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分化即阶层隔离和社群边界，也叫空间分化策略，它是空间化实践策略的其中一种。

空间分化分化策略是指空间性质和功能分区，如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分化，这是人类社会活动分化、深化的表现。总之，任何社会活动在一定意义上都表现为空间化实践，而空间化实践赋予人的活动、关系和社会过程以一定的空间秩序、关系和结构。

不论何种空间分化策略，实质均可以归结为对空间的可及性控制。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可及性表示针对某空间（包括空间里的人与活动以及物质环境等）或资源的接触、参与和获取的难易程度。K.林奇根据怎样可达和为谁服务对可及性进行了分类，最基本的可及性是与他人交往的可及性。其次是对各种活动的可及性，即参加各种活动的机会多少。再次是资源可及性，例如食物、能源、景观等。接下来是空间可及性，如进入某个社区和公共空间是否受欢迎等。最后是信息可及性，在今天的城市中，信息的可及性已经成为人们的一个主要的需求。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是由城市分化所形成的，这种分化是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包括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活方式、消费类型以及居住条件等方面的分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趋于定型化，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体现在消费、教育和审美品味等多方面的区隔，而这种阶层分化在城市地域空间上最直接的体现是居住区的地域分化。刘精明和李路路（2005）利用GSS2003的数据，从居住模式、社会交往、生活方式和阶层意识等四个维度探讨了中国城镇社会中客观阶层位置在有关社会领域中的后果和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除了生活方式维度上阶层化的趋势比较模糊，在居住、交往和认同维度上，阶层化成为了主要的趋势。杨上广和王春兰（2006）对于上海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同阶层之间的居住隔离已经出现，一方面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拉大，形成彼此的社会隔离和断裂；另一方面区隔的出现使得贫困阶层逐渐远离主流社会，并且遭受空间的剥夺，容易出现贫困固化和社会阶层的对立。阶层矛盾的激化已经初露端倪，文中引用上海浦东的调查表明，当地居民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是浦东表现最为明显的群体矛盾，文章最后认为不断扩展和提高的城市化过程并不能解决贫困、不平等的社会问题，相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不利因素可能在空间上高度聚集，从而使城市内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进一步激化。

阶层分化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最主要和最核心的话题，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不平等不仅包括物质资源分配和占有的不平等，还包括文化表达上的不平等。研究社会分层，除了阶级和阶层的维度，还包括性别、种族、信仰等其他领域的分化。经济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多样性更加突出，很重要的体现是新的社群（community）在城市中的出现。虽然国内对此的研究总体上还相当有限，但是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和关注，比如关于宗教信教群体的研究。方文（2005）以北京基督教新教群体为例，研究社群符号边界的建构。他的研究显示，通过社会范畴化，基督群体和他群体之间的符号边界得以形成，通过社会比较过程，所形成的群体符号边界同时也是群际的符号边界，得以不断强化，而通过内群体惯例性的和典范性的社会行动，由群体记忆所承载的群体文化、群体风格和群体社会表征体系，得以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从而形成独立的社群意识。目前基督新教在中国城市中发展迅速，Yang（2005）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维度讨论了信徒皈依基督新教的原因。在他看来，单纯微观层面的个人危机和个人选择的解释并不充分，中观层面的结社需求和基督教的组织能力同样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宏观层面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基督教被重新赋予了现代性和世界性的意义，并被生活在不确定和风险中的中国城市居民提供了新的寄托。

在社会生活网络化的推动下，社会空间发生了在场空间和缺场空间的分化，这种分化表现为全球性、全国性和局域性不同层次的空间分化。社会空间是社会生活的感性形式，是社会成员感性实践展开的具有表象性的存在状态。面对社会空间的复杂分化，厘当高度重视社会成员通过缺场交往、传递经验和社会认同而形成的信息权力，重视网民在一定程度上隐匿了身份与环境而通过信息权力由缺场空间对在场空间发生的作用，认清缺场空间和在场空间的矛盾关系及其可能引发的社会冲突，并且在其中发现促进社会进步和公平正义的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