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第一所女校——真光书院，广东第一批女医生、女护士、女教师多出自该校。

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的传教权，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展传教事业，其中包括大量的女传教士。1868年，美国长老会女传教士那夏理作为其中的一员，远涉重洋，来到广州。经过几年的实际工作和观察，那夏理认为，“欲救中国女同胞，使能接受真理，非先倡女学不可”。她致函美国北长老会妇女传道团，希望能在广州设立一间女子寄宿学校，很快得到妇女传道团的同意与支持，并允诺每年提供1000美元的办学经费。

1872年，那夏理在广州金利埠（今六二三路）创办了华南地区第一所教会女子书院，取名“真光”。“真光”取自《圣经》中“是乃真光普照乎万世之人人”，蕴含着那夏理希望通过“真光”照亮蒙昧黑暗社会的愿望。女校顺利创建，那夏理满怀期待地迎接自己在华传教事业的新篇章。

现实却并不如所愿，真光书院开学之初，仅招收到6名学生。由于当时受“女子无才便是德”传统思想的禁锢，妇女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因为外国侵略者的野蛮行为，民众对洋人办的学校更是排斥。

为了吸引学生，书院实行免费教育，不仅学杂费全免，还提供食宿和日用杂物。据档案资料记载：“每一生徒，冬夏各赠衣一套。学生各人都有蓝蚊帐、红白色被袋、皮枕、油纸扇、高丽巾、瓦面盆、皮拖鞋，用具齐备，入学不费一文。”即使条件如此优厚，但招生情况仍然不理想。生源问题已给那夏理浇了一盆冷水，但真光书院将面对的不仅仅是这个问题。

1875年沙基附近失火，真光书院的校舍因火灾严重被毁。修复后的校舍面积狭小，根本无法适应教学所需。这时那夏理做出一个令众人吃惊的决定——迁校至仁济街。她用教会的汇款购地兴建了三层校舍。新校舍落成仪式当日，广州城中人尽皆知，人潮涌动，交通几断，美国领事、南海县正堂等都应邀出席。

为什么那夏理要花费巨资修建如此规模的校舍呢，一是希望能够增加书院的知名度，二是提高学校在民众心中的认同感。迁校之后，书院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生源也渐趋稳定。

与此同时，社会对女校以及教会的偏见和猜疑成为生源之后的最大问题。真光书院所处的仁济街附近居住的普通民众基本没有受过教育，严格恪守男女之大防，无法接受女校这个新生事物。他们称呼书院的女生为“番鬼婆”“入鬼教”“荷兰薯”等，见到女学生经过便指指点点，纷起调笑。这给女学生造成了不少困扰，甚至让一些女生有退学的想法。 面对如此遭遇，那夏理虽然非常愤慨，但她还是主张先适应中国特殊的社会状况再用教育试图改变，并采取多项措施。例如禁止学生高声讲话、大笑和大步走；学生除父兄外，不得会见其他男客；做礼拜时，男女分别进入礼拜堂，座位亦分开并用屏风隔开，以期缓和民众对书院的质疑和诋毁。

由于生源的缺乏，真光书院建校之初学制并没有规范化和制度化，只是分为女童班和妇女班，三年毕业，开设相当于初级小学的课程。随着学生日益增多，学校按照学生程度分设三个年级：细班，相当于小学一、二年级；中班，相当于小学三、四年级；高班，相当于高小程度，由此真光书院向着真正意义上的小学体制发展。

当时真光书院女学生们的一天极为规范：上午7时30分开始上课，授课前师生都要进行祈祷，然后老师讲读圣经故事以及与圣经有关的其他书籍；下午读中国的四书五经，由中文老师讲课；晚间学生要在教室内进行祈祷。星期天是主安息日，书院关门不许外出，全校师生要举行守息日，上午到礼拜堂听牧师讲道，下午要练习唱圣诗。因为唱诗是重要的宗教活动，所以真光书院对音乐课程极为重视，由校长那夏理亲自教授，奠定了真光书院良好的音乐教育传统。

1909年，校董会任命刘心慈为副校长。同年，真光书院改名为真光中学堂，并增设师范班。

1912年，改名为私立真光女子中学，并于1917年在芳村白鹤洞建造了新的校舍。

新中国成立后，真光中学校董会迁往香港，创办了九龙真光中学。广州白鹤洞的真光中学在1954年改名为广州市第二十二中学。直到1984年10月14日，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第二十二中学才复名为广州市真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