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汉夫（1905年11月7日一1972年1月1日），原名谢启泰，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人。抗战时期曾任《新华日报》新闻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等职。

父亲谢仁冰是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章汉夫早年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大学学习。随后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研究员。

1931年1月自莫斯科回国后，先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蔡和森被捕后，他担任代理省委书记。同年12月章汉夫在香港被捕，经父亲多方疏通营救，被押送出境。他在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后，任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职。

1933年5月，中共上海地下党遭受大破坏时，章汉夫再度被捕。经父亲设法，请邵力子援救，才被解往苏州反省院。后来父亲花了几十两黄金把他保出来，他却不顾家人劝告，于1935年到上海与党在上海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周扬、夏衍取得联系，为扩大文化学术界的统一战线做出贡献。他曾对父亲说：“你们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以此表达他终生奉献给党和革命的坚强决心。

抗战时期，章汉夫先在南京，后到武汉、重庆，历任《新华日报》的新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撰写社论、各类文章。

1945年4月，章汉夫随董必武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

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5月去上海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群众》周刊于6月在上海面世，章汉夫任主编，刊物尖锐地揭露了美蒋勾结发动内战的阴谋。

1947年1月30日，章汉夫以章翰化名，出版了《群众》香港版。

1948年9月，章汉夫按中央指示陪同沈钧儒等一批民主人士秘密离港北上进入解放区。随着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他于1949年1月先到天津作为调研组长，对帝国主义在天津的财产问题进行深入调查，重点调查开滦煤矿外国资产的情况。接着奉调去上海担任外侨事务处长。

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克农赴朝工作，章汉夫实际上成为常务副部长，当时许多重要外交声明、文电都是由他亲自构思、起草和修改的。那时印度在朝鲜问题上比较活跃，我向美提出警告就是由周总理通过印度传达的。在此期间，章汉夫频繁地同印方联系，就停战谈判和遣返战俘等问题反复做印度工作。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中印双方的政府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作为中印在中国西藏地方关系谈判的开始。中方首席代表就是章汉夫，印方则是第二任驻华大使赖嘉文先生。在这次接见时，周恩来提出了后来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61年5月，章汉夫作为副团长随陈毅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的国际斗争。由于美国干扰，会议谈谈停停拖延了14个月，斗争尖锐复杂。焦点是如何维护1954年日内瓦会议协议，维护老挝的独立、主权和中立。陈毅于1961年7月回国，到1962年7月两次赴日内瓦参加最后签字仪式，在这段长时间内，由章汉夫独当一面，任代表团代理团长。他牢牢记住周恩来总理在代表团赴会前一再叮嘱的“同美国斗争，需要费脑子”这一指示，正是费尽脑筋，打掉了美国企图在老挝实行“国际共管”和“国际监督”的阴谋。章汉夫精通英俄两种语言，这次被派上用场。有时在会上由于情况紧急，他不等翻译就直接用英语进行反驳和辩论，取得良好效果。事后陈毅慨叹地表扬说：“目前在国际会议上能当场用英语与对方辩论应对，得心应手，恐怕还只有汉夫同志了。”他还充满感情地说：“我们国家如果颁发奖章的话，一定要发给汉夫同志。”

1967年1月，章汉夫访巴、缅回国后不久即病倒。他当时正因曾在苏州反省院关押过的历史问题接受审查。在外交部大礼堂上，造反派批斗章汉夫的夫人龚普生，逼她交代章汉夫的“罪行”，要她“划清界限”。每当龚普生说话称呼“汉夫同志”时，造反派就厉声斥责道：“不许叫汉夫同志！”但龚普生则仍顽强地继续这样称呼。

章汉夫最后还是于1968年3月被关到昌平县的秦城监狱，关了近4年，直到1972年1月含冤病逝。

这冤案终于在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章汉夫的父亲是谢仁冰，夫人是龚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