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是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创作的政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98年。

该书首先描述和分析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失败的原因，特别是福利制度中的不足、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它给社会带来的问题，使得新自由主义也不能都解决。两种主义都有一定的正确但是又都有自己的不足，导致两种派别无休止的争论。

吉登斯认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变化永远存在。”无论采用哪种制度去解决问题，都又会因为采取行动而改变社会，从而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所以他把解决问题的着眼点放在了问题的本身而不是制度。

作者论述了在新自由主义给社会带来了现代化，但是同时也给社会带了现代化的困境。例如：全球化、生态问题以及个人、政治中的价值观念变化等等。

面对崭新的局面和问题，作者提出了“第三条道路” 的思想，希望超越“左与右”的制度，而去寻找能够解决新问题的新制度。他在对自己的福利思想的描述中，提到了“国家和公民社会应当开展合作”，第三部门的介入、社区的自助发展以及“民主家庭”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平等的社会应该具备“平等、有限的精英统治、公共空间的复兴、超越劳动的社会、积极的福利政策、社会投资型国家。”

“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变革过程中的新的社会思潮。它作为一种更新和重建的民主思潮和发展模式，是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变化的产物，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一次新的重大调整和变革尝试，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第三条道路”是在对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传统左右派理论综合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进行的一次调整。安东尼·吉登斯是研究“第三条道路”的代表学者之一。他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就表达了关于“第三条道路”的思想观点。

吉登斯指出，当今的政治思想似乎丧失了给人以启迪的能力，政治领导人也似乎丧失了领导能力。人们公开辩论的主要话题是对道德价值观的沦丧、贫富差距的拉大和福利国家窘境的担忧。政治思维要重新获得其启发人的性质，就不能消极地应付问题，也不可局限于日常琐事和宗教活动范围内。没有理想，政治生活就失去了全部内容。但是，理想如果与实际的可能性无关，便是空洞无物的。人们必须弄清楚自己想要缔造什么样的社会，以及迈向这种社会的具体途径。他在该书中试图阐明，这些目标怎样才能实现，以及政治理想主义如何才能复兴。

吉登斯指出，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国家将会消亡；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极端重视国家在形成团结和平等两方面的作用。集体主义成了区别社会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保守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对“个人”的重视要强烈得多。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逆转。社会民主主义者们不得不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作出反应。但更重要的是促使撒切尔主义获得意识形态上的借鉴性的种种变革。

吉登斯认为，新个人主义同传统和习俗退出我们的生活有关。这种退出是通过全球化和福利国家实现的。福利机构帮助个人从过去的一些固定模式中解放出来。因此，合理的看法是把人们的时代视为一个道德转轨的时代，而不要将其视为道德沦丧的时代。

社会的团结不能靠国家自上而下的行动或求助于传统来保障。人们的谋生方式必须比前几代人积极，要更加积极地为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承担责任。

吉登斯认为，左派和右派这种原先的划分不能胜任解决现代问题的任务。这些问题包括经济的全球化、生态问题，家庭和工作性质的改变以及个人与文化特征等问题。诸如：人们对全球变暖应当如何作出反应？人们是否应该接受核能源？工作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依旧是一种核心的生活价值？人们是否应当赞成退化？欧洲联盟的前途应当如何？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明确的左派和右派之间争论的问题，这表明中间立场，亦即“第三条道路”，持有解决问题的钥匙。

他指出，最近“积极的中央”或“断然的中间立场”这一思想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中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讨论，应当认真地加以对待。从左右两派的观点看问题，中间只能意味着折中。但是，如果左右两派所涵盖的范围不如从前大，则这就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在他看来，第三条道路是一种超越于老右派的新自由主义和老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之上的政治理论，而不是夹在两派之间的中间道路。“中间偏左”不一定就是“温和左派”。

他认为，上述问题几乎全都需要采取断然的解决办法，或者令人考虑到断然的政策。所有这些问题都有造成分裂的可能性。

但是，解决他们所必需的条件和联盟并不一定以经济利益的分野为依据。例如，解决生态问题往往要求采取断然的观点。但是这种断然性从原则上讲，能够形成广泛的共识。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从全球化对策到家庭政策的各种情况。因此，“中问偏左”并不是一个有害的标签。社会民主主义要想复兴，就必须是中间偏左的，因为社会公正和解放性政策仍旧处于它的核心。但是，这个“中心”不应被看作空洞无物。相反，人们谈论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利用生活方式多样性之线所能够编织的联盟。

接着，吉登斯详尽阐述了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目标。他指出，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安然度过我们时代的主要革命：全球化、个人生活的种种巨变以及我们同自然的关系。第三条道路应当保持的关注焦点是社会公正，同时应当承认，左右两派之间的分野所未能涵盖的问题的范围比从前大。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看来，自由应当意味着行动的自主权，而这又要求社会的广泛参与。

吉登斯指出，第三条道路政治理论在抛弃集体主义之后，寻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关系，并试图重新界定权利与义务。这一理论的主要座右铭是：“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政府承担着对其公民和其他人的种种责任，包括对弱者的保护。

他不满意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于把权利当作必须无条件地接受的要求，认为伴随着个人主义扩张的应该是个人义务的延伸。例如，失业救济所应当附带的是积极寻找工作的义务。要确保福利制度不妨碍积极的寻找，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不承担责任就不享有权利”作为一项伦理原则，不仅适用于福利的获得者，而且适用于每一个人。否则，这一格言就可能被认为只适用于穷人或者需要帮助的人。

谈到了排斥问题，吉登斯认为，排斥所涉及的并不是不平等的程度，而是使人脱离社会主流的机制。限制特权阶层自愿的脱离，这对创造一个包括更多人的下层社会起着核心作用。许多人都认为，最高层特权的积累是无法遏止的。收入差距看来正在普遍拉大。例如在美国，1980年至1990年期问，收入增加部分的60%被占人口1%的最富有阶层获得。而占人口25%的最贫穷阶层的实际收入30年来一直未变。英国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势，尽管没有像美国这样呈极端之势。工人中最高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是50年来最大的。虽然按照实际数字来说，大多数职工的境况比20年前要好，但占人口10%的最贫穷者的实际收入却减少了。

他主张增强社会的吸纳性，认为吸收的范围必须远远超出工作，这不仅因为任何时候都有许多人未能跻身于劳动大军之中，而且因为社会如果过分地被勤劳伦理所主宰，那它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吸引力的生活场所。一个吸纳性强的社会必须满足无劳动能力者的基本需要，必须认识到生活目标的广泛多样性。

进而，吉登斯阐述了如何建立积极的福利。他指出，福利国家的改革不应使之沦为一个安全网。一项福利制度只有使大多数人受益，才能创造公民的共同道德。“福利”若只具有消极涵义，而且主要以穷人为对象，就像在美国常常出现的那种情况，其结果就会具有很严重的分裂性。

他认为，福利国家没有做好准备应付新式风险，比如技术变革、社会排斥和单亲家庭的激增。这种不对称分为两种：所包括的风险与需要不相适应；保护的集团不对头。

他强调，在福利改革中应该认识到，有效的风险管理并不仅仅意味着把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或者对风险进行防范，而且意味着驾御风险积极或活跃的方面和为冒险提供财力。积极的冒险被认为是创业活动的内在特色。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劳动大军。决定就业并放弃失业救济，或者接受某个特定产业中的一份工作，这些都是充满风险的活动。但是，这种冒险对个人和社会往往都是有益的。

他得出结论说，合理的做法是尽可能在人力资本方面投资，而不是直接提供经济支持。人们应当用社会投资国家来取代福利国家，以积极的福利社会为参考。

该书一面世，立即引起反响，英国《观察家报》等报刊纷纷对此进行了摘登和评论。该书也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第三条道路”思想给处于发展困境中的国家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年出生于英国，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家。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社会学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院长。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他撰写或主编了《社会的构成》《现代性的后果》《民族-国家与暴力》等三十多部著作，这些著作对当代社会学以及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引发了许多具有建设意义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