时意外地遭受到不少是非口舌，唯独还没有喜欢充当别人老师的罪名罢了。

我还听说，古代重视冠礼，是借以用成年人做人的道理来要求大家。这是圣人所以特别重视的原因。几百年以来，人们不再举行这种冠礼。近来有个叫孙昌胤的人，独自下决心举行冠礼。冠礼举行过后，第二天去上朝，来到外廷，把笏板插进衣带对大臣们说：“我已经行过冠礼了。”听见这话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京兆尹郑叔则却满脸怒气，垂手拖着笏板，退后一步站着，说：“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呀！”廷中的人都大笑起来。天下的人不因此去责难京兆尹郑叔则，反而嘲笑孙昌胤，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孙昌胤做了别人所不做的事。现在被称作老师的人，非常像这种情况。

您的品行敦厚，文辞高深，凡是您作的文章，都气魄宏大，有古人的风貌；即使我敢做您的老师，对您又有什么帮助呢？假如因为我比您年长，学道、写文章的时间比您早，您确实愿同我往来，交谈彼此所学的东西，那么，我当然愿意向您毫无保留地陈述自己全部的心得，您自己随便加以选择，吸取哪些，扬弃哪些，就可以了。如果要我判定是非来教您，我的才能不够，而且又顾忌前面所说的那些情况，我不敢做您的老师是肯定的。您以前想要看看我的文章，我已经全部陈列给您了，这并不是以此向您炫耀自己，只是姑且想要看看，从您的神情态度上反映出我的文章的确是好是坏。现在您的来信，说的话都对我过奖了。您的确不是那种巧言谄媚假意奉承的人，只不过是特别喜欢我的文章，所以才这样说罢了。

当初我年轻又不懂事，写文章时把文辞漂亮当作工巧。到了年纪大一些，才知道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的，因此不再轻率地讲究形式的美观、追求辞采的华美、炫耀声韵的铿锵、把这些当做自己的才能了。凡是我所呈给您看的文章，都自认为接近于道，但不晓得果真离道近呢，还是远呢？您喜爱道而又赞许我的文章，也许它离道不远了。

所以，我每当写文章的时候，从来不敢漫不经心地随便写作，恐怕文章浮滑而不深刻，从来不敢偷懒取巧地写作，恐怕文章松散而不严谨；从来不翦用糊涂不清的态度去写作，恐怕文章晦涩而又杂乱；从来不敢用骄傲的心理去写作，恐怕文章盛气凌人而又狂妄。加以抑制是希望文章含蓄，进行发挥是希望文章明快；加以疏导是希望文气流畅，进行精简是希望文辞凝炼；剔除污浊是希望语言清雅不俗，凝聚保存文气是希望风格庄重不浮。这就是我用文章来辅佐道的方法。

学习写作以《尚书》为本原，以求文章质朴无华，以《诗经》为本原，以求文章具有永恒的情理，以《三礼》为本原，以求文章内容合理，以《春秋》为本原，以求文章是非明确、褒贬分明，以《易经》为本原，以求文章能够反映出事物的发展变化。这就是我吸取“道”的源泉的办法。参考《谷梁传》，以加强文章的气势，参考《孟子》、《荀子》，以使文章条理通达，参考《庄子》、《老子》，以使文章汪洋恣肆，参考《国语》，以使文章增强情趣，参考《离骚》，以使文章能够情思幽微，参考《史记》，以使文章显得语言简洁。这就是我用来广泛学习，使它们融会贯通，并运用来写文章的办法。

凡是上面所说的这些，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有可取的地方呢，还是没有可取的地方呢？希望您看看，进行选择，有空就来信告诉我。如果我们经常往来交谈，以扩充发挥作文之道，即使您不因我的帮助有什么收获，我却因为您的帮助而有所收获，又何必以老师来称呼这种关系呢？采取老师的实质，去掉老师的义，不要招致越地和蜀地的狗的惊怪狂叫，或者象孙昌胤举行冠礼那样遭到人们的嘲笑，那就万幸了。宗元再告。

柳宗元谪居永州时，中唐古文运动正在蓬勃开展，他以卓越的创作实践和丰富的理论建树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成为这一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之一。元和八年（813年），韦中立写信向柳宗元求教文论之道，他就写了这封著名的论文书。

全文围绕“取其实而去其名”的中心论点，分为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平论师道，后半论创作。虽前后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筋脉却终始一贯，浑灏流转。

开篇即针对韦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师”明确作答，说自己“不敢为人师”。下文连举两例，陈述不敢、也不愿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例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晋以降，世风日下，人们耻于言师。而韩愈却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结果招致众人笑骂，被目为狂人，不得不匆匆东行。由此见出为人师者的下场，也见出世风的浇薄。为了更形象地印证世俗的少见多怪及其严重危害：“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这就是说，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往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惧，并力避“召闹取怒”。进一步看，“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更何况作者身为被贬之人，已蒙罪名；谪居九年，病疾不断；又有什么必要仅为一个为师的名号而自取其辱，让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边聒噪，扰乱心境呢？在这里，作者所举之例、所说之话看似带着谐谑味道，但其内里实则隐含着无比的悲凄和沉痛，隐含着对韩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对浮薄世风的愤懑。

柳宗元之不为师，并非否定师道，实在是因为怕遭世人非议而不愿空担一个为师的名号。在此后所作《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巾，他曾这样说道：“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叫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当年在长安时就已经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了。证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话题一转，回到韦中立身上-，非常客气地表明可以行师之实——“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但决不愿担为师之名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既然可行师之实，就有必要将自己为文的心得告诉对方。于是，下文开始专力论为文之道。从少年时的“以辞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深刻惊警，启蒙发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虽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独立自主性，要将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将之作好，才能有所创新。这就要求为文者既要去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避免浮华、松散、杂乱等弊端，又要根据不同情形，或抑或扬，或疏通文气，或删繁就简；与此同时，还要扩大视野，遍览《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义简洁明净。这段论文之浯，是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心得，堪称一篇精到的创作论，如今和盘托出，以示韦中立，这种做法，不正是老师淳谆教诲弟子的行为么？但作者虽行师之实，仍坚决不要师之名，因而在文章结束处再次告诫对方：“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既回应前文，又一笔点题，曲包余蕴，令人回味无尽。

清朝文学家朱宗洛《古文一隅》：“此文虽反复驰骋，曲折顿挫，极文章之胜概，然总不出结处‘取其实而去其名’一句意。盖前半极言师之取怪，正见当去其名意；后半自言文之足以明道，正见当取其实意。至中间‘吾子行厚而辞深’一段，过脉处，固自泯然无迹也。其入手处，提出‘师’字‘道’字，及‘为文章’云云，则已握住通篇之线，故下文反复说来，而血脉自然融贳。”

清朝进士林云铭《古文析义》：“是书论文章处，曲尽平日揣摩苦心，虽不为师而为师过半矣。其前段雪、日、冠礼诸喻，把末世轻薄恶态，尽底描写，嘻笑怒骂，兼而有之。想其落笔时，因平日横遭齿舌，有许多愤懑不平之气，故不禁淋漓酣恣乃尔。”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祖籍河东（今山西省芮城、运城一带），世称柳河东，柳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唐德宗贞元九年（793）进士，曾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他参加了主张政治革新的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王叔文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调任柳州刺史，病逝于任所，因又称柳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