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泰州海陵区城北地区、新通扬运河以南。明清时，泰州为里下河地区农产品集散地，粮行、油坊、栈房等，大多沿河而设，稻河曾形成“小桥、流水、人家”的古街区，仅古桥就有八座。近年来，稻河几次修整，其干河河底高程负一米，底宽约八米；支河河底高程负零点五米，底宽约六米；入新通扬运河口处建有闸站，通航孔净宽八米，边孔净宽三点五米。

稻河是条流淌着泰州历史文化的河，它的诞生、发展、繁华、衰落和再兴,许多人文故事帮助人们穿越历史，感知泰州。

有关稻河的记述

《道光泰州志·河渠》中记泰州之水“总名有四，曰上河、曰济川河、曰下河、曰城内市河”，稻河在城北，归为下河，属淮河水系。与东西两侧的卤汀河、草河相比，稻河在史籍中见诸最晚。卤汀河旧称“浦汀河”，在《崇祯泰州志》有注曰“在州治北自渔行坝直抵兴化高邮宝应，即海陵溪也”，草河出现在《续纂泰州志》中，言其“在北门东坝下，为草船业聚之地”，且附注道“旁有嘉庆年草河石碑”，一早于明崇祯，一不迟于清嘉庆，姗姗来迟的稻河记载直到民国二十年才在志书中第一次出现，《民国泰县志稿》有记曰：

“中间河，即稻河，亦称市河。由西坝北犁山嘴北流起，经通仓桥、演化桥、韩家桥至罗浮山汇老西河，过渔行镇西坝直通下河，由罗浮山折北而东过赵公桥汇东草河北行，亦通下河。”

从河道的流向看并不陌生，《道光泰州志》讲“水利”时言“下河水道其道有三，一自小溪东至浦汀河南经港口渔行入韩家桥至板桥”，明末顾炎武《泰州河渠考》谈及“淮水”时亦有“自兴化凌亭阁南流，接州境新城殿河东，沿施家湾西至犁山嘴板桥口”之述，虽都无“稻河”两字，然一水南来犁山嘴，与民国志书中所述如出一辙。顾文中的“施家湾”亦出现在同时期的《崇祯泰州志》中，注曰“在州治北三里，鱼盐蟹稻往来舟楫骈集之所”，对照《道光泰州志》注“施家湾”言“新城殿河东”，联系顾文，或许可以推测“稻河”早时即称“新城殿河”。

泰州新城初为南宋端平二年（1235）知州许堪在州城北五里湖荡中所筑城堡，元末张士诚曾于此设扬州义兵元帅府和泰州州治，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被朱元璋军队攻占并夷平城池，万历年间邑人陈应芳著《敬止集》在《泰州下河图》标此地为“新城大水”，《崇祯泰州志·舆图》沿用陈图，《道光泰州志·舆图》其处则标为“新城殿”，“河渠”中亦有“新城殿河”，言“赵公桥北附郭一带”，另有“自新城殿折而东北者为通场道盐河”、“自新城殿折而直北者为兴泰往来官河”等述，“新城殿”此时不似河名而如一湖名了。由“新城殿”向南，《道光泰州志·舆图》标为“运河”，该志注“运河”时讲“有西南北三河”，具体讲“北运河”时注“在州治北，通东台及各盐场”，由此可见，“运河”亦是“稻河”旧名。

这亦不是孤证，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注“泰州北堰”道：“绍兴年，于清化桥南荆开运河支流，直达城北”，可见清化桥下确为运河之水。南宋初年的这次开河，沟通上下河通舟楫之便，《泰州河渠考》却记曰“海陵虽号为泽国乎，然河腹甚浅，易盈易涸”，水患也随之频发，直至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筑东西两坝规定永不许开，往来船只必须在此过坝。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判官简辅开拓东西坝，北门一带街市渐成，商贾云集人烟稠密。

值得一述的是，由于“泰形前高后低”，人们习惯认为“江水高淮水低”，东西二坝只为防江水灌涌下河，其时这是个误区。由于泰州城南隔有济川坝,与长江并不直接相通，《退庵笔记》中云“泰之水自运盐河东来，注由白塔芒稻二河”，江水经由西运河蜿蜒流入城壕早已没有浩荡气势，相反由北运河而来的淮水却是泰城之大患。每逢淮水暴涨，因无归海正路，多经京杭大运河入江宣泄，运河不堪容纳,堤身常有溃决危险，只有放坝以减轻压力，泰州等下河各地随之陆沉堪虞，此即所谓“西水之患”，昔人李啸东《民国二十年大水》有文记曰：“……西堤溃决有数十处之多，直泻里下河。一夜之间，到十二日早晨，泰城河下水势陡升二三尺，城北篮子行大街、徐家桥大巷口水深没膝，孙家桥直抵赵公桥，大街全没于水……”

孙家桥、赵公桥都是稻河上的古桥。赵公桥在最北，由之向南，依次为清乾隆七年所建丰乐桥、明景泰三年所建演化桥、清乾隆年间所建孙家桥、明永乐三年所建清化桥、明正统年间所建通仓桥、清乾隆年间所建板桥。

赵公桥古称凤尾桥，位于城北老渔行南。泰州旧称凤凰城，有“高桥似凤首，赵公桥似凤尾，东西凤凰墩似凤之二翅”之记。高桥为凤首因其高，赵公桥为凤尾自因其长，旧日此桥为泰州境内最长之砖孔桥，跨度逾五十米，桥下有桥墩十八个，桥上建了五座土地庙，“一桥五庙”足可见桥身之长。桥西旧有罗浮山漂于水上，山中旧有供奉葛洪之茅庵，“荡舟凤尾桥，罗浮指山麓”，州中名士常唱和于此，沉醉于烟波浩渺，斯文故事亦是一时之胜，“长桥烟景”日渐闻名。

通仓桥、板桥旧时为盐业重地，其名也源于此。旧时，泰州是淮盐的主产地，南唐初年海陵县即因“咸鹾赡溢、职赋殷繁”升建为泰州，南宋在此设淮南东路提举盐事司，明初两淮都转盐运使司也设在泰州。洪武二十五年东西坝筑成后，泰属十一盐场的盐船由北运河行至稻河头停下，即停泊在自通仓桥至板桥之间，有“千帆压云”之景象，稻河水亦因之见涨，所谓“来往行船唱棹歌，淮南盐舶北门多。不知清化桥头水，近日平添几尺波”。

清化桥在通仓桥北，与演化桥同为稻河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两座桥。周志陶老先生有《一寺两座桥》诗，曰“王屋禅师佛法高，三徒顿悟放屠刀。开清演化传衣钵，一座丛林两座桥”，诗前有跋说，“北山寺唐宝历元年建。相传一日王屋禅师设道场，有三巨盗路经于此，听王屋禅师讲经，顿然悔悟，解刀掷地，叩求皈依佛门。禅师曰‘善哉，善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遂收三人为徒，分别赐法名曰开化、清化、演化。三徒发愿向善各自游方募化。数年后，开化重修寺宇，名曰‘北山开化禅寺’，清化、演化各建石桥一座，横跨稻河之上，各以其名命之。”夏耐庵的《吴陵野记》中也有关于“三化”的类似记载。

丰乐桥又名韩家桥，即今韩桥，其名不见经传，亦几经修建，早失原貌。作为稻河上唯一保存下来的古桥，孙家桥至今仍为稻河两岸人往来之要道。此桥又名利涉桥或五泉桥，原为东西走向，建国初改建为方孔踏步桥，拆除石拱部分，保留原来桥基。百年沧桑，如今那由长方形厚麻条石砌成的桥身早已磨平，桥栏立柱上原有的几只石狮也残存无几。

稻河之“稻”更是明清时泰州经济的主要命脉之一。

《说文》释“稻”作“稌也”，“禾”与“余”会意为“不在日常食谱中的谷类”。旧时百姓日常食用多为小米，即“粟”，稻及大米仍属贵稀。泰州其时为红粟产区，汉初刘濞于此建海陵仓，左思《吴都赋》云“郦海陵之仓，则红粟流衍”，骆宾王一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更是气势如虹。隋唐以后，植稻面积渐多，《隋书》中有“海陵盛产桃花米”之句，不知是稻是粟，及至与泰州有些渊源的陆游戏作“香粳炊熟泰州红”时，则是稻无疑了。“粳”是稻属，“泰州红”则是以“泰州”命名的水稻品种了，南宋宁宗时期《嘉泰会稽志》所列当地水稻品种中即有泰州红，《乾隆乌青镇志》亦载“泰州籼，种自泰州来，其色赤，俗名赤籼”。由粟及稻，红赤不易，声名依旧，《道光泰州志》列“物产·谷类”时，“泰州红”仍排粇稻（即粳稻）第一。当然其时稻种已丰，尾其后有“马尾赤、鹤脚乌、雀不知、随犁归、救公饥、六十日白、观音秈、驼儿白、小香、早香、黑早……”其名近百种。

泰州稻田，多在里下河一带，《退庵笔记》中有云“下乡居什七八，俗呼为小湖广，甚言产稻之多也”。船载稻花香，相随盐船，北运河上的粮船亦是“水行满河”。与食盐官营不同，粮食可以流通买卖。洪武年东西二坝筑成后，下乡粮船亦阻在稻河头，以经营粮食为主的陆陈行在稻河两岸日渐增多，至清中后期达到极盛。所谓陆陈行即粮行，“陆陈”指大米、大麦、小麦、大豆、小豆、芝麻六种粮食，可见稻河的“稻”应是“粮食”之泛称了。

从坝口向北过板桥到通仓桥，稻河两岸都是盐栈和数十家过载行，再向北就是一家挨着一家的粮行了。清人赵瑜记曰“清化桥东为孙家桥，西为通仓桥，皆沿河米市也，其米由下河七邑装载而来”，七邑之粮一水买卖，《吴陵野记》述其时“两岸终日量升斛斗生涯极盛，劳工邪许声不绝于耳，露天之粟一望如云”。及至民国后期，稻河两岸粮行达六百多家，占泰城商号四分之一，《泰州商业志》中云其时粮食最高到货量日达万担以上，江南江北粮食行情，均以泰州粮价为准，视其涨落而涨落。

位于孙家桥西的广胜居是稻河边的“粮食交易所”，每天早晨人们多集中于此品茗议价，谈买谈卖讲的都是“暗舌子”，一到十在他们口中变成“州关市镇乡街桥井殿州”，外人乍听莫名其妙。光绪三十四年（1908），稻河边的粮行成立了陆陈公所。过去泰州迎会，以粮食业的乐队首屈一指，理发业次之。演奏的皆为昆曲牌子，抗日战争期间红豆馆主溥侗曾特来泰州向他们采录昆曲曲牌乐谱，可见其音乐水平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