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也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占一席之地，以便谈论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知识，还是一个陈述的并列和从属的范围，概念在这个范围中产生、消失、被使用和转换（在这个层次上，博物史的知识在18世纪便不是已说出的东西的总和，而是方式和所在的整体，我们能够依据这些方式和所在把每一个新的陈述纳入已说出的东西中）；最后，知识是由话语所提供的使用和适应的可能性确定的（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在古典主义时代不是各种经过答辩的论文的论文，而是它在其他话语中的或者在其他非话语的实践中的连接点的整体）。有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既不是科学的历史雏形，也不是它经历过的部分）是独立于科学的，但是，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
在《词与物》中，他对知识型作了这样的界说：“在任一既定的文化和时刻中,永远存在着一个惟一的知识型，它界定了所有知识可能的条件”知识型的转换往往是突然的、任意的，形成了话语的“断裂”使得“事物不再以同样方式被感知、描述、刻划、表达、分类和认识”。他把文艺复兴以来的“知识型”划分为
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古典时期的知识型、现代的知识型以及后现代的知识型（福柯虽没有明确指出这一新的知识型），但他的分析已说明了存在着一种现代之后的知识型。
《知识考古学》出版于1969年，目前在国内的译本主要是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由谢强、马月翻译。福柯写作《知识考古学》的初衷，是回答他的《词与物》出版后引起的批评和误解。《知识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介于语言形式化技术(符号学)和哲学解释（解释学）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也可以说是
结构主义理论与
历史唯物论之间的道路。福柯由此展开他的话语实践理论的阐述：作为考古学统一基础的陈述是外在作为规则体系的语言和实践。对福柯来说，考古学不完全是一种理论，也不完全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作为对对象的批示的某种东西。所以，在他进行科学史的研究时，他认为他找到的特殊性是被研究的物质性本身，而不是他的观点的特殊性。
《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出版于1966年，它主要的论点在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福柯称之为认识型（épistémè）），而现代知识型的特征则是以“人”做为研究的中心。既然“人”的概念并非先验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识型形塑的结果，那么它也就会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