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耿司寇》是明代诗人李贽创作的一篇文言文，出自于《焚书》。

此来一番承教，方可称真讲学，方可称真朋友。公不知何故而必欲教我，我亦不知何故而必欲求教于公，方可称是不容已真机，自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

嗟夫！朋友道绝久矣。余尝谬谓千古有君臣，无朋友，岂过论欤！夫君犹龙也，下有逆鳞，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谏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谏之名，则志士亦愿为之，况未必死而遂有巨福耶？避害之心不足以胜其名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顾，况无其害而且有大利乎！

若夫朋友则不然：幸而入，则分毫无我益；不幸而不相入，则小者必争，大者为仇。何心老至以此杀身，身杀而名又不成，此其昭昭可鉴也。故余谓千古无朋友者，谓无利也。是以犯颜敢谏之士，恒见于君臣之际，而绝不闻之友朋之间。今者何幸而见仆之于公耶！是可贵也。

又何幸而得公之教仆耶！真可羡也。快哉怡哉！居然复见愢愢切切景象矣。然则岂惟公爱依仿孔子，仆亦未尝不愿依仿之也。

惟公之所不容已者，在于泛爱人，而不欲其择人；我之所不容已者，在于为吾道得人，而不欲轻以与人，微觉不同耳。公之所不容已者，乃人生十五岁以前《弟子职》诸篇入孝出弟等事，我之所不容已者，乃十五成人以后为大人明《大学》，欲去明明德于天下等事。公之所不容已者博，而惟在于痛痒之未；我之所不容已者专，而惟直收吾开眼之功。公之所不容已者，多雨露之滋润，是故不请而自至，如村学训蒙师然，以故取效寡而用力艰；我之所不容已者，多霜雪之凛冽，是故必待价而后沽，又如大将用兵，直先擒王，以故用力少而奏功大。虽各各手段不同，然其为不容已之本心一也。心苟一矣，则公不容已之论，固可以相忘于无言矣。若谓公之不容已者为是，我之不容已者为非；公之不容已者是圣学，我之不容已者是异学：则吾不能知之矣。公之不容已者是知其不可以已，而必欲其不已者，为真不容已；我之不容已者，是不知其不容已，而自然不容已者，非孔圣人之不容已：则吾又不能知之矣。恐公于此，尚有执己自是之病在。恐未可遽以人皆悦之，而遂自以为是，而遽非人之不是也。恐未可遽以在邦必闻，而遂居之不疑，而遂以人尽异学，通非孔、孟之正脉笑之也。

我谓公之不容已处若果是，则世人之不容已处总皆是；若世人之不容已处诚未是，则公之不容已处亦未必是也。此又我之真不容已处耳。未知是否，幸一教焉！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非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

夫孔子所云言顾行者，何也？彼自谓于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盖真未之能，非假谦也。

人生世间，惟是四者终身用之，安有尽期。若谓我能，则自止而不复有进矣。圣人知此最难尽，故自谓未能。已实未能，则说我不能，是言顾其行也。说我未能，实是不能，是行顾其言也。故为，故为有恒，故为主忠信，故为毋自欺，故为真圣人耳。不似今人全不知己之未能，而务以此四者责人教人。所求于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轻，人其肯信之乎？

圣人不责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为圣。故阳明先生曰：“满街皆圣人。”佛氏亦曰：“即心即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之皆圣人也，是以圣人无别不容已道理可以示人也，故曰：“予欲无言”。夫惟人人之皆佛也，是以佛未尝度众生也。无众生相，安有人相；无道理相，安有我相。无我相，故能舍己；无人相，故能从人。盖强之也，以亲见人人之皆佛而善与人同故也。善既与人同，何独于我而有善乎？人与我既同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者。”后人推而诵之曰：即此取人为善，便自与人为善矣。舜初未尝有欲与人为善之心也，使舜先存与善之心以取人，则其取善也必不诚。人心至神，亦遂不之与，舜亦必不能以与之矣。舜惟终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

耕稼陶渔之人既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

夫人既无不可取之善，则我自无善可与，无道可言矣。然则子礼不许讲学之谈，亦太苦心矣，安在其为挫抑柳老，而必欲为柳老伸屈，为柳老遮护至此乎？又安见其为子礼之口过，而又欲为子礼掩盖之耶？公之用心，亦太琐细矣！既已长篇大篇书行世间，又令别人勿传，是何背戾也？反覆详玩，公之用心亦太不直矣！且于礼未尝自认以为己过，纵有过，渠亦不自盖覆，而公乃反为之覆，此诚何心也？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而又皆仰；今之君子，岂徒顺之，而又为之辞。公其以为何如乎？柳老平生正坐冥然寂然，不以介怀，故不长进，公独以为柳老夸，又何也？岂公有所憾于柳老而不欲其长进耶？然则于礼之爱柳老者心髓，公之爱柳老者皮肤，又不言可知矣。柳老于子礼为兄，渠之兄弟尚多也，而独注意于柳老；柳老又不在仕途，又不与之邻舍与田，无可争者。其不为毁柳老以成其私，又可知矣。既无半点私意，则所云者纯是一片赤心，公固聪明，何独昧此乎？纵子礼之言不是，则当为子礼惜，而不当为柳老忧。若子礼之言是，则当为柳老惜，固宜将此平日自负孔圣正脉，不容已真机，直为柳老委曲开导。柳老惟知敬信公者也，所言未必不入也。今若此，则何益于柳老，柳老又何贵于与公相知哉！然则子礼口过之称，亦为无可奈何，姑为是言以逭责耳。设使柳老所造已深，未易窥见，则公当大力柳老喜，而又不必患其介意矣。何也？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此学的也。众人不知我之学，则吾为贤人矣，此可喜也。贤人不知我之学，则我为圣人矣，又不愈可喜乎？圣人不知我之学，则吾为神人矣，尤不愈可喜乎？当时知孔子者唯颜子，虽子贡之徒亦不之知，此真所以为孔子耳，又安在乎必于子礼之知之也？又安见其为挫抑柳老，使刘金吾诸公辈轻视我等也耶？我谓不患人之轻视我等，我等正自轻视耳。

区区护名，何时遮盖得完耶？

且吾闻金吾亦人杰也，公切切焉欲其讲学，是何主意？岂以公之行履，有加于金吾耶？

若有加，幸一一示我，我亦看得见也。若不能有加，而欲彼就我讲此无益之虚谈，是又何说也？吾恐不足以诳三尺之童子，而可以诳豪杰之士哉！然则孔子之讲学非欤？孔子直谓圣愚一律，不容加损，所谓麒麟与凡兽并走，凡鸟与凤皇齐飞，皆同类也。所谓万物皆吾同体是也。而独有出类之学，唯孔子知之，故孟子言之有味耳。然究其所以出类者，则在于巧中焉，巧处又不可容力。今不于不可用力处参究，而唯欲于致力处着脚，则已失孔、孟不传之秘矣，此为何等事，而又可轻以与人谈耶？

公闻此言，必以为异端人只宜以训蒙为事，而但借“明明德”以为题目可矣，何必说此虚无寂灭之教，以研人邪？夫所谓仙佛与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诱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故以死惧之；老氏知人之贪生也，故以长生引之：皆不得已权立名色以化诱后人，非真实也。唯颜子知之，故曰夫子善诱。今某之行事，有一不与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贵，亦有妻孥，亦有庐舍，亦有朋友，亦会宾客，公岂能胜我乎？何为乎公独有学可讲，独有许多不容已处也？我既与公一同，则一切弃人伦、离妻室、削发披缁等语，公亦可以相忘于无言矣。何也？仆未尝有一件不与公同也，但公为大官耳。学问岂因大官长乎？学问如因大官长，则孔、孟当不敢开口矣。

且东郭先生，非公所得而拟也。公郭先生专发挥阳明先生“良知”之旨，以继往开来为己任，其妙处全在不避恶名以救同类之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详矣，公其再勿说谎也！须如东郭先生，方可说是真不容已。近时唯龙溪先生足以继之，近溪先生稍能继之。公继东郭先生，终不得也。何也？名心太重也，回护太多也。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公看近溪有此乎？龙溪有此乎？

况东郭哉！此非强为尔也，诸老皆实实见得善与人同，不容分别故耳。既无分别，又何恶乎？

公今种种分别如此，举世道学无有当公心者，虽以心斋先生，亦在杂种不入公彀率矣，况其他乎！其同时所喜者，仅仅胡庐山耳。麻城周柳塘、新邑吴少虞，只此二公为特出，则公之取善亦太狭矣，何以能明明德于关下也？

我非不知敬顺公之为美也，以“齐人莫如我敬王”也。亦非不知顺公则公必爱我，公既爱我则合县士民俱礼敬我，吴少虞亦必敬我，官吏师生人等俱来敬我，何等好过日子，何等快活。公以众人俱来敬我，终不如公一人独知敬我；公一人敬我，终不如公之自敬也。

吁！公果能自敬，则余何说乎！自敬伊何？戒谨不睹，恐惧不闻，毋自欺，求自傲，慎其独。孔圣人之自傲者盖如此。若不能自敬，而能敬人，来之有也。所谓本乱而求未之治，无是理也。故曰“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此正脉也，此至易至简之学，守约施博之道，故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又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又曰“上老老而民兴孝”，更不言如何去平天下，但只道修身二字而已。孔门之教，如此而已，吾不知何处更有不容已之说也。

公勿以修身为易，明明德为不难，恐人便不肯用工夫也。实实欲明明德者，工夫正好艰难，在埋头二三十年，尚未得到手，如何可说无工夫也？龙溪先生年至九十，自二十岁为学，又得明师，所探讨者尽天下书，所求正者尽四方人，到未年方得实诣，可谓无工夫乎？公但用自己工夫，勿愁人无工夫用也。有志者自然来共学，无志者虽与之谈何益！近溪先生从幼闻道，一第十年乃官，至今七十二岁，犹历涉江湖各处访人，岂专为传法计欤！盖亦有不容已者。此其一生好名，近来稍知藏名之法，历江右、两浙、姑苏以至秣陵，无一道学不去参访，虽弟于之求师，未有若彼之切者，可谓致了良知，更无工夫乎？然则公第用起工夫耳，儒家书尽足参详，不必别观释典也。解释文字，终难契入；执定己见，终难空空；耘人之田，终荒家穰。愿公元以刍荛陶渔之见而弃忽之也。古人甚好察此言耳。

名乃锢身之锁，闻近老一路无一人相知信者。柳塘初在家时，读其书便十分相信，到南昌则七分，至建昌又减二分，则得五分耳。及乎到南京，虽求一分相信，亦无有矣。柳塘之徒曾子，虽有一二分相信，大概亦多惊讶。焦弱侯自谓聪明特达，方子及亦以豪杰自负，皆弃置大法师不理会之矣。乃知真具只眼者举世绝少，而坐令近老受遁世不见知之妙用也。至矣，近老之善藏其用也。曾子回，对我言曰：“近老无知者，唯先生一人知之。”吁！我若不知近老，则近老有何用乎！惟我一人知之足矣，何用多知乎！多知即不中用，犹是近名之累，曷足贵欤！故曰“知我者希，则我贵矣”。吾不甘近老之太尊贵也。近老于生，岂同调乎，正尔似公举动耳。乃生深信之，何也？五台与生稍相似，公又谓五台公心热，仆心太冷。

吁！何其相马于牝牡骊黄之间也！

展转千百言，略不识忌讳，又家贫无代书者，执笔草草，绝不成句；又不敢纵笔作大字，恐重取怒于公。书完，遂封上。极知当重病数十日矣，盖贱体尚未甚平，此劳遂难当。公得公一二相信，即刻死填沟壑，亦甚甘愿，公思仆此等何心也？仆佛学也，岂欲与公争名乎，抑争官乎？皆无之矣。公倘不信仆，试以仆此意质之五台，以为何如？以五台公所信也。若以五台亦佛学，试以问之近溪老何如？

公又云“前者《二鸟赋》原为子礼而发，不为公也”。夫《二鸟赋》若专为子礼而发，是何待子礼之厚，而视不肖之薄也！生非护惜人也，但能攻发吾之过恶，便是吾之师。吾求公施大炉锤久矣。物不经锻炼，终难成器；人不得切琢，终不成人。吾来求友，非求名也；吾来求道，非求声称也。公其勿重为我盖覆可焉！我不喜吾之无过而喜吾过之在人，我不患吾之有过而患吾过之不显。此佛说也，非魔说也；此确论也，非戏论也。公试虚其心以观之，何如？

每思公之所以执迷不返者，其病在多欲。古人无他巧妙，直以寡欲为养心之功，诚有味也，公今既宗孔于矣，又欲兼通诸圣之长：又欲清，又欲任，又欲和。既于圣人之所以继往开来者，无日夜而不发挥，又于世人之所以光前裕后者，无时刻而不系念。又以世人之念为俗念，又欲时时盖覆，只单显出继往开来不容已本心以示于人。分明贪高位厚禄之足以尊显也，三品二品之足以褒宠父祖二亲也，此公之真不容已处也，是正念也。却回护之曰：“我为尧、舜君民而出也，吾以先知先觉自任而出也。”是又欲盖覆此欲也，非公不容已之真本心也。且此又是伊尹志，非孔子志也。孔、孟之志，公岂不闻之乎！孔孟之志曰：“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力也，”是以鲁谬公无人乎于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孔、孟之家法，其自重如此，其重道也又如此。公法仲尼者，何独于此而不法，而必以法伊尹为也！岂以此非孔圣人之真不容已处乎？吾谓孔、孟当此时若徒随行逐队，施进旅退，以恋崇阶，则宁终身空室陋巷穷饿而不悔矣。此颜子之善学孔子处也。

不特是也。分明撼克明好超脱不肯注意生孙，却回护之曰：“吾家子侄好超脱，不以嗣续为念。”乃又错怪李卓老曰：“因他超脱，不以嗣续为重，故儿效之耳。”吁吁！生子生孙何事也，乃亦效人乎！且超脱又不当生子乎！即儿好超脱，故未有孙，而公不超脱者也，何故不见多男子乎？我连生四子俱不育，老来无力，故以命自安，实未尝超脱也。公何诬我之甚乎！

又不特是也。分明憾克明好超脱，不肯注意举子业，却回护之曰：“吾家子侄好超脱，不肯著实尽平持内事。”乃又错怪李卓老曰：“因他超脱，不以功名为重，故害我家儿子。”

吁吁！卓吾自二十九岁做官以至五十三岁乃休，何曾有半点超脱也！克明年年去北京进场，功名何曾轻乎！时运未至，渠亦朱尝不坚忍以俟，而翁性急，乃归咎于举业之不工，是而翁欲心太急也。世间工此者何限，必皆一一中选，一一早中，则李、杜文章不当见遗，而我与公亦不可以侥幸目之矣。

夫所谓超脱者，如渊明之徒，官既懒做，家事又懒治，乃可耳。今公自谓不超脱者固能理家；而克明之超脱者亦未尝弃家不理也，又何可以超脱憾之也！既能超脱足追陶公，我能为公致贺，不必憾也，此皆多欲之故，故致背戾，故致错乱，故致昏蔽如此耳。且克明何如人也，筋骨如铁，而肯效颦学步从人脚跟走乎！即依人便是优人，亦不得谓之克明矣。故使克明即不中举，即不中进士，即不作大官，亦当为天地间有数奇品，超类绝伦，而可以公眼前蹊径限之欤？

吴少虞曾对我言曰：“楚倥放肆无忌惮，皆尔教之。”我曰：“安得此无天理之谈乎？”

吴曰：“虽然，非尔亦由尔，故放肆方稳妥也。”吁吁！楚倥何曾放肆乎？且彼乃吾师，吾惟知师之而已。渠眼空四海，而又肯随人脚跟定乎？苟如此，亦不得谓之楚倥矣。大抵吴之一言一动，皆自公来，若出自公意，公亦太乖张矣。纵不具只眼，独可无眼乎！吾谓公且虚心以听贱子一言，勿蹉跎误了一生也。如欲专为光前裕后事，吾知公必不甘，吾知公决兼为继往开来之事者也。一身而二任，虽孔圣必不能。故鲤死则死矣，颜死则恸焉，妻出更不复再娶，鲤死更不闻再买妾以求复生子。无他，为重道也；为道既重，则其他自不入念矣。公于此亦可遽以超脱病之乎！

然吾观公，实未尝有传道之意，实未尝有重道之念。自公倡道以来，谁是接公道柄者乎？

他处我不知，新邑是谁继公之真脉者乎？面从而背违，身教自相与遵守，言教则半句不曾奉行之矣。以故，我绝不欲与此间人相接，他亦自不与我接。何者？我无可趋之势故耳。吁吁！

为师者忘其奔走承奉而来也，乃直任之而不辞曰，“吾道德之所感召也”；为弟子者亦忘其为趋势附热而至也，乃久假而不归曰，“吾师道也，吾友德也”。吁！以此为学道，即稍稍有志向着，亦不愿与之交，况如仆哉！其杜门不出，非简亢也，非绝人逃世也；若欲逃世，则入山之深矣。麻城去公稍远，人又颇多，公之言教亦颇未及，故其中亦自有真人稍可相与处耳。虽上智之资未可即得，然个个与语，自然不俗。黄陂祝先生旧曾屡会之于白下，生初谓此人质实可与共学，特气骨太弱耳。近会方知其能不昧自心，虽非肝胆尽露者，亦可谓能吐肝胆者矣。使其稍加健猛，亦足承载此事，愿公加意培植之也。

闻麻城新选邑侯初到，柳塘因之欲议立会，请父母为会主。余谓父母爱民，自有本分事，日夜不得闲空，何必另标门户，使合县分党也？与会者为贤，则不与会者为不肖矣。使人人有不肖之嫌，是我辈起之也。且父母在，谁不愿入会乎？既愿入会，则入会者必多不肖，既多不肖，则贤者必不肯来；是此会专为会不肖也。岂为会之初意则然哉，其势不得不至此耳。

况为会何益于父母，徒使小子乘此纷扰县公。县公贤则处置自妙，然犹未免分费精神，使之不得专理民事；设使聪明未必过人，则此会即为断性命之刀斧矣，有仁心者肯为此乎！盖县公若果以性命为重，则能自求师寻友，不必我代之劳苦矣。何也？我思我学道时，正是高阁老、杨吏部、高礼部诸公禁忌之时，此时绝无有会，亦绝无有开口说此件者。我时欲此件切，自然寻得朋友，自能会了许多不言之师，安在必立会而后为学乎！此事易晓，乃柳塘亦不知，何也？若谓柳塘之道，举县门生无有一个接得者，今欲趁此传与县公，则宜自将此道指点县公，亦不宜将此不得悟入者尽数招集以乱聪听也，若谓县公得道，柳塘欲闻，则柳塘自与之商证可矣，且县公有道，县公自不容已，自能取人会人，亦不必我代之主赤帜也。反覆思惟，总是名心牵引，不得不颠倒耳。

李贽（1527年～1602年），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赘，号宏甫，又号卓吾，又别号温陵曙上等。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人，不应会试。历任共城知县、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麻城。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死在狱中。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