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谷记》是195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以陕北农村王家沟集体种谷的事件为线索，展现了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作者是柳青。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村互助合作的长篇小说。

首先，《种谷记》是真实的实践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之工农兵方向的作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之工农兵方向的第一个基本要点是什么？这就是结束以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立场来写作，结束以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冒充工农混入文学领域的时代；它尖锐而彻底地提出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作家必须进行自我改造的课题；①对作品的第一个基本要求，因而便是从工农兵那里出发写工农兵：反对从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的、对他们的歪曲，②反对用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灵魂”来穿上工农兵的外衣，做这种偷天换日的工作。③因此，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之工农兵方向的基本问题，一般看作“大众化”的问题，是很不恰当的。没有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过程，就不可能有任何“大众化”的过程；要有，就像实际所表现的那样：其在作者，就只能是工农兵的“客人”；其在作品，就只能是凡其所写，外表像工农兵，“灵魂”却是小资产阶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已经嚷了整整三十年的文学大众化，其所以除了抄袭“大众”的一些皮毛之外没有任何重要的成就的原因，那根底便在这里。

文学之工农兵方向彻底明确以来，还有些朋友以为，它没有解决什么重要的新问题，而且使人产生了不少的忧虑，忧虑五四以来革命文学传统的坚持。于是，在强调坚持五四文学传统的紧张思想下，忽视了五四文学传统历史发展上的基本弱点，也忽视了这些时间在各个解放区显示出来的、对文艺之工农兵方向的实践努力及其成就，或以简单的“农民文学”目之，或以为总要“提高”到现成的这个五四文学传统上来。其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为赵树理们所努力实践的文学，不是单纯的农民文学，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在今天的主导方向，这里包含着一个文学发展方向的问题。因此，这也不是走向现有的五四文学传统之复原，而是从这传统向新的领域突进，是五四文学传统之新发展，解决我们过去久已要求解决而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1930年“左联”成立就是有意识、有组织地要将五四革命文学更推进一步，明确提出文学之为工农的方针。④但是十多年来，由于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夸大狂的阻挠，一直停滞在“衣服是工农兵，面貌却是小资产阶级”的阶段上，成功的倒是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的战斗作品。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一个基本缺点依旧存在着，这就是还没有把自己的根种植在最肥沃的土壤里，没有和工农兵深刻结合，使新文学真正为他们所有，与他们一同呼吸。特别没有深入到农民中去，为农民所有；这对我们过去的新文学，成为特殊严重的遗憾！自《阿Q正传》以后，由于出现与获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我们的农民已多次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成功的及失败的斗争，但由于我们文学停滞在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地段上，我们的革命作家没有深切悟到自我改造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即是首先从这里一针见血的提出问题，那就是解决了多年以来的悬案。这要点就是：区分开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情调，在实际中转变（改造）；写出真实的工农兵的作品。对于我们坚守着五四文学传统的革命作家，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也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课题。⑤需要我们全身以赴，孜孜求进的。

所以，实践文学工农兵方向的基本标志，对作家（当然是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来说是改造小资产阶级性，对作品来说便是把工农放在客观基础上真实的加以处理。依据这真实性发挥到什么程度，来定作品成功到什么程度。在作品里处理工农的真实程度，同时也就反映了作者自己接近工农与改造自己小资产阶级性的程度，此二者是一致的。柳青的《种谷记》，在这点上是完成了任务的，他对于农民的理解，可以和赵树理并驾齐驱，而艺术上的成就，则在后者之上。他对农村中旧的人物写得很真实，很出色，对新的人物也一样写得很真实很出色。不只在人物上，在一切农民的活动以及整个农村生活上，都是写得真实动人的。不是生活的深入，且消除了自己和他们之间的隔离，决不能到这步境地。以下的例子可略见一斑——

“王加扶木愣愣地站着，看见二拴用高粱秆从灶火里点出火来，照亮给他娘打扫屎。王加扶目睹着婆姨的这种狼狈情景，一时没有合适的话说，连他的聋老爸也感到这场面的不愉快。关于三拴的病根，婆姨和他已经争辩得互相都不愿再提了：她认为这毫无疑问是因为他这些时间都是晚上才回来，跟着他混进什么邪魔野鬼所致；而他则说她不注意，娃娃受了凉，或者吃东西吃坏了。自然他夫妻两口子是争辩不清的，王加扶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

‘谁家的娃娃不害病哩？我留在家里便好了？我又不是先生？……’

‘唉！’婆姨悲悯地叹息着，她打扫完毕，失望地瞟了他一眼，把那个软瘪的奶头塞进三拴嘴里，止住了他无力的嚎叫。

她并不希望他治，因为他两人对病根的看法不同，治法自然也难一致。她已经瞒着他治过了，只等着看一两天内能否见效：她瞅他上地去的空子，把存恩老汉请来，要他挥动他那龙把麻鞭来念逐鬼的咒语。存恩老汉怕人知道又受政府的批评，并且引起王加扶的不满，死也不来；只是农会的婆姨哀求再三，说他见死不救，还算什么‘善人’，他这才觉得于心不忍，畏首畏尾地来了。他到王加扶的小土窑里，匆匆忙忙做好一切准备，压低了嗓子念着法，也不敢大声喝鬼，麻鞭更不会像旧前似地打得放炮一般响，仓促了事，慌慌张张溜掉了；王加扶婆姨给他端出一升米酬谢，他怎么也不接手。

现，婆姨希望王加扶的只是他不要再深夜开门，重复得病便好了，赌气是没有用的，他问他还要几夜‘工作’才完，王加扶说只这一回。

‘那你拿着三柱香去，’婆姨终于说，‘记得回来时点着！’

王加扶没奈何地叹了口气照办了，才拖着他的沉重的鞋出了大门。”（106——161页）

“王克俭这一天算倒了霉，他和愣子一天之内抢种了六垧谷，超过了任何变工队的速度。他们下山时累是累一点，但还满意自己一天的工作，他对愣子说照这样再过一天，他们便完成了计划，可以从从容容送外甥们回家了。他并且拿这点安慰毛虎和狗娃，轮番亲昵地抚摩着他们的头，企图巩固他们的情绪；他们在晌午以后一开始感到力不胜任的时候，便发觉自己是被愚弄了。回到家里，两个外甥全爬在他们娘肩膀上痛哭流涕，指着他们身上所有疼痛的地方；而王克俭自己又发觉他已经成了全村的公敌。他变成除过愣子媳妇以外全家攻击的对象，老婆更是猛烈，说他的消息把她都几乎吓坏，而实际却屁事没有，她甚至恶毒地说他是“白翅”，这种鸟儿一见有人走过它鸟巢附近，立刻惊慌失措，落到巢里不安地乱叫，结果总是它的蛋或小雏被人挖去，而其它保持镇静的金翅、百灵子和天公鸡（云雀）的巢甚至在人的眼旁，也从来不被发现。王克俭被说得守口如瓶，他已经无法懊悔了；因为他为这种谷的事反复懊悔的次数太多，现在更是悔之不及了。他像一个从山头上滚下去的人一样，既已滚脱，只好抱着头滚了，滚到沟底再看他倒霉的程度。”（265页）

这些都是全面深入了农民的生活，并和他们成了一家人之后，才能写得出来。即如表现在这里的作者那支势如游龙、诙谐自如的笔锋，其所以能有这样的魄力，写得这样淋漓尽致，也是这一生活深入的结果；对对象没有充分掌握，笔下便不能走动自然。所谓“游刃有余”，必然是作者对生活达到这种境地之后加上技巧的纯熟才能产生的。

既在生活体验上近于完全成熟（毛主席说的“移屁股”）又在艺术技巧上近于完全成熟，这就使得《种谷记》在这些时间里实践工农兵方向的所有作品中，获得很好的成就，使得《种谷记》突破近二十年来无产阶级直接领导的革命文学的这种写作水平——近二十年来描写农民作品的水平，得到接近理想的胜利。《种谷记》首先一个值得重视的理由便在这里。

柳青，陕西吴堡人，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初期他开始创作。1947年写出反映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长篇小说《种谷记》，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

1951年他发表了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群众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1952年起，在陕西长安皇甫村安家落户，于1959年发表了反映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1977年又发表了《创业史》第二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