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财富管理是指利用
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如中国
香港地区、
新加坡、
圣基茨和尼维斯）的财富管理服务来更好地满足高财富净值人士的财富管理需求的服务。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另一份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个人总财富的8%是投资在离岸市场的。但是这个数字现在要高得多，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最近的估计表明多达9.3万亿人民币的资产可能处于被“隐藏”的状态中。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投资在国外市场的投资越来越多，因此从海外获得的利润也越来越多。
离岸财富管理受益于
双重征税协定，这种协定防止个人及公司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为相同的收入、资产或交易纳税。中国直到1983年才签署了第一份税收协定。但自那时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扩大其
税收协定网络，现在中国已经与近180个国家签署了
协定，其中包括全球几乎所有的国际离岸金融中心。虽然中国政府已一般是想用这些条约来改善贸易关系，但是富裕人士成为了受益者之一，这是因为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在资产保护和税收规划领域提供了更好的监管环境。集中在国际离岸金融中心进行财富管理是人们处理个人和企业规划的一种既有效果又有效率的方式。很多富裕的中国人让子女接受海外教育，他们可能在海外拥有房地产，并且可能在世界各地拥有商业利益。所有这些事情为他们带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
财务和
法律环境。
从本质上来讲，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个人财富保护能够提供两个不同的结构：信托和私人基金会。信托起源于英国的普通法，早在12世纪和13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就出现过类似的结构。而私人基金会的出现要晚得多，1926年列支敦士登在该国的民法典中首次推出了基金会的概念。这两种结构都允许设立人将财富转移到一个合法的结构中，从而避免在破产、继承纠纷和离婚时发生的财产性诉求。这些结构在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运用十分流行，不仅是由于其受到的法律保护一般强得多，而且因为这能够大幅度地减少税收支出，帮助个人减少财富投资和移转的成本。
虽然这两种结构目前都被用于同样的目的，但是它们不同的法律起源仍然在影响中国高净值人士对它们的看法。总的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民法国家的客户更熟悉基金会的形式。随着中国人对信托更加了解，知道如何利用它来保持灵活性，他们也越来越接受信托结构。然而，基金会仍然常常是首选，因为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给予客户更多的控制权。
中国新兴的百万富翁可能还没有认识到离岸金融的复杂性，但是他们同样可以改变这个行业。中国深圳前海、中国香港地区、
新加坡将很快成为下一个世界财富管理中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击败
伦敦和
瑞士，后者是财富管理的起源地。
财富的确正在
全球化，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富裕人群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走出国门。在财富超过1亿元的中国人中，有27%已经移民海外，另外有47%正在认真考虑是否更换他们的护照。他们离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包括教育和医疗保健的质量，以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旅行时所面对的不便，但是离岸金融也是另一个原因。一些国际离岸金融中心- 像加勒比海的圣基茨和尼维斯- 甚至针对来自中国的高净值人士推出了经济公民计划。
目前的反逃税政策让中国企业很难把资金转移到海外以减少在中国支付的
税收。但这些规则并不适用于中国的个人。那些放弃中国公民身份或者成为另一个国家永久居民的中国人无需在全球范围内被征税，而是成为了一个外籍人士，这意味着他们将只需要对来自中国的收入进行
缴税。这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增加了在中国外汇管制下可以转移至境外的
资金额度，允许个人出于在境外建立企业的目的将资金转移至离岸目的地，以及作为非本国居民在
继承遗产问题上不受相应的限制。因此，将资金送往离岸目的地有了更多的途径。如果资金被转移到信托和基金会中，这将帮助实现资产保护和继承规划，这同样意味着受益人能够享受专业的资金管理，并且从包括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在内的离岸目的地中获得低税率的好处。
富裕人群的大量移民一定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中国将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调整法规，这些法规已经使放弃中国公民权变得如此有吸引力。但是像其他变化一样，这些调整可能会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保持同一个大方向：那就是逐步开放，并且稳步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的富裕人士将能够以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资金，这将变得更容易，而不是更困难。无论是离岸中心还是私人银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那些帮助客户做出决定的机构必须足够灵活，它们所得到的回报将是在未来至少10年的时间里（甚至更长的时间）主导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