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印术是“石版印刷术”的简称，它是一种平版印刷技术。它是以表面具有密布细孔的石版作版材进行平压平或圆压平的直接印刷。具体些说，是利用油水相斥的原理，用脂肪性油墨将图文绘制在石版上，然后以水润湿石版的表面，使没有图文的石版细孔蓄有水分，于是图文部分吸墨拒水，非图文部分吸水拒墨。印刷时，以纸张覆盖在经过施墨及润水的石版上，然后通过木制压架使石版上的墨迹转移到纸张上，获得印张。

石印术在我国近代出版史上得到广泛应用，对于近代大量书籍以及画报等出版物的印刷具有很重要的推进作用。

石印以天然多微孔的石油石作为版料，利用脂肪性转写墨，在石版制的面板上对图文描绘，也可以利用转写纸，直接将图文印在石版面上，在这个过程中，石印充分利用了水油不相融的物理特性和原理，在现代操作工艺和技术下，制作成为印版，在印刷过程中，需要用水将版面进行湿润，此时只有图文部分是可以附着油墨的，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石刻实际上是一种平版印刷。

石印术是 1798 年由奥地利人施内费尔德（Aloys Senefelder，1771～1834）发明的。施内费尔德生于布拉格，年轻时就从事印刷业，据说他爱作歌曲，但无力付印，就尝试以石板印刷。他在刊印乐谱时，发现表面有微孔的石板涂上油脂后能吸附油墨，而石板未涂油脂的部分却有蓄水性能。他对这种现象，结合水油相拒原理进行深入研究，终于在1796年至1799年间在慕尼黑试验成功，称之为石印术（Lithography），并于 1800 年获得英国专利。由于这种印刷术成本低，印刷质量好，很快在欧洲流传开来，欧洲的伦敦、布拉格、马德里、巴塞罗那、圣彼得堡、巴黎、维也纳都纷纷成立了石版印刷店。19 世纪初，石印技术已在欧洲普及。

19 世纪 30 年代，石印术传到亚洲。大约 1834 年前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巴达维亚最早使用石印术印刷中文书籍。在这以后，中文石印本在澳门、广州、上海等地相继出现。清代有“吃墨石”一说： “泰西有吃墨石，以水墨书字于纸，贴石上，少顷，墨字即透入石中，复以水墨刷之，则有字处沾墨，无字处不沾，印之与刊版无异也。”

我国最早使用石印机的是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所设的土山湾印书馆。该馆在清同治八年（1869）成立了木版印刷部，同治十三年（1874）改为石印部及铅印部。光绪二年（1876）用石印术刊印出一批宣传天主教的书籍，在天主教徒中间流传。

石印方面，最早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当推上海点石斋石印书局。清光绪五年（1879）开设上海申报馆的英商美查设立了点石斋石印书局，点石斋石印书局在当时的地位是作为报馆附属机构而存在的，点石斋石印书局成立以后，书局专门聘请邱子昂担任馆内的石印技师，邱子昂在当时是家喻户晓的石印高手，对石印技术了如指掌，进馆工作以后，他最先印刷的书籍即为《圣谕详解》，随后他利用照相石印印刷了《佩文韵府》等大量古籍。点石斋石印书局的石印技术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它印刷了大量的工具书，这对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作用，同时由于石印技术的利用，点石斋石印书局的出书率是很高的，但是印刷的成本却十分低。此后，点石斋石印书局的业务迅速发展，其印刷所设在泥城桥堍（今西藏路），发行所设在抛球场（今河南中路南京路）。作为当时较为先进的印刷办法，其印刷书籍与原版书籍几乎没有差别，而印刷书因为有照相技术的支撑，可以使尺寸扩大或缩小，而且制版清晰方便。点石斋的《康熙字典》石印本，就是将殿本分为三排缩印在一页上，在当时是一种很新颖的版式。它不仅保留了中文字体书写的优美笔迹，而且缩印的结果，书小价廉，便于携带。“闻点石斋石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 4 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 6 万部，适某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够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而罄。”

继点石斋石印书局之后，大量的印刷机构也相继成立，并呈现了一个高峰涌现阶段，其中有很多优秀的印刷机构，例如，1882年开设同文书局，同文书局是著名的徐鸿复于上海成立的。同文书局在当时的规模是数一数二的，在书局建立的最初，徐鸿复就购买了12 架石印机进行昼夜印刷操作，因此，当时同文书局的员工数量也是十分庞大的，已经达到了五百人之多，同文书局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古籍善本的翻译。著名的有殿本《二十四史》，还有《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等。清政府曾通过总理衙门委托同文书局，用新法石印《古今图书集成》100 部，作为赠送外国的礼物。这事费白银35万多两，历时3年方始告竣，工程之大，前所未见。另外，同文书局石印的各种法帖、大小题文府等也有数十万部，不但规模可观，而且印得惟妙惟肖，使人爱不释手。

拜石山房的石印业在当时也很有名，它和点石斋石印书局、同文书局互相竞争，形成鼎足的局面。“石印书籍肇自泰西，自英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效仿其法，争相开设。而新印各书无不勾心斗角，各炫所长，大都字迹所细若蚕丝，无不明同犀理。其装潢之古雅，校对之精良，更不待言。诚书城之奇观，文林之盛事也。”[3]姚公鹤《上海闲话》里说，点石斋、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 “三家鼎立，垄断一时，诚开风气之先者也”。书业间的彼此竞争，促进了石印业的发展。

蜚英馆在当时石印书业中也有相当的地位。创办人李盛铎在光绪十三年（1887）以巨资向外国购进石印蒸汽机十多部，馆内建有东西相对的楼房若干幢，分设总账房、会客厅、总校处、绘图处、裱书处、钞书处以及装订处等，分门别户，井井有条。1888 年出版的董恂所撰《还读我书室主任评儿女英雄传》41 回，每回前有绘图。1889 年出版了《兰闺清玩》。此外，还出版了《正续资治通鉴》、《三希堂法帖》和《说文》等石印书。不过，蜚英馆的石印书主要是供士子考试时场屋需用的夹袋书，也即所谓巾箱本的兔园册子。鸿文书局由凌佩卿等人创办于清光绪八年（1882），主要石印出版经史子集及旧小说。印有《四史》、《三国演义》等，均较精美，《三国演义》每回均加插图。1896 年出版石印的《西学富强丛书》，全套48册，是评述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启蒙读物。1903 年出版石印《曾文正公全集》48 册。1907 年出版《秋风秋雨》一书，是有关秋瑾案文献的总集。

还有钟寅柏创设的积石书局，印有《诗韵全璧》、《四书味根录》等；何瑞堂创设的鸿宝斋书局，专出有光纸石印线装的古典诗文集以及通俗小说等。当时背景下，我国的上海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上海的石印业发展十分迅速，上海在全国石印书业占有领先和中心地位，大量的书籍在上海进行印刷，然后传递到全国各地，影响范围十分广泛。《上海石印书业之发展》曾对上海有如此的描述： “上海石印中国书籍正在很快地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石印中使用蒸汽机，已能使四五部印刷机同时开印，并且每部及其能够引出很多的页数。”

在石印书业印刷出版大量书籍的同时，石印彩画等也在兴起。最早石印五彩图画的，是凌佩卿开设的鸿文石印书局。1882 年魏允文、魏天生船板的中西五彩书局，专印钱票及月份牌，是我国人自办的最早的彩色石印书局之一。

点石斋石印书局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就是其中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史料价值的书。《点石斋画报》创刊于光绪十年（1884）。月出三册，随《申报》附送，也有零售，售价为每册取银五分。12 册为一辑。封面用彩色本纸，图画则连史石印，每期八页。版心长八寸，宽四寸六分半。第一号有问淳馆主人题里封，尊闻阁主人叙。序文说及画报产生与中法战争具有密切关系。该画报内容以时事画为主，刻画细致，显受当时西洋画的影响。关于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的题材，颇多佳够。此外，对当时重大的国际时事问题都各印有专号。

石印术在当时的优点是省人省力，可按需要印制各种大小书籍，小的布道册子可以在短时间内印成，又便于印刷各种文字。缺点是初次投资比雕版印刷要大，需要专用石版和专用油墨，并且在印刷之前必须湿石，要清洁，石板损坏快，书籍印刷质量不稳定。鸦片战争之前，石印术并没有在中国推广开来，它在中国推行和传播开来的时间是从光绪初年开始的。其原因一是由于新教在中国传教受到官方限制，用石印术印小册子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种先进的技术不被中国普通阶层人士所了解，无从获得推广。二是由于石印的前期准备，如石版、油墨等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中国当时处在闭塞状态下，这些材料在中国市场上不能够获得。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介绍石印技术的文字就更晚了，虽然道光年间传教士就将石印术传入了中国，但直至同治末年洋务运动的兴起后才出现专门介绍石印技术的文字。

但由于石印术具有传统雕版印刷术无法比拟的技术优势，石印术逐渐在中国受到重视并获得广泛应用。石印术在中国最初兴起的时候，多是用来印刷科举应试的参考书和古籍，如《康熙字典》《骈字类编》等。石印本印刷速度快，而且能印袖珍小本，携带方便，深受人们欢迎，一些石印书局因此获利甚巨，故书商纷起效仿，逐渐形成清末出版界的“石印热”。清末民初是石印业最为兴盛的时期，除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外，内地各省的石印

业也迅速发展，像北京、天津、广州、宁波等地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都开设了石印书局。随着石印技术的不断提高，石印书籍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经史子集、书画地图、报章杂志，石印本都无所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