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儿童启蒙阶段的教育多由遍及民间的私塾来承担。私塾的教师即塾师，俗称私塾先生或先生。担任私塾先生的主要是科举落第的秀才，其次是未中秀才的童生（儒童），此外，还有少量其他情况。

私塾先生的从教模式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自己开办私塾施教，二是被延请施教。塾师自己开办的私塾世称“门馆”或“家塾”，即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延请塾师任教的私塾又分三种情况：一是“坐馆”、“教馆”，即富贵人家独自一家聘请教师在家设馆，专教自家子弟及亲友子弟。二是“村塾”、“族塾”，即由一村或一族延师择址建馆课其子弟，有的是一村或邻村自愿结合，推举有名望、热心教育的地方绅士为学董，按田亩摊派费用，聘用塾师，择址设馆，教育子弟。三是“社学”、“义塾”或 “义学”，即由私人或私人团体创办并主持、经营和管理的私塾，延请塾师教育当地百姓子女。古代中国私人所办“义塾”最典型最感人的例子就是清末聊城人武训通过行乞所办私塾（学）。

私塾先生的待遇主要由脩金（或等值的实物，别称“束脩”）构成，此外，还有膳食（即学东提供吃住）及节假日的红包或礼物等。由于施教模式、私塾先生的学养及声望、学东家境及态度等不同，私塾先生所获得的收入多少也存在很大差异。

自开私塾的先生，每至腊尾岁首, 就要四处托人招揽学童，费用全靠学生上缴。学童入馆前, 家长须填写一张“ 关书”( 即入学志愿书) , 里面要特别写明“ 脩金”( 学费) 多少, 分几次交付, 并注明“ 节庚包”( 即逢节另送的红包) 除外。有的塾师在一个地方坐馆多年, 其私塾则被称作“ 馆地”。 私塾先生与学童家长常有来往, 如替他们写信、写春联、写契据、帮办婚丧喜事等, 也得到些额外收入。

被延请作塾师的，其脩金由东家（学东）和塾师商定，食宿一般都由东家供给，当然，在东家供应伙食的情况下，脩金要相应减少。私塾中并没有寒暑假, 全年只有清明、端午各放一天。每年十二月初十前后放年假, 至次年正月十五开馆, 所以素有“ 先生不吃十二月的饭”的谚语。如东家富裕，出手又大方，私塾先生的日子则好过一些。除一日三餐之外，还会有点心、茶水等供应。有的大户人家甚至还有佣人专门伺候塾师。一般来说，为了子女的良好教育，大户人家是不敢怠慢塾师的。《红楼梦》中的秦邦业望子成龙，只是官囊羞涩，但“因是儿子的终身大事所关，说不得东拼西凑，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两费见礼，带了秦钟到代儒处拜见，然后听宝玉拣的好日子一同入塾。”当然，也不乏一些清贫人家，为了孩子的教育而尽砸锅卖铁之力，不让塾师在待遇上受委屈。但如果遇到手头不宽裕的人家且又吝啬的，私塾先生也是有苦说不出，既要保持一份清高，又不满微薄的待遇，很是尴尬。

对于私塾先生在儿童启蒙教育及以后的人生履历中所起的作用，古人是非常看重的。一般平民家中往往用红纸写上“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供在正屋中，在意寓子女学有所成、家族诗书继世的同时，也表达出对“师”即他们心目中私塾先生的敬重。明代谢肇淛在其《五杂组》中曰：“训蒙受业之师，真师也，其恩深，其义重，在三之制与君父等。”但就总体而言，塾师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低的，明清时期更是如此。戴名世曾说:“师道在今日贱甚，而束脩之入仍不足以供俯仰。”正如俗语所谓“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塾师几乎成了仕途无望的落魄文人的象征。郑板桥在其《教馆诗》中写道：“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可谓将当时私塾先生的生活状况及社会地位描述得淋漓尽致。当然，由于学识、人格修养等的不同，私塾先生个体的社会声望也存在很大差异。一些知识渊博、教学有方的私塾先生往往会获得较高的社会声望，如《滇志》所载江西人黄良卿，博学能诗，嘉靖间游宜云南，乡人延为师，一时士大夫多出其门。有的私塾先生由于学识或人格方面的欠缺，不仅误人子弟，有时甚至洋相百出。明代田汝成在其《西湖游览志余》中载有一则流传颇广的笑话，大意如下：有个塾师在授《论语》时,将“郁郁乎文哉”念成了“都都平丈我”。当新来的塾师念成“郁郁乎文哉”时,学生都吓跑了。时人作诗嘲曰:“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这类笑话极尽贬低嘲讽私塾先生之能事，显然有恶作剧成分，但不可否认，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滥竽充数的私塾先生，误人子弟，在招致世人轻视的同时，也降低了整个塾师职业的社会地位和声誉。

私塾先生地位虽低，但世人选择私塾先生的标准却很严格，除了品行端正和学问好之外，还要求塾师教学经验丰富，“必择人品端方，学问通彻，不嗜烟赌，而又不作辍、不惮烦、勤于讲解者，方足以当此任”。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之所以无人请他作私塾先生，并非仅仅因为他“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因为私塾先生中多数为童生出身），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散漫和“好吃懒做”等坏习气，当然，还有那副酸腐的学究气。

对于相当一部分私塾先生来说，要教好学生，获得好的教学声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明代作家朱载堉写的《醒世词》中，有一首《教学难》：“教学难，教学难，好将道义惹仇嫌。出入由人管，饥寒谁可怜。打他就说不读罢，不打又说师不严。”诗中的“打”字体现了古代私塾先生极其普遍的训教方式及态度，按照现代教育理念看来当然不科学。不过在古代私塾教育中，“打”是私塾学规及塾师施教严厉的重要体现，这种严厉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儒家伦理观念所褒扬的师道尊严的教学秩序所要求，一是恨铁不成钢的家长们也希望塾师严一些。因此，教鞭与戒尺，成为私塾中维持教学秩序震慑顽皮孩童最有效的工具，也是维持师道尊严的有力手段。所谓“一片无情竹, 不打书不读, 父母若爱你, 不必送来读”，既是塾师的体罚理念，也为家长或社会观念所认可。只要不是“打”得太过分，“说师不严”的家长并不多，相反，更多家长希望私塾先生严一些，这一点，与当今众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心态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