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秦公簋是春秋时期的祭器，1917年出土于甘肃省礼县红河乡西垂宗庙遗址王家东台的一个青铜器窖藏，1959年由故宫博物院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民国六年（1917年），春秋秦公簋出土于甘肃省礼县红河乡西垂宗庙遗址王家东台的一个青铜器窖藏，被关中一名张姓古董商收购，贩运至省城兰州，因无识者，流传至南关商肆，用作厨中端盛残浆。后有识者发现非普通古物，以高价收购。

民国八年（1919年），春秋秦公簋为甘肃都督张广建以权挟势，占为己有。张广建离开甘肃时将此物带至天津。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张广建的后人以两千多元卖给大兴冯恕。

1950年，冯恕的子女将春秋秦公簋等文物交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

1959年，春秋秦公簋被移交到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

2003年，春秋秦公簋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春秋秦公簋造型具有西周晚期同类器物的遗风，敛口，鼓腹，盖有大捉手。器身装饰兽目交连纹、垂鳞纹、横条沟纹，盖沿和口沿每组纹饰间还设有上下相反的浮雕兽首，殊为奇特。器、盖对铭5字，记为秦公用器。

簋盖及器身均作细小盘螭纹，双耳上作兽首。簋盖上有铭文54字，器身有铭文51字，共105字，字体与石鼓文颇为相近。盖和器上又各有秦汉间刻款8字，故知此簋乃西县官物，在秦汉时曾被当作容器使用。铭文均由印模打就，制作方法新颖。

铭文内容记载秦国建都华夏，已历十二代，威名远震；秦景公继承其祖先功德，抚育万民，武士文臣，人才济济，使自己永保有四方，乃作此器以为颂。

铭文

盖铸铭：

不显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

严，恭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獶。

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刺刺（烈烈）桓桓，迈民是敕。

咸畜胤士，盍盍文武，镇静不廷，虔敬朕祀。

作吻宗彝，以邵皇且，其严御各，以受屯卤。

多厘眉寿无疆，畯疐在天，高弘有麐，灶有四方。宜。

器刻铭：公元器。一斗七升小拳（剩），□（簋）。

盖刻铭：一斗七升大半升，盖。

春秋秦公簋纹饰制模时已使用可连续反复压印的印版，铭文制作亦使用了方块印模法，制字模时一一打就，字字连续印成，然后浇铸。

春秋秦公簋铭文字体规整严谨，疏密有致，静穆大方，有其独特的风格。

春秋秦公簋铸铭工艺实扬日后活字印刷字模之先例，是秦人发明创造的重大科技成果之一，是秦人创新精神的体现。

春秋秦公簋铭文直接影响了秦篆的产生和发展。秦公簋铭文与秦公钟铭文、石鼓文一起，为秦始皇时期秦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对后来篆书及其他书体的创造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秦公簋出土于庙山，庙山为秦州区西南秦岭乡梨树坡、董集寨两村与礼县红河乡六、八图庄相交处的一座大山，最高处梨树坡庄土堡子海拔1914米。

著名考古学家马衡曰：“秦公簋是用戳子印字在土范之上，这真是活字的创作了”。郭宝钧云：“春秋而后，出有秦公敦者，铭文系用块块印模，字字连续印成，这或者是受了图案印模的影响，推广到文字方面的尝试，应推为中国活字板之祖”。虽然在著名的殷墟出土了三方近于青铜器图徽的陶模，但是在商周金文之中，至今还未见有字模或印模的使用。此陶泥活字铸铭工艺，应该说是最早的，它比中国北宋毕昇的陶泥活字板早1500余年，比德国人谷登堡铜刻活字印刷早2000余年。铭文的字体笔势玉箸意蕴，方正遒劲，舒展大方，清丽潇洒，着意于笔画的匀称配置和行列的整齐划一，给人以优美洒脱、轻松愉悦之感。且已具小篆之雏形，非常合乎书艺发展之逻辑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秦代的篆书、隶书有直接的影响。秦公簋上承了籀文之传统，下开了小篆之先河。清人李瑞清说：“书家不学篆，犹文家不通经。”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康殷（字大康）就是通过潜心研习秦公簋后而成名的一代宗师和大家。

关于春秋秦公簋的制作年代，近百年来有有“襄公时”、“文公时”、“德公时”、“桓公时”、“景公时”等多种学术观点。王国维认为此器作于秦徙雍以后，用于供奉西垂陵庙；郭沫若、陈昭容认为是秦景公时器；李学勤从器型、铭文、字体等方面考证认为是秦穆公时器。“景公说”（前576年—前537年在位）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采用。他们认为，秦公簋铭文与宋仁宗时得于陕西的盄和钟极为相似，两器均有“十有二公”之句，为同一秦公所作。这件盄和钟在我国古代考古学之父宋人吕大临编著的金文图录《考古图》中有所记载。持“桓公说”的学者主要有柯昌济、容庚、翦伯赞、祝中熹等。桓公与景公相接，故上述两说可融为一说，即“桓景公说”。陈平主张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