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是史书上作“土社”、“番社”，台湾省高山族原始社会形态下的基层社会组织。一般说来，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氏族部落。每社有数户到数百户个体家庭不等。具有农村公社性质。每社包括若干来自不同地方的家族和不同姓氏的家庭，属地缘性的联系。每社有自己的公有土地、猎场和渔区，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社与社之间地界分明。社既是政治单位，又是军事单位。社的首领一般是由社内公众推选年长的男子担任，任期有限制，也有少数首领职位是世袭的。

古人以土地滋育万物，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所以普遍立社祭祀。社是祭祀的场所，同时也是公众聚会的地方。据《尚书·甘誓》，夏代对于战争中违命的人即在社施行惩罚。甲骨文多见祭祀殷王于社祈年求雨的记录。《诗经》中也有西周时用粮食、牺牲祭社祈求甘雨和丰收的篇章。春秋时代遇到日食、水灾亦祭祀于社，战争中俘获敌国君主也曾用作祭社的牺牲；发生重大事变还要结盟于社，社更成为公众活动的中心，盛大的社祀往往会吸引邻国君主专程前往参观。史籍中还出现“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禹劳天下而死为社”等说法，把土地神指实为某个帝王，当属后起的传说。除国都外，民众聚居的城邑也往往有社，《左传》中就有民间妇女在乡村之社结盟的记载，据说大约二十五家即置一社，可见基层居民点也都要立社。这样，社遂具有了地方基层组织的性质。《左传》记载，鲁昭公流亡至齐，齐景公宣称准备将邻近鲁国的土地“千社”奉献给他。鲁定公士大夫，还谈到楚王、越王打算以书社数百赏赐孔子、墨子等，虽不就是古代史实，却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社已成为地方基层单位，大约同邑、里相当。

汉代中央、郡国、县、乡、里各级行政机构都立有社。乡以上的社由政府设置，官府致祭。里社则由居民自己组织祭祀，即以里名为社名，称某某里社，里的全体居民不论贫富都参加。每年春二月、秋八月上旬的戊日举行社祭，祭后在社下宴饮行乐，费用由全里居民分摊，有时也采取捐献的办法。除去集体的祭祀外，个人也常向社神祈福、立誓、禳病。领导社事的是里正、父老，里、社在组织上是合一的，社的活动即为里的职司的一部分，并得到封建国家的认可与支持。社祭时的具体执事者称社宰、社祝、祭尊，是宗教巫术者的称谓。社的活动的参加者并没有专门的称呼，反映了当时里、社尚未分离的情况。不过，与先秦相比，汉代里虽普遍立社，但已出现与里有别的“里社”一辞；社神和社祭的地位有所降低；里中居民对社的活动的态度随贫富分化而不一致，已开始带有自由参加的色彩，这些都说明汉代里与社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分离的迹象，社的活动开始出现了私人化、自愿化的趋向。

在汉代，里、社分离和社的活动私人化、自愿化趋向的最重要的表征还不在于里社内部的变化，而是在传统的里社之外。当时，出现了其他类型的社。其中有的是按阶级和职业结合，例如居延汉简即有边郡部吏敛钱社会的记载；更多的则是由里中部分居民自己建立的私社。这些社中，有些是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结合的，社的职能往往在社名上反映出来。象东汉缑氏县侍廷里居民二十五人组成的“父老?”（?即单、弹，应是社的别称），其职能即为共同敛钱买田，以其收获供里父老（由?的成员轮流充当）的费用；东汉有的地方官为百姓组成的“正弹”，其职能则是均摊更役，并募钱雇人充役。此外，尚有“酒单”、“宗单”、“同志单”、“孝子单”等。东汉末年的张鲁农民起义，亦曾以社作为组织形式。

由上可知，汉代的里社已经下降为主要从事祭祀活动的宗教会社，但仍受到封建政权的控制。而里社之外的私社，私人团体的色彩则比较鲜明，有的还曾遭到地方政府的禁断。

三国两晋南北朝　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战乱频仍，人口流散，再加上门阀世族占有大量户口，封建国家的户籍制度

士大夫。邑义和法社特别是邑义，实际上是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借助佛教来统治、剥削群众的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到隋唐时，邑义和法社在地域和活动内容上的区别逐渐泯没了。

尽管里、社已经分离，但封建政府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总想借行政力量把社纳入官府控制之下，让里中全体居民参加，使它成为封建地方基层行政机构的辅助组织。梁制：民二十五家为一社，陈因梁旧。隋亦令百姓各自立社，文帝开皇五年(585)又令各州百姓及军人输纳粮食于当社，建立社仓（亦称义仓），由社司掌管，以备饥年赈给。但社仓不久即移归州县管理，所纳粮食变为按户等征取的定额税。到唐太宗时，改为义仓，据地收税，每亩二升，成为正式的国税即地税，完全与社脱离了关系。

唐五代私社大盛，通称“社”、“社邑”、“义社”、“义邑”、“邑义”等。许多私社因本身的主要活动或社人成分而有专名，如亲情社、官品社、女人社、坊巷社、法社、香火社、燃灯社等等。这些私社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类主要从事佛教活动，与寺院和僧人有密切关系，多数就是依附于寺院和僧团的组织，僧人参加或领导的也不在少数。一类主要从事经济和生活的互助，其中最主要的是营办丧葬。有些社则兼具上述两类社的职能。而传统的社祭，往往仍是这些私社的重要活动内容。此外，还有农民集资买牛的牛社、士兵集资买马的马社及管理灌溉工程的渠社等，种类繁多，名目不一，职能各别。但两晋南北朝时出现的宗社，由于门阀世族制度的衰落，除唐初见诸记载外，已逐渐湮没不彰。

从唐后期、五代的记载特别是敦煌遗书的记载看，这些遍及城乡的私社，多数虽按地域组成，但多少是部分居民自愿与自由的结合。结社称为“结义”或“合义”，人数一般为十余人到数十人。也有不少私社打破了地域界限，由官吏、军人、妇女、工商业者等组成，即按性别、阶级、职业结合。社的首领通常为社长、社官、录事，总称“三官”，由社人推举。社人之间的关系是“贵贱一般”，“如兄如弟”。社的活动开支除临事时由社众缴纳外，还留有若干公共积累，称为“义聚”。社的宗旨、职能及社人的权利义务已非纯依习惯和传统，而是采取社条、社约的形式加以规定，并可由子孙继承。有的规定相当具体详尽，如敦煌私社的营办丧葬，事先由主家按期缴纳一定的财物及请酒办席，临事时，社众出财物、出车舆、出人力操办。投社、退社要申请，由社众决定。不遵社条要处罚，直到驱逐出社。可见，这种私社当时被认为是社人之间从事共同事业、进行互助和教育的组织，已经摆脱了全体村里居民参加、共同活动的农村公社组织形式以及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社邑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其自身在历史演进中逐渐成熟，另一方面也是唐五代时期土地买卖和租佃契约关系盛行、商品经济发展、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削弱、门阀世族制度衰落等社会变化的反映。

这些私社尽管具有自由组织和自愿参加的性质，并具有经济与生活互助的职能，但实际上，大都在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上受到官府、寺院、官僚、军将、地主、富户的控制，为他们提供变相的赋敛和力役，成为封建统治者在经济上、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控制、奴役人民的一种辅助手段，其中尤以从事佛教活动的社为最。

唐时，私社对封建统治秩序的影响尚不显著，封建政府对之基本上采取放任的态度，只是从营办丧葬奢侈逾制的角度加以限制，并曾一度禁断，另外，则从佛教信仰的角度，一度禁断私社杀生宴集，但条法均不甚严格，也未收到多少实效。

宋代的社极为普遍，以致北方有些村庄径以某某社为村名。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许多社的组织和活动呈现了新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具备了地方武装组织的职能。

为了应付战乱环境，唐末五代农村中的地方武装如土团、乡兵、土兵等大量涌现。这些地方武装很自然地利用了社这种现成的组织形式。到了宋代，乡社

在西、北沿边地区，乡社武装除去防缉盗贼外，主要执行着备边保境的职能，其中最著名的是澶渊之盟后在河北兴起的“弓箭社”，以及金兵南下时遍及大河南北的“忠义巡社”。这类乡社特别是北方的忠义巡社，在抗击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从唐朝军队中承袭下来的“马社”，北宋时也有发展，地域从河东逐步推广到陕西、河北乃至广西；原来只在少数禁兵部队中组织，后来逐渐推及更多的禁兵，乃至厢兵、乡兵部队之中。

有些乡社还建有社仓以备荒，实际上社仓多由地主富户掌握，成为经济上控制与剥削农民的一种手段。宋代理学盛行，讲学之风大盛，科举制发展，农村中读书的人多了起来，利用乡社进行封建教化受到了地主阶级的重视。其做法：①在社的乡规中具体规定修养道德的要求，定期说教检查；②举办或控制社学，传习孔孟之道，摒弃非圣之书，从而加强了乡社的教育与灌输封建道德伦理的职能。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城市中依行业、职业组成的社大为发展，但市民还没有形成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封建政权对城市的控制又较农村严密，因此，城市的社除去迎神赛会和职业性的活动外，很少见有乡社那样的武装组织和活动。

佛教结社这时也有变化。唐后期以来，修持简易，以念佛为主的净土宗在平民中大为流行，佛教结社的规模有大到千人万人的。净土宗主能见佛相，各种佛越来越多，其中逐渐渗入了许多道教与土俗之神，如上帝、司命、南斗、北斗、山神、水神、城隍

方腊起义和钟相、杨么起义。

厉行中央集权王安石变法时及变法后，曾把河北弓箭社纳入保甲系统之内，并把军队马社的办法加以改易，作为保马法中的社马制度推行于北方民间。第二次是南宋初，组织与支持北方的忠义巡社抗击金兵。第三次是南宋时，利用南方乡社武装镇压农民起义。

元代以社为社会基层组织。其制先行于北方，元灭南宋后推广到江南，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施行。其类型可分为农村与城市两种社制。

农村立社对元代前期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立社后五六年，农业生产就有显著增长。一些农业生产技术通过社的组织得到推广。元政府建立了农桑文册制度，责成社长、胥吏逐户调查登记，依式上报，以使国家每年掌握种植、垦辟、义粮、学校的数字，加强对农业的管理并保证赋税的征收。

继立社令文之后，元政府还颁布了一些法令，使农村的社又成为行政系统的基层单位。社隶属在乡、都下面，社长除劝农外，尚需负责统计户口、征调赋役、维持治安和处理社内一般诉讼事务。当时乡、都设里正，社长即为里正下属。社长名义上由社众推举，实际上由地方官吏和村社富户指派；担任社长的人多数是中小地主，从而加强了元政府的统治基础。

世祖以后，社制逐渐遭到破坏，义仓和学校往往有名无实，社长常被官府另行差遣，用以搜刮钱财，以致有的官员认为社长于民无益，应当罢去。同时，由于社长服役过多，元政府又有社众犯法社长连坐等规定，在许多地区出现了社长逃亡的现象。尽管矛盾重重，但社的劝农作用并未完全丧失。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元政府通过社的组织推行苗好谦的种桑法。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畏兀儿族官员燕立帖木儿在西乡县推广棉花种植，也是利用社的组织进行的。直到元亡，社仍然是农村的社会基层组织。

②城市社制。城市立社制度也是至元七年颁行的。城市的社设在坊下，如四明（今浙江宁波）录事司治下有社一百三十个，分属四十坊。每社的户数多于农村的社，凡城关居民均须入社。其社长的职责是维护封建法纪和地面治安。

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对民间组织的禁限加严，加以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前代的社的各种职能虽仍分散保留在各种基层社会组织如义仓、义学（社学）、公堂、会馆、团练、乡勇等之中，秘密宗教与帮会的活动也仍然承袭了过去的社的某些组织形式和作法，但多已不再沿用社的名称，社也不再作为一种统一的基层社会组织普遍存在于民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