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是中国地缘历史文化，其根源乃嬴秦文化，又称秦氏文化。而秦氏文化是历代秦氏先祖和秦人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所有秦氏宗族及其相关组织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秦氏宗族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秦国文化主要来自周文化。

秦文化是嬴秦自身的宗族文化，它的载体包括秦人及其相关族系组织。秦文化是赢姓秦氏先祖在秦氏文化的基础上开创的人类文明成果，是我国法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典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发源于秦国故地，在西周时期，它由宗族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区域性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升华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在秦国统一中国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它又上升为占居主导地位的全国性文化。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秦文化的要素又转变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明法度，定律令”的法治思想是秦文化的基础，“维护国家大一统和推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是秦文化的核心内容。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多个朝代、近千年历史的锤炼。

纵观秦文化的发展，早期由于秦偏在西垂，周文化对秦的影响在西周初年即已开始，尤其在秦文公时代打败戎人及后来占有西周故地之后，秦对周文化有了更多的吸收和继承。在秦文化的发展中，真正与周文化发生重大偏离的是在战国中晚期，即秦孝公以后到始皇帝的这一时期，法家思想在秦得到贯彻和施行，秦国政、俗为之一大变。尤其是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形成了和周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一种全新法家文化体系，人们所说的秦“刻薄寡恩”、“尚首功”、“虎狼之国”、“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淮南·要略》）的这些特征，正是产生于这一阶段。至此，秦的文化（制度）已走向了一条与周文化不同的道路，到战国晚期，秦文化已发展成一种极端的文化，形成了以法治为基础的严厉特征。

在秦人的价值观上，功利主义的特征十分明显，与儒家提倡的重礼义道德大不相同。《汉书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荀子议兵》也有类似的话：“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即狭隘)，其使民也酷烈。”颜师古注《汉书》和杨倞(jing4)《荀子》，都解“狭隘”为地势狭小险固，但郝懿行《荀子补注》、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第五》认为“狭隘”在这里指秦国人民生计穷蹙。而商鞅之法又规定“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在这种政治下，秦人社会养成了十分明显的功利色彩，其生活节奏和社会风气里显现出“急促”的特征，与齐、鲁等地“舒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社会形成了“贪狼强力”的风俗，无疑，商鞅变法对秦俗的这种改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秦人著述的《秦诗十篇》，王照圆《诗说》论云：“秦晋诗音节皆入商声，殊少大和元气之妙。而秦尤雄厉，或以为水土使然。然溯其始，秦固周岐丰之地也。二南之作，为王化始基，周若彼其和平，秦若此其猛厉。何欤？且帝王不易民而治，彼强悍战斗之俗，独非忠厚仁让之道欤？此无他，古今之异宜，则政教之殊致也。”又曰：“秦晋之风多剽急，而少舒缓之体。与齐音正相反。”李斯说秦的音乐也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具有简单粗犷的特色，与郑、卫之音的靡丽也大不相同。

秦国崇尚黑色。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甚至杂役奴仆全都穿着以黑色为主色系的衣服。朝堂之上的大臣们清一色都是黑色衣服。就连朝堂的装修风格也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金碧辉煌，而是以黑色为主色调。

而秦尚黑是有原因的。在东汉历史学家编纂的《汉书·律历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早年秦文公外出打猎时，曾经捕获过一条黑色的龙。而这正是五行之中水德的象征。因此，秦国统治者认为自己是水德，崇尚水。而在五行中水德对应的标志颜色是黑色。所以，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开始一直到一统天下的秦帝国，就都崇尚黑色。

秦国的后勤供给与其他诸侯国不同，是由国家供给的。秦国的军旗是统一的，也是由国家供给的。秦国的军旗为黑色。为什么用黑色作为军旗的颜色？第一是文化的原因，水德之君对应的就是黑色。第二，黑色的军旗便于隐蔽，耐脏。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把黑色定为秦朝的国色。

秦始皇的“铁路”是用木材铺设的。做轨道的木材质地坚硬，经过防腐处理，至今尚保存完好。不过枕木已腐朽不堪，显然没经防腐处理，材质也不如轨道坚硬。专家认为这是有意识地选择的。比较软的枕木可以和夯筑得非常坚硬的路基密切结合，从而使轨道平稳。

两根枕木距离和人的步子很不合适，在枕木上走路既慢又不习惯。但经过测量，秦始皇的“铁路”，枕木之间的距离竟然正好和马的步子合拍。马匹一旦拉车到了轨道上，就不能不飞快奔跑，几乎无法停下来。专家分析，应该还有专门的车站，在车站枕木之间由木材填充平整，因此马儿到了车站，就可以逐渐减慢速度并停下来。由于使用轨道，摩擦力大大减小，所以马也可以一次拉很多货物。专家认为这是一种效率极高的方法。公认的速度日行六百里，这比号称“八百里加急”的“马上飞递”(按规定以每天300里的速度传递)还高一倍多。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西汉初年，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这里所说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

21世纪在秦始皇陵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石铠甲坑、仿生水禽坑、马厩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动物坑、寝殿、便殿、食官遗址、内外城垣遗址、丽邑遗址、打石场遗址、刑徒墓地、公子公主墓地及其他一些陪葬墓。在秦始皇陵食官遗址上发现的一个青铜编钟上刻有“乐府”两个字，这一发现将中国古代设立乐府的时间提到了秦代，因为在此之前，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颜师古注：“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哀帝时罢之”，秦始皇陵乐府编钟的发现证明颜师古的注解是错误的。该乐府钟制作精致，与秦始皇陵的祭祀活动有关。后来在汉长安城中出土的秦封泥中也发现了秦的“乐府”和“乐府丞印”。食官遗址上发现了不少的“丽山食官左”、“骊山食官右”等陶文，说明秦始皇陵最初就称为“丽山”，以表示其高大无比，显示皇权的尊严。秦始皇陵只是后人的称谓。

在秦兵马俑的身上也发现了很多的陶文。内容为“宫水”、“宫”、“宫得”、“宫系”、“咸阳衣”、“咸阳午”、“栎阳重”、“工路”等，到21世纪已发现不同的刻名有80余个，这实质上是制作陶俑的工匠名，表示这些工匠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来自于宫廷的，在名字之前均有一“宫”字，来自咸阳作坊的，则在名字前有“咸阳”或“咸”字，还有来自栎阳、安邑、临晋等地的，有的干脆只写名字。这些陶俑身上的名字既为我们研究秦俑的制造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也验证了《考工记》记载的当时实行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记载，秦兵马俑坑的铜兵器上也有制作者的刻铭，说明早在秦代就实行责任制了。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批秦竹简，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但其成文年代有早有晚，早的可以到商鞅变法，晚的则到秦始皇三十年，反映的历史长达100余年。

云梦秦简的出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云梦秦简的发现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批竹简的数量达1150枚，近4万字。经过整理发现内容极为丰富。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力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深入研究。

这批秦简使我们对秦代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可以获得很多新的认识。例如《南郡守腾文书》，不仅有助于了解秦始皇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而且有助于认识秦的用人制度、县道并立的地方行政系统、县设啬夫的制度、郡守与县道啬夫的职权范围以及传达文书的制度等等，还反映出从《田律》到《田令》的变化发展、区分良吏恶吏的标准与意义等问题。又如《编年记》，它可以订正、补充与印证《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及有关《世家》《列传》关于秦的统一战争的若干年代、地区和具体经过，也可以印证与纠正前人对《史记》有关记载的解释，更可以从中看出秦的地方官制、秦的赋役制度、秦的历法、当时的统一战争与反统一战争以及一些地名的历史沿革变迁等等，其史料价值不亚于《史记·六国年表》中的关于秦的年表部分。至于《为吏之道》，除了能说明当时官吏的行为标准、善恶准则外，还反映出儒、法融合的初步迹象以及当时社会的风尚等等问题。

《秦律》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条目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成文法典。它填补了自李悝《法经》与商鞅《秦律》散佚以来的空缺，是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是研究秦时阶级、阶级关系的不可多得的资料。秦的官制、土地、赋役、赐爵、租税、官吏考核、罪犯审讯、工匠培训、户籍、上计、仕进等制度，以及仓库的类型、结算、设置、封提、管理等制度，由官府禀衣、禀食、传食等制度和管理、财经出纳的预算、决算制度等等，都在《秦律》中有明确而且比较详细的反映。此外，如当时的物价、秦的牛耕、城市制度、商品经济、官私手工业、社会风气、流行疾病以及秦人的思想、文化特征等等也有所反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秦的刑名、刑罚、刑徒、刑期及隶臣妾的地位、来源、特征等等，《秦律》也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对于了解秦的刑罚制度和奴隶制残余等问题，有重大的意义。甚至还可以从《秦律》与现存《汉律》零星条文的比照中，看出秦律与汉律的异同和中国古代法制的演变轨迹。

秦封泥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过去秦的封泥发现很少，而且在断代上存在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秦封泥破土而出，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最早由路东之收藏的千余枚，经周晓陆和路东之两先生共同对外发布，引起极大的轰动，后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对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科学发掘，又获得了不少的秦封泥，使人们对秦封泥的出土地点有了明确的认识。

关于秦职官的封泥主要有：丞相之印、右丞相印、左丞相印、上家马丞、下家马丞、中车府丞、骑尉、内官丞印、郡左邸印、郡右邸印、左弋丞印、大仓丞印、泰仓、泰仓丞印、泰匠丞印、泰库令印、内者、内者府印、宦者丞印、中官丞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弄陶丞印、尚浴、尚浴府印、中宫丞印、中宫、中府丞印、北宫宦丞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宫廷内部和直接为宫室(包括为皇帝、太后、太子)服务的官吏。许多官职是以前史书没有记载的，有些虽然有记载但记载混乱，因而问题也说不清，秦封泥发现的这些官职则使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譬如，秦的丞相问题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在遗址中发现的丞相官印应该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当时既有丞相，又有左、右丞相，这应该是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办法之一。从发现的官职中也可以看到秦时的宦官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出土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封泥，也验证了历史上嫪毐和赵高之所以能在秦国为所欲为、专横跋扈的事实。南宫、北宫封泥的发现也证明了文献中关于秦有南北宫的记载是正确的。

里耶秦简的发现与秦文化的研究

里耶古城所在地位于酉水中游，当时是楚、巴和秦争夺的战略要地，是文化交流频繁的地方，也是战争激烈的地方，但历代对这一地区的记载非常少，一些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简牍的发现再结合文献资料对于解决诸如楚国的疆域、夜郎的所在、秦楚为什么争夺此地、秦国郡县制的推行以及楚国有无郡县制等重大问题都有极大的帮助。众多的特别是县、乡等基层官吏的记载，使我们可以了解秦王朝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严格地将每天分为十二刻，每刻再分成十二分，计时精确，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事可构成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权严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丰富了我们对秦代政治制度的认识。

里耶古城秦简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是十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少得可怜的秦史资料，其次这批简牍是秦时县级政府的部分档案资料，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必将复活秦时的各项制度，譬如行政管理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其次，该简中还有不少的有关秦历史地理的材料，有很多的地名，如迁陵、酉阳、阳陵、沅陵、益阳、零阳、临沅等，特别是有数支简中记载了“洞庭郡”，对洞庭郡的介绍十分详细，不仅有行政机构建制，而且还出现了“洞庭郡司空”、“洞庭司马”、“洞庭尉令”、“洞庭假尉”等官名。这是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记载的，虽然在21世纪对秦到底有多少郡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未提出过有洞庭郡。迁陵一带原来是楚黔中郡之所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年后，《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水经·沅水注》更清楚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到汉初时，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史书中未说明有秦一代黔中郡有何变化。因此，秦是否有黔中郡还需要有关的资料来说明。另外里耶秦简也为我们增加了许多过去并不知道的县名，因为过去一般认为秦王朝并未管到此地，对此地的管理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由里耶简文记载的迁陵、酉阳、沅陵、阳陵、益阳、零阳、临沅等可知秦朝已对这一带进行了严格的管理。里耶简牍中还发现了当时各地之间的距离，如：“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

再次，里耶秦简将中国乘法口诀的使用提前到秦时。在一片木牍上发现了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国乘法口诀表最早的实物证明，从而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乘法和乘法口诀表已被使用。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算书书》。在里耶秦简发现乘法口诀以前，曾在敦煌和居延汉简中也发现过乘法口诀。

通过对这批简牍的研究将使我们对当时的历朔及当时的行书与文书格式有了明确的了解，因为在此前还未发现如此大量的固定成熟的文字格式

秦金文、陶文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秦金文主要的有秦公钟、秦公鎛、杜虎符及青铜兵器上的铭文、度量衡器上的铭文。秦青铜器铭文在北宋就有发现，但铭文的大量发现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从而为秦文化的研究补充了很多难得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所裨益。王辉先生对以前出土的和传世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考释和研究，出版了《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为我们研究秦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前多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皿，有青铜壶、鼎、簋等，该墓葬是襄公、文公的墓葬，为中字形，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惜大墓被疯狂盗掘，不少文物流失，在21世纪的今天得到的部分秦青铜器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铭文，内容主要为：“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簋”等。

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距甘谷县城25公里的磐安镇毛家坪村渭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1000米，面积约60万平方米，分沟东和沟西两部分，沟西区北部及西部为居址区，大部分被村庄叠压，沟西、沟东区主要为墓葬区，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早在1947年就被人发现，经过1982年、1983年的两次发掘，在遗址沟西的墓葬区共发掘土坑墓22座，在居址区发掘200平方米，发掘灰坑37个，房基4处，土坑墓11座，鬲棺葬12组。

2012年7月，由5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再次发掘。历时3个年头，共勘探出墓葬千余座；累计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清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小墓葬199座、灰坑752个；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青铜器、骨器等各类小件文物1000余件，发掘大量绳纹灰陶片，出土鼎、簋（guǐ）、方壶、甗（yǎn）、孟、敦（duì）、盘、匜（yí）等青铜容器51件，出土短剑、戈、矛等青铜兵器11件；发掘车马坑5座；发掘大型墓葬两座，其中一座为级别较高的贵族墓葬。

考古学上探索早期秦文化，就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甘谷毛家坪遗址的发掘。上世纪8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渭河上游的甘谷县毛家坪遗址首次发掘到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同时发掘了东周时期的秦文化和西戎文化遗存。而这次发掘，或将秦文化的编年推进到西周时期，在学术史上有标杆意义。

由于此次发掘的墓葬均为西首向、屈肢葬，与关中地区的东周秦墓的传统葬式相同，墓内出土的鬲、盆、豆、罐等陶器亦与后者的同类器一脉相承，故有专家判断其为西周时期的秦墓，并把居址的文化遗存推定为西周时期的秦文化。

据介绍，经考古队勘探发掘，确定了遗址的面积不少于60万平方米，如此规模的遗址在甘谷县境内是绝无仅有的。与此同时，有专家认为毛家坪遗址极可能是秦武公所设冀县的县治（县城）之所在。在遗址现场，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毛家坪遗址发掘为2700年前设县的“华夏第一县”——冀县的确认提供了重要物证。

秦文化是秦氏宗族文化进化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秦国毗邻西戎，长期经受社会环境与战争洗礼，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性情坚强彪悍，做事敢作敢为，在艰苦的环境中善于嬗变和进取。那些人文因素，体现秦文化注重实效，讲求功利，勇于创造；为了实现目标，善于策划，精于组织，遵循法则，追求大和，并能够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精神特质造就了“跨海内制诸侯”的强大秦国，为秦朝建立、统一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秦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历史内涵：

其一，跨越历史的伟大实践。从秦非子受封于秦地，到秦襄公建立诸侯国，再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国经历了37代君王、约678年的励精图治，几乎每个历史阶段都经受战争的严峻考验与社会的重大变革。秦文化就是在纷争频仍的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中，不断发展、提升，不断获得补充和完善，每个朝代都赋予它新的内容和定义。因此，秦文化是在前无古人、史无先例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艰难探索、反复实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通过世世代代秦国先祖把握发展机遇，主导社会改革，从横跨多个世纪的伟大实践中演变而成的，它曾走上历史的巅峰，成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最先进的文化。

其二，“海纳百川”的文化视野。秦国对外来文化一向采取包容的态度，从秦穆公开始就注重引进人才，吸收外来文化。至秦昭王时，博采众长，学术已出现“纳六国之士”的风气。而李斯《谏逐客令》所谓“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觉鼍之鼓，秦不生一焉”，以及“异国之乐者，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等等，这都是秦国融合各国文化的充分体现。秦始皇执政时期，注重吸纳礼乐，“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还御准吕不韦召集六国学子，编撰《吕氏春秋》，兼采各家学说，展示了“泰山不让土壤”的广阔视野。虽然曾出现“燔诗书，明法令，禁儒术”和“梵书坑儒”现象，但这只是推行政制的权宜之策，并未影响秦文化的兴盛和繁荣。

其三，“河海不择细流”的招贤纳才政策。从秦孝公建都咸阳之后的144年间，秦国一直是诸子百家的政治摇篮，“门户开放“乃秦国的优良传统。秦国大力从六国引进人才，大量吸收外部世界的新信息、新观念，如秦孝公时的商鞅，秦惠文王时的苏秦、张仪，秦昭王时期的范睢、蔡泽，秦始皇时的李斯、韩非、蔚缭、郑国等等，他们都是当时六国的名贤志士，“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他们均在秦国找到了实现其政治抱负的舞台，对当时的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秦国对待外来人才的宽容、开放政策，使咸阳成为当时人才云集的都城，秦国变成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强大的国度。

其四，“王者不却众庶”的社会改革。秦国从商鞅变法就开始建立“县制”，推行土地私有制，逐步废除分封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封建诸侯的地方势力，瓦解封建贵族和领主对土地的控制，准许民间自由买卖土地，让耕农合法占有田地。这一改革，推翻了自西周以来一直施行的“分土诸侯”制度，恢复了基层百姓的基本权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那些措施又继续延伸到皇族规制和“世卿世禄”制度，如始皇登基后，不循祖制，“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各级官员勋爵，均凭军功授予，以“功臣为诸侯”；直至始皇驾崩时，国朝不封皇后、不立太子，群臣百官均依制任命，各司其职。秦始皇以上“事不师古”的改革，充分体现他以“庶民社会”为本的治国思想，以及积极推动中国走向“君主法治”的政治理想，反映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和体恤“庶民”、亲善百姓的皇帝。

其五，亘古通今的政治变革。秦国在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它开疆扩土，收复西垂，经略巴蜀，开发南越，统一中国，并创制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它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创立皇帝制和三公九卿制；二是创立郡县制；三是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实施法治；四是推行土地私有制；五是实行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轨。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不仅实现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割据向封建统一转变，而且他在这一转变中对每一个历史关节点的准确把握和驾驭、创立了影响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