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鞭》是天津作家冯骥才创作的中篇小说，是其“俗世奇谈”系列小说之一，发表于1984年第四期的《小说家》。

清末的天津卫，三月二十二，海神娘娘“出巡散福”之日，津门大办皇会。盐务展老爷新娶的小老婆飞来凤在这一天大出风头，逢会必截，犒赏丰厚。突然，飞来凤的老相好、估衣街上的大混星子玻璃花跳出来横生事端，故意挑衅截会，让飞来凤出丑。众人劝说无效，僵持不下。这时，卖炸豆腐的小贩傻二挺身而出，用祖传的“辫子功”教训了“玻璃花”。“玻璃花”为了找回面子，先后请来使弹弓的戴奎一、天津卫武术界祖师爷索天响、日本武士佐藤秀郎等人与傻二较量，那些人均被傻二那神乎其神的辫子打败。从此后，傻二威名远扬，众人皆称傻二那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为“神鞭”，名流绅士们还送来写着“张我国威”的大匾。

没想到，“玻璃花”与洋货店掌柜杨殿起收买剃头匠要割掉傻二的辫子卖给洋人。傻二躲过一劫，吃惊不小，正巧老相识、书画家金子仙来访。金子仙开导傻二说：“洋人想偷神鞭，意在夺我国民之精神，身上的毛发乃是祖先的精血凝成，一根不得损伤，你该视为国宝，加倍爱惜。”傻二听了金子仙的解释，心里有种特殊的感觉，好像脑袋后面拖着的不是辫子，而是整个大清江山那么庄严，那么博大，那么沉重。因为辫子功不能外传，所以傻二求金子仙帮忙保媒，娶妻生子把祖宗的功夫传下去。金子仙便将自己的老闺女菊花嫁给傻二。

光绪二十六年，天下闹起义和拳。傻二的老乡刘四叔随义和团来天津，找到了傻二。从刘四叔口中，傻二才了解了自家“辫子功”的来历。原来，傻二的祖上练的是一种源自佛门的问心拳，需要剃光头。清军入关后，男人必须留辫子。这一变革等于绝了傻二家的武艺。事情把人挤到那儿，有能耐就变，没能耐就完蛋。傻二的祖先把功夫改用在辫子上，创出了奇异的辫子功，这一变，又是绝活儿。

在刘四的劝说下，傻二加入义和团去紫竹林攻打洋人。出征前，义和团的头领曹福田画了个避洋枪的符咒给傻二。傻二把符咒塞进辫跟儿里，感到满脑袋的头发都发烫，似乎真有法力注入其中。他想：神鞭加神拳，毛子全玩完。心里有种纵入紫竹林，一扫洋人的渴望。然而，在战场上，尽管团民英勇无畏，但大刀长矛挡不住洋枪洋炮，连傻二的辫子也被打断。

死里逃生的傻二躲在老丈人金子仙家养伤。伤养好了，但傻二的头发始终长不好，又细又黄，辫子少了一尺，甩起来不够长，也没力道。金子仙讨得秘方帮傻二重新长出了又粗又重的辫子。辫子长出来后，在外人眼里“神鞭”威风依旧，傻二心里却不是滋味，看不见的洋枪子穿肩断辫的感觉始终沉甸甸地压在他心上。在众人面前，他强撑着“神鞭”的功架，“张我国威”的大匾依旧气势昂扬地挂在家中，但傻二的五脏六腑总觉得空荡荡，底气不足。

庚子事变后，傻二家生活困难，再加上妻子始终没有生养，傻二不想让功夫失传，于是打破功夫不外传的祖训，开馆收徒。转眼到了民国三年，全国男人都得剪辫子，当了大兵的“玻璃花”又带着洋枪找上门来报仇。傻二遂隐名瞒姓远走他乡。

过了一年，当傻二再出现在“玻璃花”面前时，他已经剪掉了辫子，改“神鞭”为“神枪”，枪法就像他当年的神鞭一样纯熟快捷，神鬼莫测。“玻璃花”见状惊得嗓音都变了调：“你，你把祖宗留给你的‘神鞭’剪了？”傻二说：“你算说错了！你要知道我家祖宗怎么创出这辫子功，就知道我把祖宗的真能耐接过来了。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我把‘鞭’剪了，‘神’却留着。这便是，不论怎么办也难不死我们；不论嘛新玩意儿，都能玩到家。”不久后，传说北伐军中有一个神枪手，双手打枪，是个地地道道的天津人，可谁也说不出这人的姓名，只有玻璃花心中有数。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需要抛弃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旧形式，吸取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开拓创新，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到哪里去、如何生长等等成为亟待解决的文化思想课题。

这时，作为文革后投身于思想解放运动之潮的弄潮儿之一，冯骥才调整了自己的注意力，把创作方向由政治批判转移到文化批判、文化启蒙，“另辟一条新路走一走”。他将民族文化心理的症结分为三个层面：文化的劣根，即正统意识和祖上至上；二是文化的自我束缚力；三是文化的封闭系统。针对这三个层面，他从熟悉的天津地域文化入手，创作“俗世奇谈”系列中篇小说，以地道的天津味写清末民初津门的一些闲杂人和稀奇事，假借历史形态演绎现实灵魂，引导读者从民族文化心态中寻找和捕捉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心理因素。《神鞭》即是该系列小说的第一篇，针对的是文化症结的第一个层面“文化的劣根”。

傻二

天津卫吕祖堂一带挑担子卖炸豆腐的小贩，为人憨厚朴实、沉默寡言，身怀绝技却恪守低调的祖训。但在皇会上看到“玻璃花”闹事时，他突然有如鬼使神差一般出手打抱不平，显露了神乎其神的辫子功，与“玻璃花”结下梁子。此后，他接连挫败“玻璃花”找来的各路高手，享有“神鞭”美誉。志得意满的傻二以为辫子神功能救国救民，庚子年间，他参加义和团攻打洋人，不料辫子竟被洋枪打断。辛亥革命后，政府要求人人剪辫，已得知辫子功来历的傻二另觅新路，改练洋枪，终于成为北伐军中的神枪手。

玻璃花

原名“三梆子”，天津卫的混混儿，估衣街上的一霸。使横逞凶，无恶不做，欺软怕硬，愚昧可笑，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他靠“寻衅熬打”创下了名号，但同时瞎了左眼，伤好后左眼变成了花花蛋子，于是得了外号“玻璃花”。他在皇会上闹事，寻富家小老婆的晦气，刁难表演节目的艺人，被傻二用辫子功打伤。事后，栽了面的他为了报仇三番五次请各路人马与傻二比武，都一败涂地，而且他自己也在混混界失去了地位。

索天响

索天响是天津武林的头把交椅，名声在霍元甲之上。号称轻功有三绝，讲起各路武术门派的典故来更是滔滔不绝，实际上此人徒有虚名。他听信玻璃花的挑拔，与傻二比武，提出“只动腿脚、不动辫子、不动手”的条件。但没有比试多久，索天响就气喘吁吁。傻二去给他端椅子，他却趁机用飞刀暗害傻二，没成想飞刀被傻二辫子的打掉。最后他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金子仙

以书画为生的文人墨客。傻二的老顾客，特别喜欢吃傻二做的炸豆腐。经多见广，深谙人情世故。视傻二的“神鞭”为国宝，为了保护和照顾傻二，他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傻二为妻。他也有迂腐、因循守旧的一面，“不信洋人比咱祖宗更高明”，顽固地抵制西洋文明。

杨殿起

广来洋货店的掌柜。精明势利，以洋货为荣，比洋人更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站在洋人堆里，自以为比中国人高一截儿。他带“玻璃花儿”到租界与东洋武士见面，牵线策划东洋人与傻二比武。但他又深知天津卫的人恨洋人，更恨二鬼子，所以在比武前，找借口一走了之，哄“玻璃花儿”替他顶雷。

刘四叔

安次县廊坊香芦村人，傻二的老乡，是村里“吹歌会”的领头人，吹得一口好笛子。随义和团来到天津卫后，找到傻二，讲述了辫子功的来历，鼓励傻二参加义和团杀洋鬼子。而且他不顾自己已七十高龄，亲率乐队赴前线为团民助威，最后壮烈牺牲。

《神鞭》是一幅民俗风情画，作者从皇会表演到天津卫给孩子取名的民俗，从孩子“跳墙”的成人仪式到民间武功流派的源流，从南门外景色的绘制到服装、轿子、室内陈设的描摹，介绍了天津的地域特色、民俗文化，描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大背景下天津的世态民情。通过杨殿起、金子仙等个性化人物展现了殖民统治下市井细民的各色心态。

作者写民俗风情，并不是满足于表层形态的展示，而是以追根溯源为目的。傻二头上的那条辫子浓缩了一段中国社会的发展史，浓缩了中国人承受的文化压力，它是一种民俗，又是一种制度，更是中国人文化心态中正统意识和祖上至上主义的表现。傻二的一条辫子横扫天津卫，打得各种人马魂飞魄散，人们对这条被看做“祖宗的精血”的辫子顶礼膜拜，穿凿附会，有些店铺甚至在门口挂出假的“神鞭”以辟邪除祟，似乎是凡祖宗的东西永远没有错。但面对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这祖宗留下的宝贝却只有被削断、烧毁的命运。这样的反转揭露了传统文化中那种似乎永远不败的虚假的精神支柱，辫子成为一个民族整体精神病态的象征。

最后，傻二弃神鞭学神枪则充分体现了作者心中理想的民族精神的真谛——正视现实，适应时代变化，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在变革中勇于进取，敢于创新，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摆脱沉重的精神负荷，向着更先进的文明迈进。

创作手法

《神鞭》采用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传统的说书形式与现代小说手法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小说把荒诞的内核，贴切地包容于逼真的现实主义描写之中。作者笔下的“辫子功”神乎其神，傻二的辫子就好像是有了自主意识，这是虚构的、荒诞的。而作者将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镶嵌于清末民初的特定时代氛围、社会环境、生活情趣、人性事理的历史真实中。这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构成了小说既荒诞又可信的风格。

故事的叙述借鉴了传统章回体小说和评书艺术的形式，开篇即是一首打油诗作为“定场诗”，以“神鞭”贯穿始终，一环紧扣一环，有起有伏，有张有驰。写人物则采用中国传统艺术的白描手法，淡淡几笔，一个动作，几句道白，就勾勒出人物的本相来。同时，作家结合了象征等现代小说技巧主义，并夹杂了很多简练精辟的哲理性议论，使整篇小说富于象征性、哲理性。

语言特点

小说采用充满地域特色的地道津味儿方言。全文使用了大量生活化的地方口语，如“邪气撞邪所”、“跳出一个大傻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请神容易送神难”等，通俗直白，生动幽默，富于哲理。小说的人物语言极具个性化，例如“傻巴，哪位没提裤子，把你露出来了？你也不找块不渗水的地，撒泡尿照照自己。这是嘛地界，你敢扎一头！”几句话便刻画出玻璃花的鄙俗至极、蛮不讲理。

荣誉表彰

《神鞭》曾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衍生作品

1986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将小说搬上大银幕，由张子恩执导，王亚为、陈宝国出演。2003年，《神鞭》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周友朝执导，任程伟主演。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傅正谷：读冯骥才的中篇小说《神鞭》，被其情节的曲折多趣，寓意的深刻有味，构思和手法的新颖、独特，以及语言的圆熟与浓厚的地方特色所吸引，并勾起了许多对历史与现实的遐想。

作家汪宗元：作品的情节并不繁杂，简单明了，毫无枝蔓横杈，但一气读来，几乎每个章节均使人浮想联翩，感触众多，令人叫绝。

冯骥才，生于1942年，当代作家。原籍浙江慈溪，生于天津。从小喜爱美术、文学、音乐和球类活动。1960年毕业于天津塘沽中学。历任天津市男子篮球队队员，天津国画研究会职业画家，天津工艺美术大学绘画教师，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专业作家，天津市文联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及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联合国科教文国际民间艺术组织副主席。兼为画家。曾在中国各大城市和奥地利、新加坡、日、美等国举办个人画展。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义和拳》、《神灯前传》，短篇小说集《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俗世奇人》，散文集《珍珠鸟》、《巴黎·艺术至上》，中篇小说《感谢生活》、《三寸金莲》等各种作品集38部，另有大型画集六部。多部作品被搬上银幕。短篇小说《雕花烟斗》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啊》及《神鞭》分获全国第一、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感谢生活》获法国女巫奖、青年读物奖、瑞士蓝眼镜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