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稚川移居图》是元代王蒙创作的纸本设色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葛稚川移居图》一反宋人传统的作画方式，展现出一种古朴含蓄的韵味。

画面表现了一个关于道教的历史故事，描绘的对象有山水、房舍、树木、人物等。

画前桥头，葛洪身着道服，手执木杖，左手携一鹿，正在回头观望，身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有二童跟随。画中重山峻岭，清溪小泉，茂林丛树，山顶坳间有茅舍房屋，曲径通幽，山坳间小路有人漫步，屋舍旁烟岚浮动，环境幽深，杳不可测，望之郁然深秀。

图中右上角有王蒙篆书题“葛稚川移居图”，行书款“予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

图正中上方钤“怡亲王宝”大印。

兵荒马乱、战火连天的宋代与明代之间有一个短命的元代，蒙古人用铁骑征服了这片土地。不到一百年的政权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在这里汉人没有地位，文化人没有地位，百姓只能忍辱负重，而文人只能归隐山林，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贵族出身的王蒙便生活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在仕与隐的矛盾中艰辛的进行艺术探索。

王蒙出身贵族早期的作品表现出一种积极的上进、入仕思想，他多次为官，但看到当时政治的腐败、人民的苦难，却无能为力，再加上士人朋友的相劝，他决定归隐山林，由于生活与理想不能统一，所以借用隐逸高士的生活情趣和超然恬淡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情感。

此图约创作于元宣光（1372-1375）年间，作者以象征的手法赞扬天竺日章法师的避世行为。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从唐末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画中，这个故事寄托了葛洪避世而遁入罗浮山的出世之想，传统文人也将“葛稚川移居图”作为隐遁山林、悠然自得生活的象征。

王蒙虽与葛洪所在年代相隔久远，但皆出名门，经历相似，他们都想入士做官却遭世弃，最终选择了避世之门，王蒙正是借葛洪表达自己避世隐居的思想。全画中左下方溪水最亮，烘托了葛稚川的形象。画面山岩重重，树木茂密，加上回环的流泉，曲折的山径，创造了一种幽远宁静、远离尘世的境地，反映了当时士人对于隐居的追求。

此图以山水为主体，构图繁复，重岩迭嶂，丹柯碧树，飞瀑流泉穿插其间。图下溪畔之径有数人行走，其中一人牵牛，一人骑牛。溪上有桥，桥上的葛洪宽衣大袖，右手抚鹿，身量比他人高大。图上端两山之间有数椽村舍，当为炼丹居住处。

画卷取全景式构图，但又不像宋画那样突出一主峰，而是强调众多山形所造成的一种整体气势和气氛。除画面左角空出一小块水面外，其余各处都布满了山石树木，使景致显得格外丰茂华滋，是王蒙典型的重山叠嶂式画法。

全画构图繁复，但层次井然，飞瀑、山径引导观者的视线层层深入，使画面气脉贯通，虽满而不迫塞，层次与明暗的处理使全图充满生趣。

画中重山复岭，飞瀑流泉，以细笔勾皴，略带小斧劈；丹柯碧树用双钩填色，人物虽小，但勾描工中带拙，形神兼备。

此画融合”南北”字画法于一体，石体厚重，用笔刚健，而又以勾勒线条配合来适应表现物象，它和王蒙平时擅长的解索皴、牛毛皴、云头皴有很大的不同，仔细观察图中的石法，先以淡润墨立骨，然后用稍微浓一层的墨色附加，最后勾勒皴擦。这和宋人的先勾然后皴擦，外轮扩线重实、粗矿的画法也又不相同。

皴擦在这幅画中是笔法也是墨法，画面中，石头大多应用皴擦的方式，岩壁多以细笔短皴为主，还夹杂这披麻皴和斧劈皴，但是其中的斧劈皴用以极干的笔墨轻松的加以皴擦，而且又不加以点苔，这和南宋湿笔绢本大有不同。

此外此画将宋人的湿笔重墨用干笔淡墨来代替，同时将宋人重刻画的特色用注重写意来代替，其笔墨的松动秀丽，情逸之气展现在纸上。

此图用色考究，色彩明快而无俗艳之感，颇具沉实浑厚的韵致，创造出一副理想的隐居环境，反映了画家当时弃官隐居的思想。

其设色以花青、墨青、赭石为主，色阶变化微妙，画面右下角的坡树以其结实的用笔和饱满的设色与远方的山峰拉开了虚实关系，山头点缀的红树主要以朱砂色染成。山石纯用水墨，仅树木、人物、屋宇处施以淡赭、花青和红色。

中国美学史论家王伯敏：钱杜总结王蒙用笔有两种方法，一是为世所传的解索皴，另一是“淡墨勾石骨，纯以焦墨擦，使石中绝无余地，再加以破点，望之郁然深秀”。其实这两种方法，常在一幅作品中并用。如所画《葛稚川移居图》，就有这两种画法兼用之妙。

此图曾经明人项元汴，清人安岐收藏，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2017年8月31日，广东省博物馆举办了“南北通融——南粤古驿道展览”，《葛稚川移居图》在这次展览中展出。

王蒙（1308－1385），元画家，字叔明，号香光居士，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曾任元末官理问，泰安知州，后因胡维庸案牵累，死于狱中。

王蒙能诗文，工书法，所作对明、清山水画影响甚大，与黄公望、吴镇、倪瓒合称“元四家”。传世的代表作有《青卞隐居图》、《春山读书图》、《葛稚川移居图》、《秋山草堂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