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先祖本为掖县（今山东省招远）人，程绍自幼天资颖敏，勤奋好学，才识过人，熟读经书，并旁涉百家，求教于有识之人。明万历十六年（1588）考取举人，次年成进士。授河南司阳、
汝宁府推官。程绍为人严峻耿直，沉静稳重，不徇私情，富有正义感，断案决狱，有“神鬼破胆”之誉。后擢户科给事中，迁吏部左给事中。矿税之使奏逮主管负责的官吏，他再三予以抗论。山西税使张忠弹劾夏县知县韩薰，程绍“特疏申理”，上书自诸津要，同朝好友相劝敛笔，绍言：“食皇家禄，就得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安能顾个人生命安危。”帝怒斥，遂被削职为民。
程绍归德后，家居奉视，亲朋好友慰问，绍曰：“君不负职，无官，何病。”乃督诸藏获桑府（即
濯锦园），莳花竹，师课二子，扶危济困，修桥补路，兴修水利，广行善事，洒扫庄宇劳苦近20余年。居家期间，还倡导复兴古学，改良政治。在文学上，他强调诗文创作应该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因此，他的作品大多内容充实，雄健浑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泰昌元年（1620），程绍被召回京，起用
太常寺少卿，掌管祭祀、礼乐。天启四年（1624），擢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精心吏治，按时接受军队所需粮草，为防出现问题，还将粮草存入洞穴内。按照军队编制，核实治理，平日里再三教育守备人员，对粮草要加强警戒。回京后，时逢熹宗封自己的族人，程绍根据自己的调查和手中所掌握的他们的残暴罪行，逐一列清，呈于皇帝，停止了他们的调职等级。后因《报玉玺疏》言：“玉玺并非什么国宝，国之所宝在贤臣”以及及推荐
东林党人
邹元标、
冯从吾、
王纪、
周嘉谟、
钟羽正、
余懋衡、
曹于汴等人，被宦官
魏忠贤排斥。后权阉势益张，久之无所得，乃嗾御史论，程绍借题援引门户诸臣，逐移疾归里。
天启六年（1626），浙江巡抚
潘汝桢为讨好
魏忠贤，上疏请“建魏忠贤生祠，用致祝厘。”皇帝允准后，各地督抚大员纷纷效法，唯恐落后，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华丽，到处都发生拆民房、拆庙宇，甚至拆学宫建生祠的事情。
德州知州为巴结
魏忠贤，也议建“魏忠祠”，程绍得知后坚决反对，“率（州内）诸绅士力止之”。
崇祯六年（1633），77岁的程绍被召回京，起用工部右待郎，“激浊扬清，使兵民安定和睦，河工、屯田为淮（安）、徐（州）地区，民害，绍治之”，深受民众爱戴。约二年，以年老四疏乞休得请，卒于家，大葬于韩庄村（今
德城区抬头寺乡大韩村）南许。卒后获赠
工部尚书。崇祯十三年（1640），皇帝遣监察御史严云京谕祭一坛。
绍举万历十七年进士。除汝宁推官，征授户科
给事中。巡视京营。副将佟养正等五人行贿求迁，皆劾置于理。帝遣使采矿河南，绍两疏言宜罢，皆不报。
再迁吏科左
给事中。会大计京官，御史许闻造讦
户部侍郎张养蒙等，语侵
吏部侍郎裴应章。绍言闻造挟吏部以避计典，且附会阁臣张位，闻造乃贬边方。主事赵世德考察贬官，
廷议征
杨应龙，兵部举世德知兵，绍驳止之。又劾文选郎杨守峻，守峻自引去。
饶州通判沈榜贬官，夤缘税监
潘相得留，绍极言非法。山西税使张忠以夏县知县韩薰忤己，奏调之僻地，绍又争之，帝怒，斥为民。以
沈一贯救，诏镌一秩，出之外。
给事中李应策、御史李炳等争之，帝益怒，并薰斥为民，而夺应策等俸。绍家居二十年。光宗即位，起太常少卿。
天启四年，历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宗室居仪封者为盗窟，绍列上其状，废徙高墙。临漳民耕地漳滨，得玉玺，龙纽龟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献绍。绍闻之于朝，略言：“秦玺不足征久矣。今玺出，适在臣疆，既不当复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间。欲遣官恭进阙廷，迹涉贡媚。且至尊所宝，在德不在玺，故先驰奏闻，候命进止。昔王孙圉不宝玉珩，齐威王不宝照乘，前史美之。陛下尊贤爱士，野无留良。尚有一代名贤，如
邹元标、冯从吾、王纪、
周嘉谟、盛以弘、
孙慎行、
钟羽正、余懋衡、
曹于汴等皆忧国奉公，白首魁艾。其他词林台谏一锢不起者，并皇国祯祥，盛朝珍宝。臣不能汲致明廷，徒献符贡瑞，臣窃羞之。愿陛下惟贤是宝。在朝之忠直，勿事虚拘；在野之老成，亟图登进。彼区区秦玺之真伪，又安足计哉。”魏忠贤方斥逐耆硕，见之不悦。后忠贤势益张，绍遂引疾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