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泽润(1894~1945)，字沛民，四川省隆昌县人。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分别在川军赖心辉部历任排、连长，深受器重。1917年1月，选送人北京陆军大学第五期深造，1919年毕业后，仍回赖部历任军官教育团教育长、参谋长、旅长等职。1927年投靠蒋介石，调中央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任军务司司长。1934年4月，被任命为川康“剥匪”中央特派员。1937年调军政部兵役署任中将署长，深受军政部长何应钦器重，成为何派的“四大金刚”之一。1944年10月因虐待新兵事件等诸多因素，触怒了蒋介石，被扣押查办。1945年7月5日被枪决于重庆。

程泽润，字沛民，清光绪二十年(1894)生于四川隆昌龙市镇。家有田土数亩，种蔬菜维生。

程泽润自幼勤奋好学，老师赞他“此生非池中之物也。”小学毕业，兄嫂典卖首饰什物，供其入四川陆军小学堂第四期。其时，四川都督尹昌衡改陆军小学堂为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程泽润毕业后，分发四川靖国军赖心辉部，深得赖的赏识。民国6年（1917年）被保送到北京陆军大学第五期，与贺国光、张伯言、王靖宇等订交。毕业后回赖部，任参谋长兼步兵二旅旅长。所辖防区驻川南，兼任富顺县长。此时，隆昌、富顺土匪蜂起，程泽润捐汉阳造步枪10支给隆昌龙市“庆方团”。民国12年（1923年）赖心辉任四川省长，程泽润任赖部军官教育团教育长。赖失败后，程泽润任湖南常德、湖北襄樊专员及师长，后至陈调元部任师长。

民国16年（1927年）程泽润投靠蒋介石，通过何应钦，任军政部军务司中将司长、广州行辕后勤部参谋长等职。因捐款给隆昌办学，曾任私立楼峰中学名誉校长。民国23年（1934年）4月，受蒋任命为川康军事“剿匪”中央特派员，调和川康将领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李家钰之间的矛盾，为蒋介石势力入川康做疏导。后程泽润任四川善后督办刘湘的中将参谋长。民国26年（1937年）调任军政部兵役署任中将署长，主管全国征兵工作。程泽润凭在四川多年关系，为国民政府征得数以万计的兵员投入抗日战场，深受军政部长何应钦倚重，为何派“四大金刚”之一。

抗战时期的征兵宣传有很多种，最常见的征兵令上简单明了地印着“家有壮丁，抗日出征，光宗耀祖，保国卫民”十六个大字。因为在当时的兵役法中，在校读书的学生可以暂缓兵役，故而不在征召之列，征兵对象主要还是农村青年。但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参军，逃避兵役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便有了“抓壮丁”的现象。

要抗战、就要有兵，而四川又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是壮丁的主要来源。四川的壮丁分配、补充到全国各省各军，几乎到处都是，所以当时就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程泽润是四川人，为了便于在四川多抽壮丁，用一个四川人来当兵役署长，当然有他的作用（后来程泽润去职，就由四川军区司令徐思平接任，也是四川人）。所以一从抗战开始，便把程泽润封为兵役署长，直到一九四五年去职为止

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真是百孔千疮，弊病百出，作为主管兵役行政的最高长官兵役署长程泽润当然不无责任，但是最大的、最主要的责任还在国民政府本身，因为蒋介石独裁政府的本身就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所以这个制度本身就先天不足。尽管兵役法上明白规定哪些该抽，哪些该免，都只是一纸空文。那些在蒋家王朝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他们的子弟从来就没有一个被抽去当兵的，就连那些在地方上稍有势力的土豪劣绅，尽管他们有三个、五个甚至十个八个儿子，都不会被抽。而那些无权无势的劳动人民，尽管他们只有两个，三个甚至只有一个独子，都难免被抽。并且抽了一次，还有抽二次、三次，一直到弄得他们家破人亡为止。也有一些有钱无势的土绅粮、土老肥，他们就成为兵役人员、保甲长需索的对象。只要说一声中签，就要拿票子来赎。等到他们认为勒索得差不多了，便拿出其中的小部分(一、两石谷子)去买个人来顶替当兵。剩下的，不言而喻就由他们私自瓜分，揣进腰包了。这些替人当兵的人叫做兵贩子，他们大多是地方上的地指、流氓、赌烂钱的。他们以卖兵为职业，每卖一次兵，得到两石、三石黄谷，便到部队上去鬼混几个月，一有机会，便溜之大吉，回来又做第二次生意。他们都是地方上的熟人，保甲长虽然都知道他们是逃兵，但都不去抓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兵贩子都没有什么油水，倒不如留着他们，将来又好用贱价买来顶替别人当兵，从中渔利。这是当时兵役制度的一些通病。

由此可见，当时的兵役制度本身就有它不可克服的缺点，主管兵役行政的最高长官即使勤慎奉公，励精图治，都难免下面执行的人不出纰漏（后来、鹿钟麟也曾作过兵役部长，他在旧社会，'总算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但是还是毫无办法，下面还是搞得一塌胡涂，就是明证）。何况身为兵役行政最高长官——兵役署长的程泽润本身又有他的缺点，又有很大的毛病。

程泽润这个人虽然谨小慎微，不敢大阻地为非作歹，但他比较爱钱，暗地里拿出自己的积蓄，并挪用一部分公款，黟着当时在重庆做大生意的隆昌人林铭和（外号林汤元）、古贞泽做生意，放大利。同时又暗中嗾使他的爱人余惠芳做内线，收受贿赂。当时各级兵役长官，”省军区是由中央内定，直接任命：师管区是由上级任命，但兵役署有建议权：团管区则由兵役署自行决定任用。所以当时想当团管区司令的人都要到兵役署去活动，通过余惠芳的内线向程泽润献上十条黄金才能成功。这些金条当然他们不会自掏腰包，而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是暂时筹垫一下，将来是要加本加利，把它捞回来的。正如一些活动团管区司令的人说的，“十根金条好要紧，老子只要送一回兵就捞回来了这些人既然花了这么多的钱去活动，去买官当，就不能不向下级克扣。这样一级吃一节，一层扣一层，扣到士兵身上就所剩无几了。所以弄到土兵经常是吃不饱，穿不暖，有病不能医，有苦无处诉，饿得一个二个黄皮寡瘦，有气无力。于是狡滑一点的只好想方设法的逃之夭夭，老实一点的就只有挨饿、等死。所以听说程泽润有时和一些亲友摆谈时都感慨地说“我抽这么多壮丁，跑了的都不止一半”。

程泽润是在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被捕入狱的。当时有这样一个传说：程泽润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一天，曾经素衣小帽，化装成普通老百姓，去找当时重庆著名的摸骨种相郭瞎子（郭泗海）摸相。这在当时的达官贵人中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郭瞎子模了程泽润的相就说，“你这个相很好，至少都有部长的身份，只是寿命不长，很难过五十岁这个大坎口，而不得善终”。程泽润本来就很迷信，加之郭瞎子文是出了名的快明，所以听了郭瞎子的话就非常恐慌。回去久，赶快把兵役署长辞了，赋闲准家，希望能够韬晦一时，过五十这个大歇口，以后再图东山再起。

程泽润辞职不久，眼看就要满五十了。突然驻在重庆的第二十九运输团的一个士兵因为不堪虐待自己吊死了。蒋介石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恼怒，气急败坏的去到程泽润家里。恰巧这天正是程泽润的五十生日。贺客盈门，非常闹热。因为程泽润心想，郭瞎子说我满不到五十，现在已经满了，大概五十岁这个坎口已经翻过了，值得庆幸，所以在家大宴宾客。蒋介石看见这种情形，更是火上浇油，就怒气冲冲地斥责程泽润：“你是怎么搞的！逼得士兵都气着吊死了！”程泽润答道：·“这不关我的事。他是二十九运输团的兵，不归我管，归后勤部管，我没有责任。”一句话顶着蒋介石的喉管。出不到气，于是蒋勃然大怒，骂道：“你还要强辩！”拿起手棍，就向程泽润乱打。程泽润正色的说：'“部下追随委座多年，纵有什么错误，可交军法治罪，何必委座自已动手！”说着，就把蒋介石的手棍抢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一下就把蒋介石弄得下不了台。于是就下令把程泽润当场抓了，丢到士桥的军法监里。

程泽润本是四川军人，和当时的四川军方头子多是旧时袍泽。加之中央入所时，他又被派为特派员，和他们多所接触和应酬，和他们多少还有点感情。所以在程泽润被抓后，四川的军方头子由于同乡关系，曾经联名向蒋介石力保，请求蒋介石对他从宽发落。而四川的军方头子和蒋介石又是矛盾重重，貌合神离，经他们这样一保，就增加了蒋介石的疑心，怀疑程泽润和他们有所勾结。

其次，冯玉祥和蒋介石对立也是尽人皆知的。此时冯玉祥虽然早已下台，没有什么实力，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的老部下仍然很多，对时局仍有一些影响。冯玉样和程泽润虽然没有什么感情，但他觉得因为一个不归自己管辖的士兵被虐待自缢，就把程泽润抓起来杀了，实在太不合理。因此冯玉祥也曾在蒋介石面前替程泽润开脱罪责。蒋介石本是多疑成性，这样一来，又怀凝程泽润和冯玉祥有勾结了。

再其次，程泽润的妻子余惠芳，人虽然不很漂亮，但却善于交际，曾和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魏德迈在中美合作所跳过舞。程泽润被丢到土桥监狱后，据说有次余惠芳在和魏德迈跳舞时，趁机向他谈及此事，并且请求他从中转圜。魏德迈也就慨然允诺，在蒋介石面前说了话，这样一来，就更触怒了蒋介石，认为程泽润里通外国，借美国的势力来压他，就更促使他想杀程泽润了。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也是促成程泽润之死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何应饮和陈诚的派系斗争。

谁都知道，陈诚是蒋介石的高足学生，他和何应钦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都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和倚重。但是他们二人又都是自命不凡，不甘居人下的人他们两人虽然表面上精诚团结，但骨子里都在争为雄长，甚至互相排挤，彼此拆台。当何应钦作军政部长时，就曾经授意程泽润杀了一个贪赃枉法的师管区司令，这个人是陈诚的老部下，是陈诚的人。程泽润之所以敢杀他，当然是秉何应钦的旨意，有何应钦做后台，给他撑腰，有所恃而不恐。这件事陈诚当然知道得非常清楚。所以陈诚不但对程泽润恨之入骨，对何应钦更是刻骨钉心，时常都在起法来进行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