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主要内容可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梳理鸦片战争后至经济特科考试实施60多年间改科举的史事，概括出晚清议改科举的取向是纳学堂于科举。第二部分重建与贯通相关史事，揭示立停科举与清末政情的关系。厘清了科举由议改至缓停，又由缓停跳跃至立停的潜因和相关决策过程。第三部分将文献、报刊、档案、日记相互比勘，考察了停罢科举的善后措施与效果。第四部分通过几位不同地域与年龄的士子日记、年谱与各种资料比勘，实证性地深入了解科举停废对乡村士子命运的不同影响。第五部分通过对立停科举
抡才与培才并途的设计初衷、实践效果和存在问题的分析，纠正了前人以“科举余毒”看待后科举时代的谬误。第六部分将停罢科举放到清末新政的制度变革与社会变动的全局中观察，既指出其连锁反应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和起到的巨大作用，也注意到晚清以来“中学无用”“西学有用”的观念，随着科举终结而尘埃落定。
该书重要观点有：（1）晚清科举改革，并非一开始就以废科举为目标，而是经历了由纳新学于科举，转向纳科举于学堂的两个取向不同、特点各异的阶段。自鸦片战争后至癸卯学制颁行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议改科举的主要取向是纳新学于科举。所提主张，一是在科举常科或特科中增入实科科目；二是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前者最终以算学列入科考及开经济特科，部分得到采纳；后者直至1898年才以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有所体现。因循纳西学于科举的思路，试图老树嫁接新枝使科举制激发活力，终因所行时间短促，成效不彰，未能达到预期。
（2）科举停废后士子的出路及其命运，既往研究举证山西举人
刘大鹏日记，认为士子穷途末路、坐以待毙且在乡村被边缘化。该书通过多位士子日记和年谱记载的比对，揭示了他们对改科举和停科举的适应，因地域、年龄和经历的差异而区别较大，具有多样化形态，不能一概而论。包括刘大鹏在内的士子，在立停科举至
护国运动时期的逾十年里，在政府与社会层面，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凭借更多的权力资源和多样化的渠道，广泛进入各级权力圈，在清季地方自治过程中成为地方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后科举时代士子不回乡，与晚清城市发展、交通改善，以及清季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士子面临更多的选择方式与机会不无关系。
（3）立停科举与废除科举不仅立意有别，且制度衔接和废弃的设计安排截然不同。时人、时论对此亦有混淆，后人难免以讹传讹。该书通过梳理史料，比勘史实，并着力贯通，注重舆情及决策者意图的差别、章程政令与实际效果的异同，厘清了清廷及督抚们立停科举的真实意图，是希望抡才与培才合一、纳科举于学堂，使科举与学堂归于一途，与一般时人及后人理解的废除有着显著区别。各类考试频繁，并非“科举余毒”，而是抡才与培才相互统一的尝试。但这一办法非但不能达到中西兼容之目的，反而造成学堂被诟病和抨击。培才与抡才合于一炉的设想在实际中贯彻落实的结果是学堂一方面深受科举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必须承受双重检验的压力，左右为难。这正是所谓“科举余毒”及清末“考试社会”诸多怪象与乱象的根源所在。在抡才方面，学堂教育缓不济急，未能如愿以偿地承担起科举的功能；而在培才方面，办教育出现的问题，反而成为教育与科举优劣对比时的不利因素。
（4）科举制终结本身是晚清社会剧变的结果，这一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变化。清末以来，社会价值判断与道德规范重新塑造的问题，严峻而急迫。后科举时代给中国留下两个难解的世纪命题：其一，价值标准及道德评判的重建。当一千多年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取向与固定规范被打破，其主要载体不复存在，又面对一个与既往截然不同的剧变中的社会，各种思潮学说流派纷呈，重塑社会价值标准与实施道德教育异常艰难繁重。离开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如何使人们的思维言行保持自尊自律，成为一大难题。其二，在社会剧烈变化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文化能否摆脱劫尽变穷的宿命，把握协调继承与扬弃的关系，实现尽力吸收外来文化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辅相成的转型，使之绵延永续，再创辉煌？中西新旧文化的兼容并蓄绝非朝夕可以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是否应该保存以及怎样保存，这一重担显然不能仅仅由学堂教育来承担。
关晓红，女，汉族，广东开平人，1957年9月出生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研究，曾获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办公室颁发的2002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