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号子是上海市的传统民歌。传唱于码头、货场的装卸、抬扛、推拉等劳动场合。码头号子的歌唱方式主要是“领、合”式，即一人领、众人合，或者众人领、众人合。在节奏较缓的劳动中，“领”句较长，“合”句稍短。而在较紧张的劳动中，“领”句、“合”句都十分短促。

在历史上，“码头号子”曾被反复公开展示。1934年，聂耳到码头体验生活后，创作了舞台剧《扬子江风暴》，在剧中用“码头号子”谱写了《码头工人歌》；1961年，上海全港区举办“码头号子”汇演，据当时的报纸记载，汇演呈现了19个流派、108首号子，场面热烈；后来，上海港区文工团又举行全国巡演并参加全国比赛，使“上海港码头号子”风光一时；1986年，英国磐石电影公司专门派摄制组来上海，到各港区拍摄了以“码头号子”为内容的专题片。

号子指挥大家统一步伐、协调动作，是一种艺术化的劳动指挥号令。它的节奏与劳动节奏完全契合，是所有民歌中与生产劳动实践关系最紧密的。唱者都是男性，“领”“合”结合，音区宽广、嘹亮，多高音区，尽显阳刚之美。

“41公里长的黄浦江沿岸，码头林立。解放前，全国各地的人来这里做工。解放后，两岸从上港一区到上港七区，无数码头工人在这里工作。在劳动中诞生的‘码头号子’，虽然大多是‘吭呦啰’‘嗨唷嗨’之类的虚词，但音乐风格鲜明，种类也非常丰富。”记者从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名录中了解到，劳动号子分为码头号子、海洋号子、江河号子、森林号子、搬运号子等。上海的码头工人来自四面八方，人口结构可谓“五方杂处，海纳百川”，其中有本帮、苏北帮、湖北帮、宁波帮……当时曾有“要想进码头，先要会号子”的说法，因此，“上海港码头号子”既包含各地方言的语调、节奏，也有各地的传统民歌唱腔，与其他号子区别明显，具有典型的海派特征。根据劳动方式的不同，“上海港码头号子”还被细分成了“搭肩号子”“杠棒号子”“堆装号子”等，样式相当丰富。

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及工作环境的改善，使过去手拉肩扛的劳动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码头号子”也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如今的年轻人，也许只能从早年的老电影中听到铿锵激越的“码头号子”了。不过，仍有一批健在的退休码头工人还在经常哼唱。塘桥社区有一位60多岁的韩先生，原是港务区的工会干部，自己记录、改编了不少“码头号子”，退休后在社区组织老码头工人经常演唱，他们在“中国原生民歌大赛”上获了奖。有关机构还从苏北请来八旬高龄的退休工人程先生来进行记录、收集。不过，“码头号子”如今仅属“保存”的范畴。侯小声认为：“‘码头号子’是上海音乐的特色元素，可我们在反映上海文化的影视、歌曲和舞台作品中却很难听到这种音乐。如果‘码头号子’经常被运用在各种文艺作品中，被人认识和了解的机会肯定会比仅被保存起来多得多。”

码头号子因不同的搬运物件和搬运环境，有很多种类型；所唱的号子也由于各地方方言语音的不同，形成了独特的带有各地特色和各派风格的码头号子。其中，以“苏北号子”和“湖北号子”最具代表性也最为普及。传承方式是一种自然传接的“劳动传承”。

如今，“码头号子”似乎并不被人重视了。侯小声曾多年参与“码头号子”的发掘整理工作，虽然有近百首“上海港码头号子”被他与同事们收录进了《上海民歌集成》，但是，他认为：“如果社会各方都能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应该还可以发现更多的曲目。”记者通过他的介绍了解到，一些企业并没有认识到保护和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不愿提供企业前身保留下来的档案资料；一些沿江地区的有关部门，对专家和相关机构的研究支持不力，使许多有关“码头号子”的资料和人物难以找寻。为此，一些专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大家对其重要性应有所认识，积极配合发掘、整理和保护工作，使其不至于因时代变化而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