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李端叔书》是北宋文学家苏轼谪居黄州一年后写给李端叔的一封回信。苏轼在文中陈说了自己对世事的看法，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一些误解，记述了谪贬后自己的处境、世态的炎凉，以及对自我的反省。这是一封内容丰富，感情复杂的书信，真实地反映了苏轼在贬谪黄州以后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写得真挚动人，推心置腹。

答李端叔书1

轼顿首再拜。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髣髴其为人矣2。

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独可阔略3，及足下斩然在疚4，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5，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6，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

足下才高识明，不应轻许与人7，得非用黄鲁直、秦太虚辈语，真以为然耶8？不肖为人所憎，而二子独喜见誉9，如人嗜昌歜、羊枣10，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口11，又大不可也。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12，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13，坐此得罪几死14，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15，直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16，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17。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18。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

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19，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20，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21？此事非相见不能尽22。

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23。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

岁行尽，寒苦。惟万万节哀强食。不次24。

我向您致敬。听到您的名字已很久了，又在熟识的朋友那里常常见到您所写的诗文，虽然不多，也足可以大体知道您的为人了。

平常我们之间不通书信，怠慢的过错还可以宽恕；等到您痛苦地居丧，我也不曾写一个字来慰问；鄙人的弟弟子由来到这里，先承蒙您赐我书信，又一次因懒惰而没有立即回信。笨拙迟钝，不讲礼貌，到了这种程度，而您却到底没有弃绝我。近来在驿递之书信中又收到您的亲笔信，对我如此情深义重，我读后真要脸上发烧惭愧而汗下了。

您才华高超识见明达，不应当随便称赞别人，是不是因为黄庭坚、秦观等人（称扬我）的话，您真认为是那样吗？我这不肖之人被世人所憎恨，而他们二人却喜欢称赞我，好比古人偏嗜菖蒲酱和羊枣，不容易追问出原因来是一样的。认为他们两人的看法虚妄，当然不可；而要想因此改变一般人对我的看法，那更加不可以啊。

我年轻时读书写文章，只是专门为了参加科举考试罢了。等到中了进士以后，还贪心不足，又参加了制策的专科考试。其实有什么实际意义？而那次专科考试号称为“直言极谏”，所以常常谈今说古，考证评论是非，以求得符合“直言极谏”的名称罢了。人苦于没有自知之明，既然因为在这个名目下考中了，便认为确实在这方面有点才能，所以在文章中争辩、谈论，直到现在，因此而得罪差一点被处死，真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多么可笑啊。然而世上一般人便认为我要想标新立异，那就太过分了。胡乱地论述利害，评说得失，这正是参加制科考试的人的一种习气，好比候鸟和时虫，到时就叫，过时就停，对于当前的政治又有什么损害呢？我常常怪如今的人太过看重我，而您也这样地称扬我，更加不符合实际。

我自从得罪以来，深自闭门，杜绝与外界的交往。常乘小船，穿草鞋，纵情于山水之间，跟樵夫渔父混杂相处。常常被醉汉所推搡责骂，反倒常常暗自高兴，因为逐渐使人们不认识自己了。平生的亲朋友好也无有一个字的信寄来，即使个别的有信寄来也不回信，自己庆幸差不多可以避免与世人交往了。而您又再称扬推重，这很不符合本人的愿望。

树木长有赘瘤，石头上有晕圈，犀角中间相通，用这些特征来使人觉得它美而喜欢它，其实这都是这些东西有病之处、欠缺之处啊。我谪居到这里后无事可做，常默默地自我察看反省，回顾三十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大多都是这种有病之处。您所看到的都是过去的我而不是今天的我啊。恐怕只听到那种虚名而不考察真情，只注意那种现象而忽视了实质吧？或者是将要采取其中某一点吧？这件事不是见面无法详谈。

我自从获罪以后，再也不敢写诗作文。这封书信虽然不是什么文章，但由于是信笔写出我内心的看法，不觉连篇累牍，也不必给人看，一定要理解我的意思。

一年将尽，天气十分严寒，万望节制悲：衷多吃东西。其他情况不再赘言。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即给皇帝写了一封《湖州谢表》，但由于内容带有感情色彩，出现“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等字眼，被谏官李定、舒亶等人弹劾是反对新法，而被捕入狱。在出狱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当时在朝为官的李之仪为苏轼鸣不平，积极联系好友和官宦在朝中活动，以求让苏轼早日返京，并寄书信表示慰问和思念。《答李端叔书》就是苏轼的回信。

“寻常不通书问”至“览之面热汗下也”，苏轼对自己加以自责，也表示了对李端叔的感激。下面，苏轼以“足下才高识明”一句自然而然将文章带入正题。“足下才高识明”到“又大不可也”这一部分中，“如人嗜昌歜羊枣”实际上用来比喻人各有所好。人各有所好，很难问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认为黄、秦二人虚妄，是不对的，要把他们的看法加于众人之口，则是更加不可的。苏轼在此向李端叔说明了推誉之言不可信，他的看法也体现了对自身辩证而又客观的认识。

接着，苏轼进一步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误解。先从少年读书谈到应举，又从“直言极谏”谈到由此而引来的灾难。文章写道：“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浇浇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由世人的遭遇，苏轼又谈到了自己：“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言词曾给多少文人墨客招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的言词又究竟产生过多大作用呢？下文便作了阐述：“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鸟时虫，自鸣自己，何足为损害。”应制的文章妄论利害、谗说得失，这是正制科人的习气，就好像春燕秋虫之类，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人，既无所补益，也无所损害。“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则与前文相呼应，而意味更深一层。苏轼因言词而获罪，在此特劝李端叔对已不宜复加推誉。

以下苏轼叙述了获罪以来的境遇。 “得罪以来至自幸庶几免矣”，是说：自获罪以来，自己处在一个极为闭塞的环境中。划着一叶扁舟，穿着一双草鞋，形迹放浪于山水之间，与樵夫、渔夫杂居在一起。常常被醉酒之人推搡辱骂，于是自己也为渐渐地不被人所知感到高兴。平生亲友不给我寄信，我寄信给他们，他们也不作答，于是我自己也庆幸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免于与世人交往纷争了。苏轼以饱含辛酸的自得其乐，反映了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居于目前处境，苏轼说“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再次劝李端叔不要复相推誉。

身居山野，苏轼有充裕的时间反省自我，他对自我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木有瘿”至“非今我也”这几句是说：树木有赘瘤，石头的边缘有一圈光泽，犀牛的角有通孔，这些讨人喜欢的独特之处，其实正是它们的缺欠。谪居无事可作，沉默下来自我观察、反省，回顾三十年来所作之事，多有那些缺欠。您所看到的我是以前的我，而不是现在的我。下文“无乃”四句中，声、情，华、实，所表示的是现象与实质，形式与内容，表与里，苏轼说，这些事情只有见面再谈，才能详尽地说明。

文章的结尾，又是苏轼对李端叔的嘱咐，自己因文词获罪，所写书信则不可再给他人看。因李端叔正居丧，苏轼还劝慰他“万万节哀强食”。“不次”，犹言不尽，不一一说，常用作书信结尾之词。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善用比喻说明道理。谈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时，苏轼以“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作比，说明人各有所好，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不可能众口如一。苏轼还以“候鸟时虫，自鸣自已，何足为损害”作比，说明正制科人论说利害得失，就像春燕秋虫一样，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他人，既无补益，也无损害，而由此引来杀身之祸， 既可悲，又可笑。这篇文章言辞诚恳谦逊，淡然工雅。苏轼振笔直书，却气韵自然。

明末清初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三：“率尔作书，章法如此整齐，然极不易识。”

清代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六云：“李端叔来书，其盛称坡翁处，想本于所作《制策》，故篇中痛扫《制策》，皆无实用。且叙得罪之由，在当日不自知所致，则不足推与可见。然亦谪居之后，有鉴于名存谤归之意。故作此自嘲、自抑之词，惟愿举世之人无一相儆睬者，非谓端叔不当推与，实借此以消胸中无数垒块耳。与《答李昭见书》，所谓‘畏过实之名，如畏虎’同义。”

清代史承谦《静学斋偶志》卷二：“苏东坡《答李端叔书》云：‘轼少年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云云。此书字朴诚，‘怪人待轼过重’一语，尤见本心。今世俗或奉一妄庸人，待之太重，其人乃恬不以为怪，亦可异已。”

清代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三十引刘大槐：“本色语自然工雅，然已开语录之渐。”又引吴汝纶：“此文可谓怨而不怒，养到之验。虽振笔直书，而气韵自然非他家所及。”

苏轼（1036—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宋神宗时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调，历任杭州通判与密、徐、湖三州知州。因作诗讽刺新法，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朝，召为翰林学士，新党再度执政，又贬惠州，再贬琼州。宋徽宗即位，赦还，途中卒于常州。“唐宋八大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