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吴充秀才书》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写给友人的一篇散文。

答吴充秀才书1

修顿首白，先辈吴君足下。前辱示书及文三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非夫辞丰意雄2，霈然有不可御之势3，何以至此！然犹自患伥伥莫有开之使前者4，此好学之谦言也。修材不足用于时，仕不足荣于世，其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世之欲假誉以为重5，借力而后进者，奚取于修焉？先辈学精文雄，其施于时，又非待修誉而为重，力而后进者也。然而惠然见临，若有所责6，得非急于谋道，不择其人而问焉者欤？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7，而至者鲜焉8；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9。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10？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11，荀卿盖亦晚而有作12。若子云、仲淹13，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14，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也，道不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先辈之文浩乎霈然，可谓善矣15。而又志于为道，犹自以为未广，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难也。修学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于所悦，而溺于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励修之少进焉。幸甚幸甚。修白16。

修顿首禀告吴君足下：前几天承蒙您给我一封信和三篇文章，打开一读，好像有成千上万的文字，等到稍稍定神细看，才知道不过几百字。如果不是词义丰富，立意高远，气势充沛而不可抵挡，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但是，您自己还担心没有人开导，无所适从，写作难于提高，这是您一心向学的客气话罢了。我既无济世之才，官位也不尊荣显赫，因此，我的批评或表扬无足轻重，我的力量也不足以打动人心。世上想借名人的声望来抬高自己，借大人物的权力帮助自己上进的人，从我这里又能得到什么呢？您学业精进，文章雄健，本来就有用于时，也不必依靠我的声誉来抬高，依靠我的力量来上进。但是，承蒙您来看望我，好像有什么要求，莫非是急于寻求正道，不选择什么人而问了吧？

求学的人未尝不想求得道，但真正达到目的的却很少。这并不是道离开人很远，而是学习的人被某些假象迷惑了。说起作文，难于写得精巧令人喜爱，容易取悦于一时使自己满足。世上求学的人往往沉迷在这一点上，偶尔有高明的地方，便说：“我的学问够了。”沉迷得厉害的人甚至百事不关心，说：“我是一个文人，专心写文章罢了。”这就是求道很少达到目的的原因。

从前孔子年老了回到鲁国，整理六经，不过花了几年的短时间。但是，他攻读《易》时好像世上根本就没有《春秋》，读《尚书》时，好像没有《诗》，这是他之所以用功少而能登峰造极的原因。圣人的文章，虽然我们赶不上，但是，总的说来道的境界高，文章便不难具有很深的造诣。所以，孟子终日奔忙到处游说，没有空暇著书，荀子也到了晚年才写书。至于扬雄、王通，他们都是勉强模仿前人的言词来著述，这是道不足而勉强写作的表现。后世糊涂、愚昧的人，只看到前代的文章传了下来，以为学习就是舞文弄墨而已，所以越勤苦努力越达不到目的。这正是您所说的，整天关在房间里写，文章不能纵横驰骋，随心所欲，其原因在于道不充实。如果道充实了，即使是上天入地走遍天下，也没有达不到的。

您的文章就像汪洋大海，气势充沛，可称得上好文章了。而且，您又立志求道，还认识到自己不够。倘使一直这样不懈努力，那么达到孟子、荀子的境界也是不难的了。我是学道而没有达到目的的人，不过幸而不满足于一时的喜爱，也不沉溺于微小的成绩而停止不前。我写此文，是为了借助您这种不断上进的精神，来激励我的进步。非常幸运。欧阳修上。

这是欧阳修写给吴充的一封回信，作于康定元年（1040）。当时吴充应进士举到京城开封，带着文章向欧阳修求教，欧阳修于是写了此信作答。

此文是一封书信，也是欧阳修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一篇纲领性文章。信的主要内容是讨论“道”（圣贤之道、思想内容）和“文”（辞采、技巧）的关系问题，提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的重要观点，强调“道”对文章的决定作用。这是欧阳修一贯坚持的观点，他在《答祖择之书》中也说：“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同时，这一观点跟韩愈的“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哗，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柳宗元的“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也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强调作家的主观修养（包括思想、道德、学识等）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作家思想充实，富有远见卓识，他的文章就能“浩乎沛然”。由此出发，作者认为许多人写文章不能取得大的成就，原因就在于看不到作家应掌握的“道”对于写作的重要性，舍本逐末，把工夫花在言词等表现形式上，因而“愈力愈勤而愈不至”。作者还批评一般读书人求“道”不专，稍有一点成绩，便沾沾自喜自我满足，甚至“终日不出轩序”，“弃百事不关于心”，所以不能有很高的造诣。文章还以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重视身体力行，孜孜求道的事例与扬雄、王通一味模仿前人而勉强作文作对比，说明“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道理。欧阳修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思想，他提倡的“道”，也不外乎儒家之道。但欧阳修特别崇尚实际，强调致用，因此，他的“道”也包含着适合社会现实需要的政治主张、学说和思想修养等，表明他所倡导的古文其实是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关系密切而不可分的。

作者在信中回答吴充提出的问题，却从分析评论当时一般学者的通病入手，引用古人作正反例证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样既容易把道理说得透彻深刻，也有助于启发对方。另外，作者虽是开导对方，但他态度谦恭，对吴充的文章和他的“志于为道”赞赏有加。这些，都使得文章表现出纡徐婉转的特点。

明·孙琮：通篇只是一句：道足而文自生。持此立论，便已探骊得珠。（《山晓阁选宋大家欧阳庐陵全集》）

明·金人瑞：卓然有主于胸中，而笔底又能行之于清折。看他笔笔清深，笔笔曲折。（《评注才子古文》卷12）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晚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天圣八年（1030）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的参与者，同时是宋初诗文革新的文坛领袖。著有《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一卷，《新五代史》七十五卷，并曾与宋祁合著《新唐书》。《宋史》卷三百十九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