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是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一手把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改造成盛极一时的中国“首富村”。后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1930年4月3日，禹作敏出生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里，他兄弟4人，排行第三。

1974年，禹作敏担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重任。

由于禹作敏决策正确，1981年后，大邱庄的工业企业飞速发展。1982年，建起印刷厂和电器厂。1983年，建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把建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此后，以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为中心，每个工厂都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个分厂。1987年，将4个总厂改为四大公司；1992年，又将四个工业公司改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1992年，投资10亿元，在村西北方建大邱庄百亿元工业区，每年生产能力达100亿元。是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余家，从业人员12342人，固定资产总值150137万元；利润47344万元，比1981年增长300倍；工业总产值402761万元，比1981年增长835倍。1979－1982年，连年被评为乡、县级优秀党员。

1983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优秀党员。

1985年－1987年，连年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党员。

1987年9月，被评为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并获全国改革人才金杯奖。

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2月5日，禹作敏以“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的身份获邀出席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其形象出现在向平凡劳动者致敬的歌曲《你我他》中。1989年，获全国农业改革10年创新奖，并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劳动模范。

1991年，被评为全国乡镇企业优秀企业家。

1992年底，被《半月谈》杂志评为92中国十大新闻人物。

1993年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1999年10月3日去世。

1992年11月，大邱庄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病故。禹作敏一面主持为李凤政大办丧事，一面又下令对李凤政领导的公司进行审查。不久华大公司被撤销了，其所属的企业分别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4个集团公司管理，并由4个公司对原华大公司进行全面审查。

在这个过程中，大邱庄总公司的会议室，临时成了一个私设的“公堂”，这里不仅有录像、录音设备，还有电警棍、皮鞭等。在禹作敏的主持下，他的次子、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禹绍政，大邱庄治保会主任周克文，总公司秘书长石家明（女）等，先后对原华大公司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华大公司副总经理侯洪滨、养殖场场长宋宝等人进行“审讯”。

虽然天气十分寒冷，受审者却被强令剥光上衣，接受“审查”。12月7日，禹作敏主持了对田宜正的“审讯”。当61岁的田宜正一再否认有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时，禹作敏大怒，抬手就给了田宜正一记重重的耳光。随后，周克文、石家明和十几名打手一拥而上，一直打得田宜正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自己的“问题”。

这还没完。“审讯”之后，田宜正又被非法关押14天。侯洪滨被非法审讯后又被关押达42天，宋宝被关押39天。从11月底到12月中旬，先后有十几名原华大公司职工遭到非法审讯、关押和殴打。为使受审者“交代”问题，审讯者对他们轻则拳脚相加，重则用电警棍击、皮鞭抽。

禹作敏还以重赏的办法，奖励那些在“审讯”、殴打、拘禁无辜职工中的“有功”人员。万全公司汽车制造厂厂长罗德元得到的奖金高达8500元。在“审讯”侯洪滨时，看到刘振桐打人表现“勇敢”，禹作敏当即令人拿来5000元予以奖赏。

12月13日，终于发生了华大公司职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

危福合家住河北省枣强县，1990年来到大邱庄，1992年开始负责华大公司养殖场的基建工作。不久，华大公司解散，养殖场划到了万全公司名下。在全面审查的过程中，危福合被怀疑上了。13日下午两点多钟，万全集团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26岁的危福合叫到了公司三楼。“审讯”是开门见山的。刘云章等人要危福合“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贪污问题”。在危福合作出否认的回答后，屋里的人向他围拢过来。随即，拳脚雨点般落在了危福合的身上。随着危福合的一再否认，对他的殴打也一步步升级：上衣被扒光了，电警棍、三角带鞭子用上了，一拨人打累了又换一拨。从危福合的口中不断传出绝望的哀求声和呻吟声。

这场从下午两点多钟开始的“审讯”和殴打持续了7个多小时，万全公司先后有18人来回进出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轮番对危福合进行“审讯”、殴打。

晚上10点多钟，当危福合停止呻吟、气若游丝时，凶手们这才发现大事不好。在被送往大邱庄医院不久，危福合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经法医鉴定，死者身上的伤痕多达380多处，因外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危福合死了，可这并非发生在大邱庄的第一起人命案。

1990年4月，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听他的女儿说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曾经欺侮过她。禹作相大为恼怒，在纠集一伙人把刘金会一顿暴打之后，又要求禹作敏为他们“作主”——“教训教训”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禹作敏的回答是：“把他弄到大街上，啐一啐，寒碜寒碜他。”

4月11日上午，禹作相等人把刘玉田叫到大街上，围起来便大动拳脚。刘玉田讲理不行，下跪求饶也不行，当场被活活打死。

案发后，尽管禹作敏一直在幕后策划，企图使一些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但7名打人凶手还是全部落入法网，都被判了刑。这一公正的判决，在禹作敏看来是司法机关不给他“面子”。此后，他在大邱庄搞起了一系列违法和对抗司法机关的活动：组织游行，组织为凶手的家属募捐，召开大会声讨已被打死的刘玉田，组织2000多名群众投书司法机关提抗议，停止刘家7人在大邱庄所属企业的工作，对刘家亲属的住宅进行监视，限制他们与外人接触，不许他们出村。在这种情况下，刘玉田的3个儿子先后被迫设法逃离祖祖辈辈生活的大邱庄，而刘玉田的女儿刘金云则被非法管制近3年之久。

在大邱庄的村民面前，禹作敏为所欲为。在外地来的参观者面前，禹作敏有时也同样显得不可一世。

1992年11月27日上午，北京一所干部学校的27名学员，由班主任程钢带领到大邱庄作社会调查。

在大邱庄的香港街一家商店里，学员们因询问商品的价格、货源等问题，同态度恶劣的商店女经理发生争执。女经理叫来保安人员。不由分说，学员们全部被保安人员关押起来并施以拳脚。

学员张新泽和班主任程钢先后被带到了禹作敏的会议室。禹作敏一再强迫张新泽承认“骂街”没有得逞后，便威胁说：“你现在不说，我走了就不好办了。”说完就离开了会议室。禹作敏走后，打手们一拥而上，对张新泽进行残暴殴打，几个妇女也冲上去，揪张的耳朵，朝张的脸上吐唾沫。

程钢也数次遭到围攻毒打。禹作敏回到会议室指着程钢骂道：“你这个流氓头子，带人捣乱来了！”在派人带程钢去看由周克文等人伪造的现场后，禹作敏对程钢说：“写个材料表示道歉，承认喝酒、侮辱妇女、打伤3名治保人员、砸坏一块玻璃。”程钢不写，又遭毒打。

这天，27名教师、学员被非法拘禁达7个小时，21人遭殴打，5人因伤住院。

人们说，大邱庄没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这“指示”如同封建帝王的“圣旨”一般“统治”着大邱庄。

近几年来，一些与大邱庄打过交道并了解到这种情况的人，对禹作敏的做法强烈不满，称大邱庄是一个封建“土围子”，称禹作敏是一个封建“庄主”，称他的次子禹绍政为“少庄主”。

危福合的死亡，使主持那场残暴殴打的刘云章等人慌了，万全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和禹绍政得知消息后也有些不知所措，匆匆来到禹作敏家中。在听了刘永华和禹绍政的汇报并和他们商量了一番之后，禹作敏拿起电话，这样向静海县公安局报了案：“我们这里死了个人。他们在审查他的经济问题时，突然闯进来一群人把他打死了，你们是不是来一下？”于是，一起残暴殴打长达7个多小时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被禹作敏轻描淡写地谎称为一群不明真相者打死了一个人。

放下电话，禹作敏又说：“那么多人（指参与“审讯”殴打危福合的人），面太大了，不如找几个可靠的人把事担起来。”他的话一出口，刘永华立即心领神会，返回万全公司进行安排。很快，危福合致死经过以一个新的“版本”出笼了。于是，匆匆赶来的公安干警得到的是这样的报告：刘云章、刘绍升（万全公司副总经理）、陈相歧（万全公司保卫科长）、李振彪（万全公司职工）等四人负责审查危福合的经济问题。7点左右，刘云章、刘绍升、陈相歧三人去吃晚饭，留下停薪留职后到大邱庄不到一个月的李振彪负责看守危福合。突然，冲进20多个李振彪不认识的人，对危一顿拳打脚踢后扬长而去。

为了把故事编得更为“圆满”，李振彪又匆忙伪造了两页危福合承认有经济问题的审讯笔录，与刘云章、刘绍升一起来到医院按上危福合尸体的指纹。随后，刘云章指使人用吸尘器对现场进行清理；刘永华暗示其他的打人凶手不得承认犯罪事实。

然而，妄图隐瞒犯罪的真相无疑等同于以纸包火。经过现场勘查和向有关人员调查，干警们发现，禹作敏的报案和刘永华、刘云章等人的说辞与事实明显不符：一是没有发现有20多人闯入现场；二是验尸发现，死者身上的累累伤痕并非瞬间暴打所致。

在勘查过程中，干警们依法提取了刘云章等四人的脚印。正是公安机关的这一正常执法举动，使这几个打人凶手害怕了。禹作敏得知这一情况后，指使刘永华安排四人外逃。

12月15日晚上，为了进一步查清案情，天津市公安局派出了6名刑侦技术干警，乘坐公安牌照警车再一次前往大邱庄勘查。他们在静海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和大邱庄治保会的人带领下，来到了发案现场。

消息汇报到了禹作敏耳中，他大为不满，当即下令：扣人！很快，几十个年轻力壮的汉子包围了正在执行公务的干警。他们不顾干警们的解释，锁上了楼道的铁栅栏门，把守住楼道口，断绝了干警与外界的联系。

第二天早晨，禹作敏命人带来两名带队的公安干警。他大发雷霆：“你们来干什么？”“为什么没通过党委？”“不就是打死个人嘛！”

直到天津市长聂璧初得知消息并亲自干预，禹作敏才于11时许放人。这时，6名执行公务的干警被非法扣留已达13个小时。

按理说，身为大邱庄党委书记，对于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公务，禹作敏责无旁贷要予以支持。但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禹作敏一方面在各级领导多次找他谈话时都声称要支持、配合，另一方面却在策划、帮助犯罪分子外逃，妨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任务。

危福合命案发生后，禹作敏的第一招，就是派人把危福合的家属从河北枣强县农村叫到大邱庄，甩出6.5万元人民币，要求危福合的家属立下保证：“尸体运回枣强火化，以后有事不再找大邱庄。”

刘云章等四人潜逃后不几天，禹作敏以为没事，便吩咐让四人回大邱庄藏匿。刘永华依计而行，把四人接回安排在一个楼房单元内，并为他们采购了各种生活用品。1993年春节，禹作敏决定让四人回家过年。从这时开始，案犯在大邱庄藏匿长达70多天。

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对刘云章、李振彪、刘绍升、陈相歧等4名重大嫌疑人应依法予以逮捕，于是函请公安机关协助通缉归案。天津市公安局发出了《通缉令》，并决定组织力量，前往大邱庄执行通缉搜捕任务。考虑到大邱庄内有治安派出所撤销后拒绝上交的15条枪、2000发子弹，还有一批滑膛枪、猎枪，公安机关于2月17日派出了400名干警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问题，防备通缉犯外逃。

2月17日上午，市、县公安和检察机关及静海县的领导同志进村向禹作敏说明情况，禹作敏极为不满，声称公安机关派出的警力太多，明确表示不同意干警进村执行通缉任务。

在会议室里，他跷着二郎腿，手中夹着烟对市、县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说：“（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你们不敢（担）保，我也不敢（担）保，群众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负不了这个责任。”随即，他以“暂时辞职”相要挟。当天下午，禹作敏又诬称“集结了1000多部队”，气势汹汹地质问：“他们是冲谁来的？”一时间大邱庄谣言四起。

事实上，执行搜捕的警力在离大邱庄约3公里的地方待命，400名干警始终未到过大邱庄村边。

可是，大邱庄如同进入了“战时状态”：一批批工人在全村四处集结、警戒、巡逻，守住各个路口；成吨的螺纹钢被截成一根根一米多长的铁棍，发给工人作为武器；汽车、拖拉机、马车、装满汽油的油罐车堵住路口形成路障。偌大的一个大邱庄，交通被断绝，来往人员遭受非法搜查。

为防止与不明真相的群众发生冲突，天津市公安局17日决定，留下30名干警待机执行任务，其余干警于当日返回。这一决定，当晚就告知了禹作敏和大邱庄党委成员。

然而，第二天上午，禹作敏却召开了全村大会，造谣煽动说：“市里在大邱庄不同方位布置了1000多部队，还带了小钢炮、催泪弹、警犬，要到村里搜查，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他还对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说：要“保卫”总公司、“保卫”大邱庄，对“非法行动的要寸步不让！”最后他宣布：全村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他自己则“临时辞职”。

大会之后，大邱庄局势更加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一些人手持器械聚集街头，情绪激烈；一些人则冲进会议室，质问、围攻市、县有关部门领导同志。

中共天津市委政法委员会明确要求大邱庄党委，必须在19日18时之前保证执法人员进村执行公务。在这种情况下，禹作敏一直拖延到当日17时，才勉强同意20多名执法人员进村张贴通缉令和对通缉犯的住所进行搜查。与此同时，禹作敏向手下人表示，要“寒碜、寒碜”执法人员。

当天下午，当执法人员乘车进入大邱庄时，禹作敏开出十几部豪华轿车来到村头以示“欢迎”，并同时进行录像。

因两边豪华轿车的“夹道欢迎”和数千名群众的“簇拥”，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动再次受阻。而就在这几天里，有两名通缉犯一直就藏在村中。

禹作敏公然煽动群众妨害执行公务，却倒打一耙。2月21日，一份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向外地不少单位和社会上散发的材料——《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出笼了。这份材料歪曲事实，不但谎称危福合是“突然被一些群众围殴致死”， 还造谣说：“大批武警已经开到大邱庄周围（据目击者说有1700多人），一些群众看到装备着火炮、警犬、催泪弹和长短武器。”

这份材料还把依法搜捕通缉犯说成“绝非为了缉拿几个嫌疑犯的，而是冲着全国第一村——大邱庄来的”，“是冲着改革事业的”，因而要“向全国人民讨一个公道”。

面对执法机关在执行公务中屡屡受阻，危福合案件的查处工作进展不大，以禹作敏为首的大邱庄党委对执法机关的工作横加阻拦的情况，中共天津市委决定，从3月10日起，向大邱庄派驻市委工作组，以帮助大邱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治安秩序，协助执法机关查处案件。

对于工作组的进村，禹作敏依旧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在口口声声一定配合工作组工作的同时，又指使刘永华让匿藏村中一座龙门吊车驾驶室里的通缉犯外逃。

早在2月20日，刘永华就派车将刘绍升转移到河北省献县，将陈相歧送到呼和浩特，后又转移到了包头。到了3月14日，刘永华又指使专人将刘云章、李振彪送往山东，后又转移到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匿藏。在这四名通缉犯几次逃离大邱庄的过程中，禹作敏“出手大方”，每次都向他们提供外逃资金，共计16万元。

从1992年8月到1993年3月，禹作敏和禹绍政还先后四次向某机关一名干部行贿数万元，以获取自己所需的机密，干扰对案件的查处。

在与执法机关的对抗中，禹作敏下的赌注不可谓不大。但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自以为这些犯罪事实被掩盖得天衣无缝，更低估了执法机关坚决打击犯罪的决心和能力。

为了彻底查清危福合一案和其他发生在大邱庄的违法犯罪案件，天津市委工作组和公安机关开展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在发动群众举报的同时，他们排查出800多条线索，派出专人并请各地公安机关协助缉查案犯。从3月中旬开始，刘绍升、陈相歧先后落网，刘云章、李振彪慑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威力，投案自首。

4月上中旬，案件的侦破又有了重大进展。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禹作敏的罪行暴露了出来。4月15日，公安机关依法对禹作敏进行拘留审查。4月21日，经检察机关批准，禹作敏被依法逮捕。在预审中，禹作敏向公安机关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到7月上旬，殴打、伤害危福合致死的刘云章等18名案犯和犯有窝藏、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非法管制等罪行的禹作敏等8名案犯全部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

7月31日和8月14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就两案依法分别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8月10日和11日及8月23日和24日分别对两案进行公开审理，并于8月27日作出一审判决。

8月24日下午，在法庭的公开审理即将结束时，按照审判程序，禹作敏作最后陈述。他说：“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经过两天来的法庭审理，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我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

在讲到他的犯罪根源时，他说：“有思想上的，也有历史的。大邱庄发展起来了，我的脑袋膨胀了，忘掉了法律，忘掉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逮捕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的，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犯罪。”他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后悔莫及：“因为我的犯罪，导致大邱庄一批人犯了罪。”

1993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办公厅给静海县委书记崔士光发来明传电报：“高德占同志于今日下午2时30分在一所一号（即迎宾馆一号）邀禹作敏同志谈话，请通知禹作敏同志，并请你一同参加”。老谋深算的禹作敏接到天津市委新书记要找他谈话的电话后，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前往。为了防止万一发生的不测事情，他带上有一身武艺的贴身保镖史明生，并挑选了3名随从（李向军、朱振凤（女）、杨会阁）与县委书记崔士光一道前往天津。

行至天津市俱乐部大门口，保安人员只让禹作敏的车进去，其它人一律远离。禹作敏虽然感到不祥，但只能从命。车子在院内停稳，他跟随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进入指定的房间。等待禹作敏的并不是市委书记，而是多名神色严峻、全副武装的干警。公安人员出示了拘留证，禹作敏只好束手就擒。

审问禹作敏案件的是天津市公安局47岁的公安干部罗振岭。在没审问禹作敏之前，他预先审问了原万全集团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并通过3次和禹作敏“较量”，审讯者便完全占据了主动权。

4月21日，禹作敏走进审讯室，罗振岭宣布：“根据你的罪行，经天津市公安局呈捕，报送天津市检察院批准，决定对你逮捕。这是逮捕证，你签字”。禹作敏站起来，写上姓名、日期，并按上自己的指纹。由于紧张，误把1993年写成1933年。经公安人员指出后，他才改正过来。8月23日和24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所犯罪行为进行公开审理，并于27日作出一审判决：根据禹作敏所犯罪行的事实和情节，以窝藏罪处有期徒刑六年，妨碍公务罪处有期徒刑三年，行贿罪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三年，非法管制罪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就在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禹作敏等人进行公开审理的同一天，新华社播发题为《国法不容－－禹作敏犯罪事实》的长篇通讯。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前车之鉴》的社论，文章要求：“全国人民一定要从大邱庄事件中吸取教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决不允许在党内和人民政权内出现谁也管不了的‘土围子’和‘土皇帝’”。

嗣后，《法制日报》《天津日报》《文汇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报刊也对禹作敏被判刑发表了评论文章。

禹作敏被判刑后，被押送到天津市第一监狱进行改造。

后来，禹作敏因患有神经衰弱和心脏病被送到天津市区内的天和医院实行保外就医。在那里，司法部门给予了他较宽松的环境和较优厚的待遇：天和医院专门腾出带有会客室、卧室和卫生间的3个房间供禹作敏和他的老伴居住；他每天都能看到报纸，了解国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