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税盾的作用是有限的。企业的理财重点应是提高资本的报酬(息税前盈余)。息税前盈余总额取决于企业的
投资总额和
资本利润率，在一定资本总量的前提下，无论采用何种
资本结构，其投资
总收益是既定的，即息税前盈余总额是既定的。资本结构中税盾的存在并不会使息税前盈余总额增加。不同的资本结构，只是表现为既定的息税前盈余总额怎样在政府、债权人、股东之间分配，划分为
企业所得税税额、债权人收益和股东收益。税盾的作用只是在于使政府收益(企业所得税)减少，相应增加债权人和股东收益而已。由此看来，在不改变息税前盈余总额前提下，依靠税盾少交税来增加债权人收益和股东收益，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要增加债权人收益和股东收益，最直接的措施应是扩大
产品销售，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增强企业盈利水平，努力增大息税前盈余总额，然后才是利用税盾扩大债权人收益和股东收益所占份额。如果企业不将主要精力放在提高资本报酬上，一味强调通过少交税来增加债权人收益和股东收益，则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的。
其次，在政府的税制中，由于征收
个人所得税会降低税盾带来的
税收利益。大多数国家的
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来自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所得、股息所得征税。这会使债权人收益和股东收益下降。
再次，
债务资本带来的税盾是有风险的，其数额具有
不确定性。如果企业单纯追求
税盾效应而选择债务资本，是要冒相当大的风险的。如前所述，不考虑个人所得税时：税盾数额=债务额×债务利率×
企业所得税税率；债务额=税盾数额÷债务利率÷企业所得税税率。要实现一定量的预期税盾数额，企业需要较大规模的债务额。而债务资本是要约期归还并支付固定利息的。比较而言，
权益资本可长期使用，视企业盈利情况决定
股利的多少，企业不存在还本付息的压力和资不抵债导致破产的风险。债务资本则是相反，债务额越大，企业的
财务风险就越大。
另外，从长远来看，税盾对于改善企业的
投资环境并无益处。税盾的存在改变了息税前盈余在政府、债权人、股东之间的比例，形成了有利于债权人、股东而不利于政府的
分配结构。站在宏观的角度，如整个社会经济都追求
税盾效应，就会影响政府
财政收入及时足额的取得。征税是出于政府无偿提供
公共品的需要。公共品由于它的
非排斥性和“搭便车”现象，必须由政府来无偿提供，如国防、治安、交通、环保、防疫等等。政府在提供这些公共品时需要从市场上购买相应的劳务和商品。这些公共品的成本必须得到
价值补偿。而这种补偿就是以税收方式来实现的。假使整个社会经济中的个体只追逐自身利益，都想方设法少交税，就会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导致公共品的成本得不到补偿，势必会影响到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的数量、质量。如果离开了相应的治安、交通、通讯、环保、教育、社会保障和
社会救济等
配套设施，企业的持续经营、长远发展都会受到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