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迹图》绘刻于宋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原石有两块，分别保存在陕西西安的碑林和江苏镇江的焦山碑林中。《禹迹图》所做的并不是建立一种华夷之间的分隔或描述宋代的行政单位。如其所述，它包括了《禹贡》中山川河流的名字以及古今的州郡名，例如北方有唐代的胜州和应州，南方则在今越南北部有唐代的州名。它试图在做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将经典和历史结合在一张地图之上。

《禹迹图》可以被视为一个跨越王朝的延续性主张在地理上的呈现，尽管地理视角本质上更加适合于展现某个时段内的空间变化而不是时间变化。但地图在空间上援引《禹贡》已足以用来主张眼下的世界实际上是古代的延续。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所藏最早的中国地图是1136年刻绘的《禹迹图》的十九世纪拓本。

《禹迹图》石刻，我国目前仅存两块，一块在西安碑林，刻于齐阜昌七年（1136年）；另一块在镇江焦山碑林，刻于元符三年（1100年）。

西安《禹迹图》石刻地图原置于陕西省省会西安以西120里的凤翔府岐山县的县学中，镇江《禹迹图》石刻地图原置于江苏镇江府学孔庙之中。描绘了传说中建于公元前2205年的夏朝大禹王统治地域内贡物运输的情况。这幅地图的作者不详，镌刻于宋代。这幅地图是按照裴秀的计里画方法绘制，但又参照唐代地理学家贾耽绘制于802年的《海内华夷图》结构做了纠正。

裴秀精确的表述及熟练地运用计里画方绘图方法，使他的贡献堪与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克劳迪亚斯·托勒密相媲美。托勒密在天文学和地理学上的贡献奠定了近代西方地理学和绘图学的基础。（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

禹迹图长宽各一米多，图中采用计里画方的绘制方法，每方折地百里，横方七十一，竖方七十三，总共五千一百一十方。其中水系、海岸尤接近现今地图的形状。所绘内容十分丰富，行政区名有三百八十个，标注名称的河流近八十条，标名的山脉有七十多座，标名的湖泊有五个。

据图中所绘来看，尚保存有部分唐代地名，可推知系根据贾耽《海内华夷图》中《禹贡》九州部分缩制，因而称为《禹迹图》。此图为研究中国地图学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历史价值和科学意义很受后人重视，英国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权威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中，即称此图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最大成就”。

由于图中并未标明作者，文献中也没有明确记载，《禹迹图》的绘制者究竟是谁，便在后世学术界产生了多种推测。

一种较流行的说法，认为绘制者是北宋的沈括。其理由是，沈括长期从事地理学、地图绘制的实践。熙宁九年（1076），沈括在三司使任内曾奉敕编绘《天下州县图》，于元祐二年（1087）完成。此图共包括一大图、十九小图，而《禹迹图》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持这一观点的人推测，元丰三年（1080）沈括在陕西知延州，于是便在长安刻下了《禹迹图》，晚年回镇江定居时，又将《禹迹图》的副本交府学保存，并在元符三年（1100）再次刊石，这就是《禹迹图》在长安与镇江有两方石刻的由来。

但也有一种意见不同意上述说法，其理由有六条。一，图名不一致。沈括奉敕绘制的《天下州县图》又名《守令图》，而文献上从未有《守令图》就是《禹迹图》的记载。二，所绘比例不同。沈括所绘之图“二寸折百里”，而《禹迹图》则“每方折百里”。三，图中内容不同。《禹迹图》只有州郡名称，没有县镇名称，而《守令图》则录下了“天下州府军监县镇”的名称。四，取舍不一。《禹迹图》中地名的取舍较混乱，没有一定的标准，早在熙宁时已废去的许多州也被收录进去，而存在的郡反而未收；《守今图》取舍标准十分明确，它是以熙宁九年至元丰三年沈括在职期间所见文件为准。五，绘制水平有所差异。沈括所绘《守令图》十分精确，图分二十四至，以天干地支命名。而《禹迹图》较草率，且未用干支卦名标明行格次序，这与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自叙明显不同。六，沈括知延州时，忙于与西夏的战事，未到长安，任官时也无暇立石，去职后即被打发到随州管制，不可能有时间从容地刊石，即使沈括曾在长安停留，也不会刊石，因为在他知延州的元丰三年至五年间，他所奉敕编绘的地图尚未完成。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禹迹图》的绘制可上溯到十世纪末，制图者是《太平寰宇记》的作者乐史。

总之，由于缺乏确凿无疑的证据，这幅中国历史上的珍贵地图．究竟出于何人之手，至今仍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