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玮是中国著名的
儿童文学作家。江苏
江阴人。1982年毕业于
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又毕业于西柏林国际电视中心。高中毕业后曾赴农村插队务农，后任
江苏电视台电视剧编剧。
人物经历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少年文艺》发表儿童文学作品，如《我和足球》、《淡绿色的小草》等，深受小读者喜爱，被评论界喻为“80年代最有才情的少儿文学作家之一”。中篇小说《
来自异国的孩子》、长篇小说《少女的红发卡》分别获得第一、第二届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由她编剧的电影《豆蔻年华》获金鸡奖及政府奖。
1975年秋高中毕业插队至周庄农村，创作发表了3个中篇小说，10多个短篇儿童文学小说。
1980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理事。1984年参加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是与会者中最年轻的代表。
1989年因中德文化交流需要，被遴选派往德国，在汉堡大学、科伦学院深造。
1993年毕业于西柏林国际电视中心，即以编译兼制版人供职于
德国电视二台。
2008年，阔别文坛10年之久的程玮复出。
2018年11月8日，作品《海龟老师1：校园里的海滩》获2018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图书（文字）奖。
个人作品
国语小说
《我的鸽子号》
《邱家老宅》
《豆蔻年华》
《中学生三部曲》
《少女的红发卡》
《少女的红围巾》
《少女的红衬衣》
《风中私语》
《夜莺的歌唱》
《白色的贝壳》
《蓝五角星》
《我和足球》
《永远的秘密》
《山那边的世界》
《今年流行黄裙子》
德语小说
《白色的塔》
翻译作品
《小王子》
编剧作品
《秋白之死》
《红发卡》
《豆蔻年华》
《满票》
《朱自满》
《秦淮人家》
《会跳舞的星星》
获奖作品
《海龟老师1：校园里的海滩》
出版图书
获奖经历
共获全国及省市文学作品奖60多次。
电视剧《秋白之死》获全国电视剧最佳编剧奖、第八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
电视剧《满票》获第九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电影《豆蔻年华》获1989年电影“金鸡奖”一等奖；
1996年根据《少女的红发卡》改编为电影的《红发卡》被评为1996“十佳”国产影片。
《海龟老师1：校园里的海滩》
近10多年来，程玮一直奔波于欧洲和中国之间，拍摄了《秦始皇》、《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和《孔子》等10多部介绍中国文化的纪录片，为中德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让孩子学会爱与尊重
这些年每次回国，程玮都能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楼高了，车多了，人们的生活更好了。中国社会在二三十年里经历了西方社会二三百年的历程，堪称奇迹，但这样的高速度也对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的副作用就是社会变得浮躁了。急剧的变化让人们变得急功近利，忽略了精神建设，很多人有了房子、汽车，物质上变化很大，精神上却远远没有跟上。概括地说，就是有了钱，反而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合理地花了。“这好比有‘时差’，要‘倒时差’，我觉得靠的就是读书。”程玮说，不光是孩子，整个民族都要沉下心来读书，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读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程玮的青少年时期遇到了“文革”，很多人丢了书本。但幸运的是，她的父母都是教师，坚信无论怎样的社会，怎么样的国家，知识总是最有用的。所以，她幸运地比别的孩子多读了一些书。程玮上中学时，同学之间开始传阅一些外国文学作品。程玮曾看到过一本没有头也没有尾的书，由于排队等着看的同学太多，她甚至晚上躺在被窝里看。多年之后，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程玮才知道，那本书名叫《
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时还流行手抄本，我的字不好，轮不到我抄书，只能等着看。”程玮说，《第二次握手》等都是看的手抄本。“写文章时，就会用到里面的一些美丽的语言，渐渐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每天要阅读1小时 “我现在至少每天阅读1小时。”程玮告诉记者，她是利用睡觉前的一段时间看书的，主要是看一些文学方面的书籍，有朋友写的，有网上热门的，还有一些国际热门的读物。“实在没什么书可以看了，我就看《圣经》。”程玮笑着说，“《圣经》也挺有意思的。”程玮说，国外孩子的读书习惯就是在父母的引导下，一点点培养起来的。在中国，少吃一顿麦当劳，就可以让孩子多看一本好书。这份精神养料所带给孩子的，或许足以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记者希望程玮向广大读者推荐一些书籍，程玮想了想，“《小王子》吧，人类的希望和梦想都写在里面了。”
我是精神海归
尽管旅居德国近20年，但由于工作关系，程玮每年都会回国拍摄，走遍了几乎全国各地。“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中国。而当我在巴黎、伦敦、东京和罗马这样的地方行走时，我也没有很多异乡人的孤独和隔膜，因为我是精神海归。”程玮表示，这种精神海归的背后是中国优秀文化强大的吸引力。“我很喜欢回中国，也很喜欢住在德国。”年轻时，读了太多的欧洲文学，心里把欧洲当成了精神家园。程玮说，“一个精神上拥有两个家园的人，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开展中西交流很有必要
这些年来，程玮常年在欧洲和祖国之间奔波，为德国电视台拍摄传播中国文化的纪录片，拍摄制作了秦始皇、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孔子等题材。“我认为我做的工作很有意义。”程玮表示。很多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对国外有所了解，并看过一些西方的名著，但到了国外，程玮却发现，就连大学生都不知道中国的《红楼梦》，在绝大多数外国人心里，中国是贫穷、落后的。程玮说起一件事，1988年她在西柏林电视制作中心学习时，在一间休息室里，她从冰箱里拿了一瓶饮料，一位德国老师热心地向她介绍，这叫冰箱，新鲜的东西放进去，过了几天还是新鲜的……这件事对程玮触动很大，“开展中西文化交流很有必要。”现在，她正为2008北京奥运专题纪录片而忙碌着。
害怕重复自己
程玮曾被评论界喻为“80年代最有才情的少儿文学作家之一”。而就在她在创作方面获得了一个又一个成绩的时候，她却选择去德国。对此，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要离开。程玮说，“因为那时我有了一种危机感。我从很年轻时就开始写作，我觉得我已经把自己写空了。”“当我正式离开中国，到德国生活的时候，我心里已经跟写作进行了告别。”程玮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刻苦的人，只是凭着性情和兴趣写东西。她很怕再写下去会重复自己。“这个世界上已经充斥了很多很多的书，少我一本书，对这个世界毫无影响。”这是她当时的想法。
责任感让我回归创作
“时隔16年重新回归少儿文学，真的是感觉到了一种责任。”程玮说，如今国内的孩子有着很好的条件，受到很好的学科教育，但他们在很多方面是欠缺的。在国内看过一个电视广告，一个孩子嚷嚷着：“奶奶做的菜不好吃！”程玮向记者举例，她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引导。在西方，即使父母给你做事情，你也要说谢谢，这是教养。程玮曾帮助国内朋友的孩子申请大学、找住房，很少听到他们说谢谢，没有人教他们这么做。这样的经历使她想再拿起笔为孩子们写作，告诉他们如何使自己的行为方式与世界接轨，做一个素质全面的“地球公民”，否则哪怕外语再好，也难以真正融入“地球村”。正处于叛逆期的他们，也许听不进父母长辈的语重心长，而文字却能在潜移默化中给他们一种影响和教化。程玮说，这就是她回来的理由。“孩子要有感恩之心、独立之心、同情之心和寻常之心。”为此，程玮写了《少女的红围巾》，就是叙述80后这批留学生在海外的生活，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一个高素质的人，怎么通过艰苦的人生历练逐步提升锻造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她希望年轻一代在追求物质的同时能静下心来阅读，懂得爱和尊重。国内的
80后作家有才气 说起目前国内文坛，程玮认为国内一些青春文学作家很有才气，“我真的很欣赏他们。让我很有意见的是他们常常把死亡写得那么简单，那么轻而易举，似乎很酷，这是像我这样身为母亲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毕竟，青少年还没有定型，把死亡写成游戏，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作家在这样写的时候，应该想一想，我愿意不愿意给我的孩子看这样的书？国内一些孩子动不动自杀，不能不说是受到影视剧、小说的影响，他们的生命还没绽放就结束了，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