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永贵（1935年－）字明强，辽宁省复县人。台湾政治大学新闻所硕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及大众传播学硕士。

他还和台北市几个学校的文学同好创办《中学生文艺》，当时他代表师大附中，高希均代表北商，金开鑫则代表师范。以第一志愿进入政大新闻系后，一心想当记者的他，少提文学的笔，专注在新闻专业学习上。 新闻记者、医生、律师、传教士是社会四大专业之士，但他认为：“一个记者的影响力，往往比律师、医生还要大，因为他可以医治社会的病。”石永贵一语道破记者光环所在，他说，除记者之外，其它三者都是一对一，记者却可能以一篇稿子、一个谈话影响人群，不管是家庭、社会、学校，媒体都深入其中，更有甚者，如今走入个人新闻专业时代，每个人都可发声，个人意见普遍受到重视，因此，大众传播工作也一直吸引有志者前仆后继。虽然一心想当记者，但他的记者生涯非常短，政大毕业后，曾在台湾《新闻报》主跑党政外交新闻，赴美取得学位返国，担任两年记者，之后就再也没有担任基层工作。

1975年，台湾《新生报》社长李白虹写信给文工会主任吴俊才，调聘当时任文工会总干事的石永贵担任台湾《新生报》副社长兼总编辑，1976年升任《新生报》发行人兼社长。 郑贞铭教授出版《百年报人》套书，介绍传播史上一百位跨世纪代表人物，被誉为“台湾传播界艾科卡”的石永贵自然名列其中，对此殊荣，石永贵笑称“很惭愧、不敢当”。重要的是，丰富的媒体生涯，他每个阶段都喜欢，也谦称能在这么多媒体发挥长才，和当年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加上当局重视人才，自己才能把握住这些服务的机会。石永贵说，中规中矩、不走快捷方式，是他一路走来最足以自豪的本事。

1996年，石永贵转任正中书局董事长迄今，其媒体经营历练，在台湾少有人企及，早期曾掌华视公共关系室，后来先后担任台视、中视总经理，可以游走三台的主管，在早期不仅罕见也有备受肯定的意味。期间他也担任过《中央日报》社长，电视人、报人，直到现在的出版人，丝毫没有转型的困扰，从基层跃升到媒体最高主管，而且屡创佳绩，他是怎么办到的？他说，掌握重点是最大原则。 他曾让《新生报》与《中央日报》转亏为盈，也曾先后在任内让两家电视台冲高业绩，石永贵说：“在报纸，我重视内容和读者；在电视台，我重视节目和观众。”当年临危受命接下《新生报》的重任，他一上任，就宣布：“尽管去做，错了社长负责。”要大家把官方办的报当民营报纸经营。在台视时期，他厉行“牺牲享受、享受牺牲”，不但请客不喝XO，连绍兴都不喝，前任总经理所乘坐的豪华座车他也不用，改坐一般公务车。以身作则和不唱高调是他身为领导人两大准则。 经营《新生报》时期，他坚持用专业人才，让报纸杂志化，避免在硬性新闻与人一较长短，并将副刊改为全版彩色印刷，掌握读者阅读口味、调整经营方向。石永贵将《新生报》办活了，也有一战成名的味道。

1981年他接下台视总经理的担子，时值台视士气不振，他一到任随即调整节目，把节目、观众、业务三者环环相扣，公开取才，台视几个脍炙人口的节目都是出自他的指导。当年的台视人，人前称他总经理，人后称他总企画，因为从节目的诞生、成长、茁壮，石永贵 非但全程参与、关注每一个细节，更重视节目名称、意涵。 他举大家耳熟能详的“我爱红娘”为例，“我爱红娘”是他自日本富士电视台观摩回来的构想，起初，他和制作人洪理夫两人为节目名称相持很久，年轻的洪先生要用“最佳拍档”，他则坚持“我爱红娘”，理由是他认为“红娘”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老妪能知；“拍档”则是当时香港电影的流行用法，他认为那是 赶流行，不会长久的。基于服务观众，保护参加节目的未婚男女，甚至对双方家长负责的态度，石永贵以慎重、良心、不花俏的基本原则，让《我爱红娘》在电视界打出名号，成为播出十年以上的长青节目。

其它如“星星知我心”、“强棒出击”也都轰动一时。在台视，他创下节目制作人制、提倡新闻主播制，任命盛竹如为第一代台视新闻主播，同时台视新闻向CNN看齐，在“台视新闻与世界报导”时段推出双主播李四端、陈蔼玲的搭档，把CNN新闻引进现场，使台视获得“新闻王国”美誉。石永贵媒体经营口碑，不只一次地听传播人传颂，这些风云事迹都源于他的完美主义。他说：“如果没有困难，节目不会产生；如果没有创意，节目也不会诞生；如果没有决心，节目还是不会诞生；如果没有追求完美之心，节目绝对不会诞生。” 从激烈的电视转战正中书局，石永贵颇有安定、寻得“清静春天”的意味。这几年，除了整理人生历程，最大的收获是有较多私人时间。他对正中这个有七十一年历史的老店深深期许。以往，因“九年国教”，正中负担很重要的提供教科书任务。现在这个任务画下句点，现阶段则要实践新的社会需要。石永贵说，在单小琳接任正中总经理之后，正中的确一新耳目，不仅成立新品牌，同时多角化经营，和其它文化体结盟，活力、效率都有明显改进。 从政大所受的新闻教育延伸到一生的新闻事业，他把生活和工作画上等号。

深入再淡出大媒体，石永贵如何看待现今的媒体生态？他说，利和弊是相随而来。“利”是人人都享有最新、最快、最多的信息，最大的“弊”则是商业化的结果，产生相当大量垃圾，占用阅听大众太多时间。他大声疾呼聪明的读者，要做“媒体的主人，不要做媒体的奴隶。”简单说，选择好的信息就是利，反之当然就是弊了。至于媒体人的专业道德、自律精神，在目前大环境下恐怕偶有沦丧之虞。石永贵建议，最低限度就是不让所服务对象产生不良影响，他给电视工作者一个很好的建议：“所出品的东西必须是自己的孩子可以看。”有这个坚持，他相信做出来的节目也不至于沦丧到什么地步。他特别强调，很庆幸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可以有权利要什么或是不要什么，可以有机会实践新闻教育的理念。

解析报业发展危机

至于报业的发展，石永贵以专业经营者分析报业面临的困境，因为“新闻纸”的机能逐步丧失，眼见报纸家数日渐减少。

他剖析四大危机：“一、读者看报时间愈来愈少；二、提供新闻机能被廿四小时电视取代；三、广告大饼不增反减，四、成本增加、收入愈少。”这四项因素使得报业处境日益不佳。如果今天由他主持报社，他该如何回应报业经营的艰困？石永贵马上指出症结所在：首要之务，区别和电视的不同，改变提供新闻的方法，比如说深度报导、解释新闻都是电 视较难发挥的。第二，降低成本，他认为不同媒体的竞争早已凌驾于同是平面的竞争，过去竞争的方式一定要改变。石永贵给报业工作者一个很大的信心，他乐观 地表示，报纸读者绝对不会减少，问题是在报纸提供什么样的内容。

在工作岗位之外，他担任“中国回教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电视文化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美化环境基金会董事、橄榄球协会理事长、ABC发行公信组织董事长等光是头衔就令人眼花缭乱，除了媒体领域，还涵盖环保、体育。石永贵如何安排自己业余时间？他还是老话一句：“我喜欢工作”。除了工作、写作，他没有特别的嗜好，本业、本职重于一切，其它多与社会公益有关，属义工性质。 石永贵认为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从正面和负面来看，要怎么看则取决于人的心，他强调心富才是真富，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精神，除了创造财富更须创造道德，在社会光怪陆离、无奇不有的当下，想拾回已沦丧的中国固有精神，必须老师、家长、政府齐头并进，社会的新桃花源方有实现的一天。石永贵习惯以积极、乐观、光明的思想面对人生，他特别强调：“心理建设很重要。” 石永贵自言不是文学界的人，从阅读口味来看，财经、政治、国际领域都是他关注的。充分掌握时间的他，坦言很少接触对工作没有帮助的书，甚至连一本小说都不看。

虽然如此，他在《讲义杂志》所写专栏“讲义的人生”长达十五年之久，这个从讲义创刊就有的专栏，陪伴石永贵历经传媒大风大浪的生活，他在这儿很少谈政治时事，多的是人生哲理，设定的读者群在三十岁到六十岁之间，成熟、有社会经验的族群是他心目中理想的读者。 他的习惯是在平日的阅读过程中选定写作题材，除了“讲义的人生”一个月一篇，其它文章则散见各报章杂志。无心插柳，这些年下来，他出版了散文、游记及传播专业丛书共十七本。明显地，他的早期作品受到留学生涯启发甚深，文章散发强烈的爱国思想，对公费留学制度以亲身见闻言所该言。进入媒体实战之后，这股知己知彼的精神更充分发挥，把社会现象、工作心得化为文字，在媒体经营之外，拨竿提笔，石永贵多年来持之以恒的精神更值得文学人学习。

因为宗教信仰，石永贵在1970年赴麦加朝圣。身为一个伊斯兰教徒，石永贵认为一生中能去麦加完成朝圣，是最荣耀的事。当时交通不如现今方便，他从台北、香港、曼谷、贝鲁特到麦加，沿途所见所闻丰富他的思想，也在此行认识黎巴嫩当时重要政治领袖。回国后，应邀在《大华晚报》连载《中东见闻录》，后来在“人人文库”结集出版，书名《红海新娘》。1984年，他任台湾沙特访问团团长。前后两次中东见闻都令他感受很深，第一次去，亲见一件衬衫穿过就扔的情境，因为水的珍贵，洗比买还要贵；第二次则眼见大量汽车坏了就停摆弃置，原因是没有技术，没人可修。石永贵把中东见闻以深入浅出的文字，让读者一窥沙漠 风光、习俗人情以及回教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