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中南(1912—1992)，笔名穆穆。山东省蓬莱县人，北平中国大学文学系毕业。作品有小说、诗及评论多种，多以动乱时代苦难的中国为背景。穆中南的诗作未见结集，另有著作十一种。

穆中南(1912—1992)，笔名穆穆。山东省蓬莱县人，北平中国大学文学系毕业，一九三五年因赴沈阳从事爱国工作，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出狱后入关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曾任山东蓬莱县中心小学校长，一九四六年任《和平日报》沈阳社主笔、兼《沈阳日报》主笔，创办文运出版社，一九四八年去台湾，任《平言日报》编辑，一九五○年协助创办《征信新闻报》（即现在之《中国时报》），一九五一年创办文坛社，出版《文坛月刊》及文坛丛书，一九五五年任中国文艺协会总干事，并兼任淡江文理学院、辅仁大学教授。作品有小说、诗及评论多种，多以动乱时代苦难的中国为背景。穆中南的诗作未见结集，另有著作十一种。

穆中南(1912—1992)小说家。笔名穆穆。山东省蓬莱县人。一九一二年生，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辞世，享年八十岁。

穆中南老家世代务农，日俄战争爆发后，他在九岁那年离开家乡，前往东北投靠伯父，然而却受到伯母的凌虐，这样的遭遇让他领悟到“忍”字的重要性，也是他日后面对艰难却能不屈不挠的原因。他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文学系。二十四岁赴沈阳途中，被日本宪兵逮捕，出狱后他入关从事乡村教育工作；并曾作蓬莱县中心小学校长。“教育”是穆中南一生努力的方向，所以当他来台后，眼见文艺创作的贫瘠，引发他培育台湾文坛的文艺写作人材的心愿，这正是他致力于《文学杂志》与“文艺函授班”的创办动机。

1937年对日抗战展开，穆中南为保卫家乡曾投入地方游击队，最后因伤而改任敌后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和平日报》沈阳社主笔、兼任《沈阳日报》主笔，并创办文运出版社，这些经历正是穆中南来台后，投入新闻编辑与文学杂志创刊等工作的基础。从穆中南的一生看来，他是具有凡事全心投入的固执性格与英雄般的豪情特质，也是一位喜欢燃烧自我来换取光亮的典型人物。

1948年穆中南于七月三十一日由上海、香港辗转抵台，原本只想来台玩玩，却没想到大陆解放，两岸隔绝。于是展开了他另一段生命的历程。在台初期，穆中南面对的是“政治与社会动乱、经济物质缺乏”的台湾，想要开创全新的事业，是很艰难的。他曾说：“1949、1950年，在写稿不景气的气氛里，我依靠这支笔养活着七口之家，填格子的痛苦使我恨起这支笔来，于是决心放弃这个工作，在1950年的十月，我替当时物资调节委员会属下的征信新闻搞业务。”这一段话显现出穆中南来台后面临着窘困的生活压力，这或许正是他努力开创写作园地，与提拔新兴的写作人才的主要动力所在。

穆中南除了在培育文艺人材与积极提拔新人的贡献外，亦有些文学创作。他在《文坛》创刊前，曾经以“穆穆”的笔名，在《宝岛文艺》月刊、《半月文艺》等发表过小说；但《文坛》创刊后，他的作品就只出现在《文坛》杂志中。后来亦集结成书，有短篇小说：《亡国恨》、《古城》、《杨宾楼与小白龙》、《苦难中成长》；有长篇小说：《大动乱》、《三十五岁的女人》、《圈套》、《苦饮》等；并于黎明出版社出版了《穆中南自选集》。此外，他在1961年出版了一本理论的书——《写作的境界》，书中除了收录写作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外，同时记录了历年来的《文坛》工作进展，这对后学了解当时的《文坛》活动很有助益。

他在大陆时期曾于北平《艺术与生活》杂志，出版了新诗《摭果录》与独幕剧《生涯》，来台后迫于生活的需求，只好重执这支“文艺的笔”，投身于文艺创作的工作。然而五○年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艺（文化）等方面，均处于混乱的局势中，当时的文艺市场犹如荒漠一般，无论是台籍作家，或是大陆来台作家，都很难靠一支笔来过生活；然而我们认为艰困的环境是击不倒穆中南的。果然他随后即担任《征信新闻》（1950，《中国时报》的前身）的经理，靠着“相信自己，坚持到底”的精神，想把《征信新闻》办得有声有色；虽然他办理《征信新闻》的过程，常受到同仁的排斥与中伤，不过这些外在的阻力，并没有改变他坚持的态度，他曾说：“当我想离开时，什么人也留不下，当我不想离开时，谁轰我也是办不到的。”这样的理念支撑着他坚持到底的决心，最后他不但没有被轰走，反而使《征信新闻》的业绩蒸蒸日上。他曾自豪的说：“我是把《征信新闻》由二十份挣扎至六千多份，《征信新闻》的基础稳定了，结果还是我立意要走也没留得下。”最后他潇洒的离开了《征信新闻》，选择出任国民党党营的《中国一周》经理，这样一来他与国民党的关系就更加的密切了，我们也更能体会出他提倡“战斗文艺”的动机与立场了。

穆中南曾说：“《文坛》创刊于1952年6月1日，但筹备发刊却是1951秋季。忆起筹备发刊《文坛》的动机，有个痛苦的插曲；这个插曲才是《文坛》催生的动力。”这个“插曲”是指《文坛》的筹备创办，是在他即将离开《征信新闻》时。他找来了王蓝与刘枋二位大将帮忙，而自己则依旧为《征信新闻》搞业务。他说：“他们对文艺创作的看法在态度上是相同的——以严肃为主。”因此他们禀持着“以文会友”的精神来共同经营。就在他们群策群力、团结合作下，寻求创作上共同求进步的理想，他说：“我们不过是为文友们服务的事务人员，大家拿出作品来重建文坛。”而这样的历程正是鼓舞他想办一份杂志的信心，这就是《文坛》的诞生了。

穆中南面对当时文艺发表园地仅限于报纸副刊与“文奖会”主办的文艺写作竞赛，以及几个小型的文艺刊物而已，这样的现实环境是无法满足文艺作家们之需求的；另外穆中南来台之初埋首笔耕谋生，当时的他曾受无处发表与版面字数受限之苦，正因为外在环境的贫乏与切身的感触，激发了他创办“纯文学刊物”的动机与理想。他曾回忆那段时间的大环境说道：

那时发表作品的园地，第一是报纸副刊，第二是“文奖会“所办的《文艺创作》，另外还有几个小型的文艺刊物，但不很发生影响作用。一般作者所感到苦闷的，在报纸副刊上受文字的限制，不能发挥大家的情感，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先知先觉，认为给《文艺创作》写稿，非加上一个反共抗俄的尾巴和脚注不可，对于文学本质的人性描写，颇有言不由衷之感，所以读者也以官面文章视之。

《文坛》杂志创办的方针是——针对时弊来加以改进与批判。所以《文坛》没有创刊词，只因为穆中南希望给予作家自由创作的空间，所以他禀持着“使作家发挥意志的具体作风”，提出：“第一，不限字数；第二，不限创作家的意志；第三，园地公开”等三大原则。所以没有创刊词正是《文坛》的最大特点，它不怕刊载长篇巨著，只要文章好、并且他认为有价值性，就算是长篇的作品，他也会一口气或一期把它刊登完，这点我们从“创刊号”中琦君所写的《姊夫》便可得到证实。

因此可知《文坛》创刊之初，穆中南即本着把握文艺的立场，始终保持新文艺的面貌：并且准备以整个时间与精力来达成这个使命，这正是穆中南坚定的决心与使命感。然而在国民党当局提倡文艺改革政策下，《文坛》虽期望文艺作品能以描述人性为主，但却也无法抵挡“反共抗俄”的大潮流。所以穆中南在面对当时低迷的文艺环境时，纵然心中对于新文艺充满理想，却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环境的问题。又因穆中南本身的政党关系好，促使他改变对文艺的期待，而提出“以文艺的力量”来阐扬反共精神，他想藉由建设新文艺来改良大环境，期盼开创纯文艺的发挥舞台，所以他提倡“批评与严肃的文艺风气”，他曾批评当时的恶习说：“1953年的下半年，文坛上有一种恶习，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冒用文艺的名义，随便出版书籍，来骗读者。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批评，同时内幕新闻满天飞，《文坛》为了向这批不道德的风气宣战，改为薄本，定价一元，提倡报导、欣赏、批评和翻译。”这就是当时文坛人人熟知的“穆二哥”，他以满腔的热情与豪气，积极投身文坛的改造工作；因此在1954年“文化清洁运动”提出后，《文坛》杂志也积极的配合该运动，特别发行专辑来记录“文化清洁运动”的始末；这本专辑是收录有关“文化清洁运动”资料最完整的一本。此外，也可见出穆中南期望《文坛》杂志也能兼具历史记录的责任。不仅如此，他更策划出战斗文学。

他还在1955年10月出版了一套“战斗文艺丛书”，其中包括理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剧本、木刻等十本书。

1.《中国文学史纲》，台北，文坛函授学校，1958年，32开。

2.《写作的境界》，台北，文坛社，1961年2月，32开，326页。

1.《亡国恨》（短篇），台北，文坛社，1954年10月，32开，94页。

2.《大动乱》（长篇），台北，文坛社，1954年1月，32开，214页。

3.《三十五岁的女人》（长篇），台北，文坛社，1955年4月，32开，132页。

4.《圈套》（长篇），台北，文坛社，1958年6月，32开，196页。

5.《古城》（短篇），台北，文坛社，1956年，32开。

6.《苦饮》（长篇），台北，文坛社，1968年11月，32开，176页。

7.《杨宾楼与小白龙》（短篇），台北，文坛社，1972年，32开。

8.《苦难中长城》（短篇），台北，文坛社，1969年1月，32开，246页。

9.《穆中南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公司。

（选自傅天虹主编《大中华新诗辞典》台湾卷第一分册，香港金陵书社199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