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立安徽大学存在于1928年2月至1938年5月，是安徽省最高学府、国立安徽大学前身，最初于1928年创立于安徽省原省会安庆，当时称省立安徽大学。抗日战争中，安庆沦陷，原“省立安徽大学”被迫停办。

一、安徽大学的筹建

1921年9月，省内外一些皖籍学者名流，向当时的安徽省长许世英建议创办安徽大学，以满足本省中学生升学之需，推进安徽的文化教育事业，许采纳了这个建议。随后，教育界部分知名人士组织了“安徽大学期成会“，经多次会议，于1922年春拟定了筹设安徽大学简章并在省教育会内组织了“安徽大学筹备处”。1922年3月23日，主持筹备工作的刘贻燕、徐光炜、蔡晓舟等向省长呈递报告，要求准予筹备处立案并颁发图记（公章），拨给经费。报告申述了创办大学的理由：“以大学为造就人才之学府。我国大学除国立外，江浙粤晋各省均已渐次设立，而吾皖尚付阙如。查吾皖地居长江中枢，省立中等学校近有三十所，卒业者既日增，升学者自益众。不设大学，何以造就专业学术之人才……，非有最高育才机关，实不足以餍足学子之望”。省政府批准了这个报告和筹备章程。安徽大学筹备处有评议部、干事部两部分。所聘评议员都是皖籍学者名流如许世英、柏文蔚、王星拱、朱蕴山、章伯钧、高一涵、梅光迪、杨亮功、胡寅旭等60人；干事部分事务、交际两股，事务股3人；刘贻燕、徐光炜、蔡晓舟；交际股有12名成员，胡适、陶知行（行知）、光明甫、程滨遗、刘希平等都在其中。筹备处负责人为蔡晓舟。然而二十年代初叶的安徽经济凋零、财政拮据，为解决兴办大学的经费，省教育厅1924年10月向省府呈文《关于烟酒附加一成特捐移做筹备安徽大学基金与财政厅会稿》，但没有落实。安徽大学筹办了三年，未有进展，1925年6月，蔡晓舟向省政府缴还了安大筹备处的图记，首次筹办告缀。是年7月，省教育厅还有拟请王星拱继任安大筹备主任给省政府的呈文，但后不了了之。

1926年6月，兴办安大的社会呼声又起，安徽教育厅长洪逵拟订《征请皖贤会商筹设安徽大学办法》，重设“安大筹设办事处”，“七月召集南北人士会议，决定重要议案十四件。8月筹备处向省政府呈送了《安徽大学组织大纲》草案。十月省长高世读聘姚永朴先生为校长”，主持筹建事务。几个月后因北伐战争兴起，筹办工作再告中辍。

1928年8月，安徽大学文法学院成立，内设中国文学系、教育学系、政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4系首批招收本科生一百余人，此时第一届预科生140人毕业，相当部分考文法学院本科学习。省下令聘刘文典任文学学院院长，主持全校校务。9月安大本科开始上课。不久安大工学院亦告成立，但当时考试合格录取的新生仅3名，无法独立开班。当年11月，安大学生与省立第一女中因故发生冲突，时值蒋介石来安庆，偏听女中方面一面之辞，立即召见刘文典加以训责，刘出言顶撞蒋介石，遭到免职拘押，不久即被迫离开了安庆。农学院筹备主任韩安也因这次风潮辞职。农学院筹备告辍。

1929年1月，省政府宣布安大筹备结束，撤销筹备委员会，接收改组安徽大学，改定校名为“安徽省立大学“，任命省教育厅程天放兼任安大校长。程上任后停办安大工学院，将3名学生转入文学院学习（1929年秋理学院成立后再转物理系）；将文法学院分开，文学院设中国文学系、教育学系，法学院设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保留预科并着手筹办理学院以符合当时《大学组织法》关于必设三个以上学院方可称为大学的规定。程上任后改组了人事，任命章益为文学院长，端木恺为法学院长，朱世明为理学院筹备主任，谭书麟为预科学长，季惕凡为秘书长。程肆意安插亲信的作法引起了安大师生的反对，1929年春安大进步学生在中共安庆党团组织的组织下酝酿开展驱逐程天放的学潮，后因叛徒的出卖遭到程天放和反动当局的镇压，程也因为逮捕迫害进步学生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不得己于1929年6月辞去安大校长的兼职，省政府于6月聘请王星拱继任校长。6月，安大代办的法政专修班毕业。是年8年，安大理学院成立，先设物理系，任命张其浚为理学院长，杨亮功为法学院长兼教务长，邓季宣为预科主任。是年文法理三院招收了本科新生177人。

1930年1月，王星拱接受了主持武汉大学校务的聘请，向省政府提出辞职但未获批准。6月，王星拱就任国立武汉大学副校长，杨亮功接掌了安大校长之职。遵照教育部令学校正式定名为“安徽省立安徽大学“，杨裁撤安大预科，扩充各院系，文学院增设外国语文学系，改教育系哲学教育学系，理学院增设算学系、化学系、生物系，至此省立安徽大学有3院10个系。是年组织了校舍建筑委员会，计划建筑新校舍、筹建农、工、医3学院。

1931年6月，杨亮功因人事不谐辞职，省政府聘理学院长何鲁代理校长。何7月1日到任后聘程仰之为文学院长，1932年春，安大校务停顿了近6个月。至1932年4月，校务经费积欠达10余万元。

1932年4月21日，程演生校长受命于危难之际，聘光建为文学院长（未到任），陶因为法学院长，理学院长不变，聘洪逵为安大秘书长，于5月2日恢复上课（4月25日学生注册）。因“一二八“事变日寇侵入上海，凇沪各大学被迫关闭，大批学生流落内地，安大颁布了《校外学生借读规程》，收容了中国公学等上海地区大学的数十名失学学生在校就读。

1934年1月，困于办学经费不继，程演生辞职，由傅铜继任校长。为解决经费困难，4月安大和省教育厅向省政府呈送了《关于将本省大学改为国立或予以补助》的报告，未果。6月，第三届学生99人毕业。奉教育部令停办法学院，送法学院法律系学生47人至北平朝阳学院借读；政治学、经济学两系合并为政治经济系，改属文学院（院长姜伯韩）；理学院数学、物理两系合并为数理系。再次筹建农学院，聘李顺卿为筹备主任。7月24日，安大新教学楼建筑正式开工。8月，招新生136人。11月，省政府拨安庆对江大渡口前甲种工业专门学校校舍为安大农学院址，拨东至八都湖原敬敷书院学田2400亩为农学院农场，指令安大将五里庙三院校址及田地转交安庆高级蚕桑科职业学校管理。

1935年6月，第四届学生100人毕业。农学院正式成立，理学院长李顺卿兼农学院长，下设农艺系，省政府又划霍邱湖滩10万亩归农学院管理。7月1日，遵教育部令，安大开始施行《学位授予法》，此后的安大合格毕业生，均被授予学士学位。7月5日，傅铜因母病去职，李顺卿8月1日继任校长并停办政治经济系，送该系三四年级学生到北平法商学院借读。8月新校舍竣工交付安大，至此方将圣公会房屋退租，搬入新大楼。10月7日安大举行了新大楼落成典礼。是年招新生148人，其中农艺系首批新生21人（《安大校友通讯》创刊号“母校简史“记载为78人）。1936年6月，第五届98名学生毕业。是年安大招新生179人（含26名备取），增设农业经济系。至此安大有3院7系；文学院有中国语文学系、外语系、教育系，院长周予同；理学院有数理系、化学系；农学院有农艺系、农业经济系，院长汪洪法。全校学生301人（含在外借读21人）。

1937年6月，第六届43名学生毕业。农学院增设森林系，该院三系当年招新生60名。7月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继而“八一三“日寇侵占上海，染指南京，皖局动荡，教务长谢循初等教授主张安大西迁汉口，未果。1938年春战局恶化，日寇迫近，“所有母校图书仪器，由李校长及一部分先生运往长沙“，随后李顺卿只身去重庆，大部分教职员也先后离校，校务陷于停顿。3月25日，省府命安大农学院长汪法为安徽大学主任保管委员，暂时主持校务。5月日寇飞机轰炸安庆，汪洪法率安大师生撤离安庆，沿安合公路北上六安，准备到霍邱安大农场恢复农学院。至7月，六安霍邱相继告急，学校转迁立煌县（今金寨），派人到汉口筹设安大办事处，不久汉口告急，安大办事处撤至重庆。当时因安大图书仪器已船运至湖北沙市，拟在沙市复校，因时局恶化、办学经费断绝而作罢。随后，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部分图书仪器由安大注册课主任洪韵负责经湖南桃源运到湖南蓝田（今涟水市）。

至此，安大复校已无可能，在重庆的汪洪法和安徽教育厅长方治及省府驻渝办事处长联名请示省府办理移交，至1939年夏将各项手续办理移交，至1939年夏将各项手续办理完毕。部分内迁学生借读于武汉大学，大部图书转交国立编译馆，全部仪器和部分图书转交给迁在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

经过十余载艰苦创业，具有10年办学历史的省立安徽大学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被迫停办，这是安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

一、行政管理体制

省立安徽大学为安徽省政府兴办的全日制综合性大学。省立安徽大学校长由省政府聘任，学校实行校长主持下的校务会议制。校长对学校事务有绝对支配权。

“安徽省立大学“时期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校长直接领导各院系，并主持学校行政会议。行政会议领导秘书处、教授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秘书处为主管全校行政事务的总机关，下设图书、事务、文书、会计、注册等5股；教授会由各学院院长和讲师教授代表（从教师中投票选举产生）10余人共同组成，负责研究全校日常教务工作，提出意见协助校长领导院系教学；各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决定教学之外的各方面校务。分别有招生、训育、图书、出版、体育、卫生、审计、校刊、升级审查、资助学额以及演讲等11个委员会。成员由相关人土组成，如招生委员会由秘书长、各院院长、各系主任和注册股主任组成；体育委员会由训育主任、军事教练、本科预科体育指导员和各院学生代表各1人组成。（附表一）

定名“安徽省立安徽大学“以后，管理体制有所变化，改由校长主持校务会议（成员是：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各系主任、投票选举产生的教授代表4人），由校务会议决定全校方方面面的事务，分别领导各专门委员会、行政会议和军事训练处。专门委员会的职能和过去差不多，只是委员会的名目由“演讲“、“升级审查“等换成了“学术指导“、“建筑“、“奖学金“等12个委员会。行政会议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和列席秘书组成，决定学校的教务、行政所有事务。它具体管辖：秘书处，下辖庶务、斋务、会计、文书四课；各学院和教务处，教务处下设出版、图书、注册三课和体育部。

军训在三十年代的大学教育中有特别的位置，当时的教育部和“训练总监部“要求一、二年级大学生都必须参加军训，规定学生军训不及格不予毕业。所以军训部也直接由校务会议领导。（附表二）

从表面上看，安大的校务都由校务委员会决定，其实校长对校务有绝对的支配权，这是因为第一，校长是校务委员会当然主席；第二，安大的各院院长、各系主任以及所有教授都由校长聘定，因而他们主持的各委员会、各处、各院都必须服从校长的意志，否则一年聘期满后校长就可能不予续聘。而校长则可以利用院长教授们分担自己很大一部分具体的事务性的工作，同时却无大权旁落之虞。

二、学制与课程设置

学制

省立安大学制为本科四年，实行“学年学分制“。即规定本科学生修业至少须满四年，所学课程按学分计算，每学期每周上课一小时或实验、实习二小时为一个学分。每个本科生四年内必须修满132-152个学分，通过毕业考试，才能毕业。为了限制学生提前修完学分提前毕业，安大又规定“学生前两年每学期以至多修20学分，至少修18个学分为限；后两年每学期以至多修18学分、至少修15个学分为限“。但“党义“课、军训、体育、中等英文与数学补习课的学分不在总分132分之内，另外计算。

课程设置

全院课程（时称“学程“）设置分“全校共同必修学程“、“全院必修学程“、本系必修以及“选修学程“。党义、军训、体育、国文、英文等都为全校共同必修课程。各院系根据各自专业需要，分别设置课程，但规定“各系必修学程，应占总分至少三分之一，至多二分之一，所开学程尽力切合本省之需要“。总的来说，安大的课程设置还较齐全，如1932年下半年，各院系即共开设了274门课，其中文学院93门、理学院76门、法学院105门。

选课制

与学分制相并行的是选课制。安大全部课程分必修、选修两种。必修课程注重学生的基础知识及专业训练；选修课程注意适应学生的个性和志趣。学生每学期开始，均有两天选课。选课要参照各院系本学期的课程表，该学期开设的各类课程及学分值在各系课程表上分别标出。各院各学期开的必、选修课程多少不等。一般一年级不开选修课和系必修课，首先要学完全校共同必修课。到二三年级以后，选修课多了起来。学生遇该院系必修课学分不足以完成学年学分总数时，不必严格按本系课程表选课，可自定学习计划，选修其他任何院系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只要你学过该课程的“预修课程“即可。在1933年以后的几年，由于每学期各院系开课的种类较多，学生学习选择的余地很大，如1934学年度中文系开设必修课28种，选修课25种；数理系开必修课35种，选修课22种，学生可自行选定课程。安大规定选修课的最低开班人数为文法学院5人，理学院3人。所修课程不及格（60分）不给学分，如必修课则必须重读；如选修课可改选他课，只要修满学分即可。学校调控学生选课的手段，一是每个学生的选课表要经系主任批准签字；二是不少课程都先设“预修课程“。把握住开设预修课程的时间与数量尺度，就不致于学生选课过滥了。

一、省立安大的教师队伍建设

省立安大成立初期，教员人数少于职员人数。1929年全校专兼职教员总共才49人，而专职的职员则有59人（专兼职共62人）；教员队伍中教授人数少于讲师人数，全校无正教授，副教授8人，讲师12人，助教1人，教员28人，其中还有10来个是校外兼职的。当时安大的办学条件非常差，筹办时原商定的“划全省契税收入72万元为安大基金“并未兑现。现有的校舍极少而陈旧，校园分成互不相连的三块，连教学大楼都没有。怎样争得发展?王星拱、程演生以及傅铜校长相继采取了先请大师、提高水平，再建大楼、完善条件的方针。具体做法一是逐年扩大教员队伍，减少职员数量。到1930年安大教员达77人，1932年80人，1933年91人，而是年职员减至53人。1934年学校因经费困难实行减员，1935年10月的去向大致是：第一在“教育机关“即各类大中小学的占38%；第二去“行政机关“的约占34%；第三去工商交通及其他行业，占14%，第四是“出国留学和在国内做研究“，占7%，失业的占6%“。在就业极其困难的当时，有这么大比例的毕业生能找到工作就很不容易了。全校聘有2名特约讲座、教授23人，副教授4人，讲师16人，军事教官3人，体育指导2人，助教6人，总计教员共57人，职员共37人。第二是提高教师薪金，改善教师队伍结构。在学校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花高薪大量聘请教授来校任教，使教师队伍形成以专任为多数、以教授为主体的结构。1930年全校?7名教员中，教授占57名，讲师（含教官）17名，助教3名。当时的消费水平是30元（大洋），可供一名大学生一个学期的饭费。1932年各县民众教育馆员月薪为10元，馆长为15元，安大医药组看护的月薪为25元，安大职员月薪一般为50-60元，但安大助教薪金为50-105元，专任讲师为200-240元，专任教授达260-340元“。当时国内大学中财力最雄厚的是清华大学，每年的经常费达120万元，（安大经常费仅36万元）其1932年教授的月薪也只是160-320元之间，后来梅贻琦校长上任后厚禄纳才，才将教授月薪提至300-400元。相形之下，以安徽这样的穷省，以安大如此菲薄的财力，能给教授们如此丰厚的薪金，在当时确实不易。扩大安大影响、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第三个办法是设法聘请国内知名学者来安庆任教，王星拱、杨亮功先后曾聘请郁达夫、朱湘、苏雪林、冯沅君、陆侃如、陶因等著名学者执教安大；程演生继任后，又先后聘请了周建人、范寿康、陈望道、刘大杰、汪静之、梅光迪、饶孟侃、周予同、赵景深、李顺卿等不少知名教授。以上这些措施使安大教师队伍在质量上得到很快提高，对学校风气的改变、影响的扩大都有显著效果。程演生离开安大时曾欣慰地说，他执长安大的最大功劳是“任上所请教授皆一时之硕彦“。1933、1934年是安大财政最紧张的两年，每年36万元经常费被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无理砍去11%，财政现金被挪作军费，省财政拨不出钱给学校。有一段时间安大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全校职员月薪统统打八折发给，但教员薪金不打折。1933年秋学校几个月领不到经费，职员薪金欠发，但学校还想方设法把教授们的薪金先发一半。正因为如此，尽管当时局势艰难，大多数教授们都能安心在安大任教。

二、教学上的新探索

安大的教授都住在校外，校内仅各院院长、系主任有办公室，各院教师仅一间休息室，教授们大多下课就离校了，师生之间接触不多。为增强教授对学生的学习指导和生活引导，“实施人才感化教育“，安大在设计教学新大楼时增设了十余间教师休息室，让每个教授在休息室里有一桌一凳一盏电灯，便于教授在学校里看书、辅导学生。同时借鉴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做法，从1935年10月开始实行“学生导师“制度，“全校导师由专任教授担任，每二三十位同学请一位导师指导。指导的范围，除学术上的探讨外，还包括情感上的陶冶，意志上的磨炼。导师与同学，每两周内至少必须谈一次话。谈话不拘形式，在学校里在导师家里都可以……，因人之个性，而个别加以指示，求其干均发展。导师对于同学之学识品德，均负相当责任。训育委员如讨论处罚学生，均须询问导师意见““。随后的两年里，担任导师的安大教授们采用周日率学生去大龙山登高、去迎江寺旅游、与学生一起江南踏青、与学生一起运动、饮茶、就餐等多种形式和学生谈心交友，介绍治学方法，谈人生修养，做读书指导，师生之间感情日益融洽。

1936年秋，安大改革一年级的教学内容，加强学生“基本知识之培养与基础学工具之训练“，在文学院各系一年级试设“人与自然“课程，“以综合的方法，讲述现代自然科学概要，使学生对自然之实况及人在自然中之位置大致明了，并藉基本科学知识之获得，以启发思想、诱导思路。一俟试验获有成效，即将一年级其他学程，按照此种方式改订，以增进教学之效率“，安大创设的“人与自然“课主要内容为：1、科学之意义与方法；2、宇宙之演变；3、物质与能力；4、物质变化；5、生物之演变；6、遗传与优生；7、人之生理与心理；8、生物环境。由各专门学科的教授分别担任主讲。并翻译了NewMan编辑的有关著作《TheNatureofTheWorldandofMan》发给学生作参考。这个课程的开设，体现了“文理渗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思想，对展拓大学生的科学视野，启发其创造思维将很有裨益。在当时“此类学程之设置，国内尚少先例“，具有创造性。可惜一年多以后，敌寇大举侵人中国，安大的这个教学试验中断了。

1936年，安大还决定教育学系的部分课程向社会开放，接收中小学教师来校旁听，参加考试合格后，由学校发给相应的证明作为其进修成绩。

三、安大教师的科研活动

省立安大初期教授们的学术研究都是各自为战。1932年以后．学校加强了对学术研究的倡导。主要做法是利用各种机会请有关方面专家来安大作学术报告或讲座，派教师参加学术研讨会。1933年春假期间，安大应邀派出2名教授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天文物理及数学研讨会“．是年春假，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李勰丞回皖，安大立即请至二院为理学院师生作学术报告。30年代初，安徽水患频繁，33年9月，安大聘水利专家宗受宇为“特设专门讲座“的主讲，专讲治理淮河水患问题，为时三个月，每晚讲一个小时，每周讲6小时，规定这个讲座为政治、经济两系三、四年级的必修学程，其他系学生可以选修，学生听完可得2个学分。结果“校内校外听者甚众“。仅1933年--年安大约请校外专家作学术报告就有江亢虎等10多人。

三十年代国民党当局规定大学实行“党化教育“，学生必须参加军训，上党义课，每学期要举行十来次“总理纪念周“活动。一般是周一上午9点，全校师生齐聚二院礼堂（即书院大讲堂），向孙中山像鞠躬，朗诵总理遗言，唱歌。此后一般是校务会。从1932年秋开始，程演生校长安排该校学术上有成就的教授如梅光迪、范寿康、陈望道、周予同、姚永朴等在这个会上轮流向全校师生作学术讲座，一次一个教授讲一个专题，会后将讲演稿在《安大周刊》上发表，这使“纪念周“会成为受师生欢迎的时光。此后在校报上辟出版面，专门介绍安大教授的论文、学术观点和著作。李顺卿任校长后，更加注重教师的学术研究与交流。他说：“大学教授之使命不仅在教书一端。假如只教书不作研究，其结果将成为教书匠，每位教授每学期至少可以写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他援引柏林大学为例要求大家“要学会在简陋的环境里作研究。助教、高年级学生也都要找定题目去研究，这种研究学术的风气，今年一定要做到“。他还要求教授们把自己的研究专题开列出来，刊登在校报上，根据学科的内容把全校教师组织成不同学科的教员学术研究会。他还自己请全体教师吃饭，再三促成“安徽大学教员学术研究会“，议定章程，按系分为6个研究组，系主任为组长，每年开大会一次，每个会员须交论文提供研讨，每组每月举一次公开学术演讲，论文择优在安大学术杂志《安徽大学月刊》上发表。这些做法，大大活跃了安大的学术空气。

省立安大还根据本省经济发展需要开展学术研究。1936年5月，安大派农学院教授贺峻峰赴日本考察茶叶改良情况。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安徽的茶叶出口一直是省财税的大宗项目，但自从二十年以后日本茶叶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使安徽茶叶销售受到重创。为此安徽大学农学院一建立就把改进本省茶叶生产技术作为研究的重点。贺教授在日本考察进修了半年，重点研究日本的新法制茶术（其费用由省教育厅留学经费项下开支），回国后在安大农学院设茶叶研究科，并培训安徽省各职业学校的教员和农林场茶叶技术人员。

一、安大的学生生活

省立安大学生数以1931-1932年为高峰，达500余人，此后又逐年下降，至1936年为300余人。学生来源以本省居多，据1933年下半年调查，新生本省占73．6%，其他省份仅占26．4%。年龄结构据1934年11月统计，全校学生大多数在21-25岁之间，年岁大的32岁，超过30岁的5人；年龄最小的17岁；女生42人，占在校生总数360人的12%。安大学生大多数在校食宿。但1935年新校舍落成前，一年级新生要自行在城内租房住宿，二年级以后方可迁入校内。新校舍建成后，学生全部住校。住宿分四个斋舍区，第一、二斋舍区为敬敷书院旧校舍，有66间用于住宿；新建男生宿舍楼56间（即今31号楼）、女生宿舍楼28间（即今之4号小红楼），这是三、四斋舍区。学生宿舍每大间住4人，一般住2-3人。宿舍配备每生一床、一箱架、一方凳、一盏电灯。学斋由斋务课（组）男、女生管理员分别管理，每天早6时开门，晚11时熄灯关门，星期日和节假日延长--小时。学生基本在校就餐，有厨房膳所（餐厅）26间，位于红楼后的山岗上（即今理化楼址）。伙食由社会业主进校承包，学生会派学生代表监理。宿舍清洁由斋务课一周一查，饭厅厨房卫生由庶务课一周一查。1935年后改一日一查。

依《学则》规定，学生缴费上学，新生入学交学费10元，杂费1元，体育费1元，制服和床单费男生15元女生6元，借阅图书保证金2元，合计每学期男生交29元，女生交20元。每学期缮费约30元自理。理、农学院学生另交“领用仪器损失赔偿准备金“5元，学期终了盈还亏补“。省立安大学生每月食宿费总需10元左右，每学年每生约需200元（据程演生说同期在南京上海就读要花500-600元）。即使学费和其他花费并不高，但安大每年仍有部分学生因为无钱而休学。为此安大设立了奖学金以资助那些家境清寒而又成绩优良的学生。奖金列三等：每学期评甲等1名60元；乙等2名每人30元，丙等4名每人15元。评甲等的条件（1）“笃守校规、体掐健全，勤奋向学，经训育委员会审查合格者“。（2）家境清寒，经本县教育局证明属实者。（3）前学期各科成绩四分之三以上在90分以上，余在80分以上者。（4）每学期请假在10小的以下者。（5）经该院院长和教授3人以上书面推荐者。乙等奖的条件不同点仅第3款“成绩二分之一以上在90分以上者“。丙等奖又降为“各科成绩均在80分以上者““。还规定受奖学生如中途退学或犯过者要追缴还奖金。奖学金每学期审定-次，由学生个人向学校申请，经学校奖学金委员会审查批准。1936年根据教育部令，安大增设了6名公费生、18名免费生学额以“资助品学兼优，无力升学的学生“，并修改了奖学金条款，规定凡前学期各科分数在80分以上，请假未超过10小时，品德评等在乙等以上，根据各学院原定的名额给奖，学生本人无须申请。我国当代著名古汉语专家、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邢公畹（庆兰）先生30年代在省立安大就读时，就曾多次获得奖学金。

二、安大学生学术活动

省立安大学生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从1929年到1936年，先后成立有20多个学术社团。由于从学校的历任校、院长到各系教授都予支持（校方严厉禁止学生组织同乡会之类团体），故参加的学生多，活动坚持经常，影响也较广泛。据1933年统计，当时全校470名学生，参加各种学术社团活动的会员就有410余人。

学生们先后成立的社团有安大教育学会、英文学会、政治学研究会、中国文学研究会、音乐戏剧研究会、经济学会、社会学研究会、法学周刊社、晓风文艺社、塔铃社、现代法政研究会、生物学社、文学研究社、百花亭文艺社、溶岩文学社、数理学会、化学学会、农学会、互励学社、秋罗文艺社、安大新闻学会、社会科学研究社等。

安大学生学术活动活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校领导与教授们的精心指导、扶持。校长杨亮功、何鲁、程演生、李顺卿以及各院院长、系主任都担任过各社团的顾问，许多知名教授学者如陈望道、范寿康、朱湘、童冠贤、胡恭先、丁绪贤、李顺卿、周予同都担任社团的名誉社员，经常参加各社团的活动，指导学生调查、研究，作学术演讲。还多次向社团捐款以资助社团出版物。

省立安徽大学的学生继承了该院址前几个学校学生的爱国革命传统和优良的校风。

一、进步学生运动

1928年4月，省立安大开学之初，学生中即有俞昌准（化名陈青文）、王金林、陈一煌、刘树德、欧阳良劭（即欧阳惠林）、刘格非、徐一萍等10余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成立了安大党团支部，由俞昌准任支部书记。下半年，又转来和发展共青团员胡琦、汪耀华。在工人中，有党员刘庆云（化名卢明），后曾任中共安庆怀宁临时县委委员和工联委员会书记。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安大地下党团员和一些进步学生，如陈处泰、刘复彭（刘丹）等，除了从事校内的学生运动外，还参与地方的工运、农运和兵运工作。

4月下旬，俞昌准因秘密张贴传单，宣传马列主义思想，被国家主义派同学向校方当局告密。预科主任刘文典获悉后即以查斋为由，来到俞昌准宿舍，要他立即离开学校，从而保护了俞昌准的人身安全。随后，安大的党团工作，由王金林继任领导。

1928年11月23日，同安大第一院毗连的省立第一女中举行16周年校庆，演戏招待来宾。安大地下党团支部认为女中封建管束严厉，是地下党团组织发展的空白点，决定乘机闹学潮。当晚即发动文法学院和省立一中部分学生100余人去看戏。外来学生无票进入女中看戏，女中即宣布停演并停电，混乱中有学生打坏了女中部分桌椅门窗，发生了冲突“。女中校长致函安庆公安局，说安大学生捣乱会场，侮辱女生。安大党团支部则派出10余名代表，于25日到各校宣传，并到省府请愿，要求撤换诬告安大学生的女中校长。这时适值蒋介石经凤阳、芜湖到达安庆，29日下午蒋召见并责难了当时负责安大校务的文法学院院长刘文典，刘维护安大学生出言顶撞了蒋介石，蒋命人将刘文典拘押。消息传出，安大群情激愤。当天下午安大党团组织发动学生分赴各校鼓动罢课，安大进步学生刘树德、陈处泰等率领各校400余名大中学生涌至省府向蒋请愿，要求罢免女中校长，惩办教育厅长。安大部分教职工，也邀集省城各中学校长，联名具呈见蒋，保释刘文典，遭到蒋的拒绝。12月1日下午，省府代理主席孙綮、委员张鼎勋奉蒋之命，率领武装卫队20余人，到安大文法学院召集师生训话，宣布将刘文典免职查办；把为首学生杨磷、周光宗、侯地芬三人交法庭讯办；刘树德、陈处泰、王焕庭、刘复彭、汪耀华等11人被开除。刘文典后经蔡元培、蒋梦麟的多方保释才于12月5日恢复了自由，但被迫离开了安大。

在组织这次学潮过程中，时任中共怀宁中心县委委员兼共青团怀宁中心县委书记的俞昌准，被叛徒刘怡亭告密，不幸被捕。12月16日清晨，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安庆北门外。

为了控制和镇压安大的学运，1929年蒋派嫡系亲信程天放接任皖省教育厅长兼安大校长，程天放到校后，安插亲信，彻底改组安大的校政，激起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这时中共怀宁中心县委指示安大党团组织，酝酿新的学潮，驱逐程天放。安大地下党组织随即秘密成立了“护校驱程团“。由于打入“国民党安徽省整理委员会“的胡琦叛变告密，反动当局经过精心策划，泡制了安大学生会企图举行暴动的假信，派特务分子从大通的交通旅馆挂号寄给安大的刘树德，从而一起蓄意镇压安大进步学生的阴谋活动开始了。4月8日凌晨，一群荷枪实弹的武装军警包围了安大校园，逮捕了安大学生刘树德、陈一煌、欧阳良劭、刘复彭等13人。6月，经国民党军事法庭会审，判处地下党员刘树德无期徒刑（后牺牲狱中），并分别判处共青团员陈一煌、欧阳良劭和进步学生刘复彭等半年至4年半的有期徒刑。安大的护校驱程学潮，遂告失败。经过这次大逮捕，学校的党团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安大学运一度转入低潮“。

二、抗日救亡爱国运动

1931年至1932年，“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东北沦亡、淞沪告急，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安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再度兴起。9月28日，何鲁校长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说，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号召“大家应该以头颅相拼，准备牺牲，决不可做亡国奴“。10月5日，全校师生担着“抗日有罪“的风险，组成了“抗日救国会“，冒雨举行抗日宣誓，高呼“折雪国耻“、“誓死不买日货“等口号。随后广大学生组成抗日义勇军，深入城镇乡村，出版抗日壁报，发表救亡演说，揭露日寇罪行，并演出由该校文学院刘大杰教授主编的《新婚之夜》、《胜利之死》新剧，藉以唤起民众。在安大师生的影响带动下，安庆市各中等学校的师生也群起响应，纷纷组成抗日宣传团体，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社会各界一致响应，商店也宣布不买卖日本货物。“后来安庆各界进行了募集捐款，以慰劳在东北和淞沪抗日军民。当时安庆此举，实为安大发起“。12月12日，安大137名同学，不顾教育部和省府的禁令，高举“安大示威团“的大旗，奔赴南京，同北平、上海、济南等地学生请愿团共2万余人，到国民党政府门前示威游行，逼蒋抗日，后被反动当局强行遣送回校。这次学生去南京，得到何鲁校长的支持，何“要求安大学生挺身在前，决不躲闪在后!当时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得悉后，来电话要何劝阻，何立于回绝。并与之争论说：你既然请我当校长，学生就得听我的，归我管。终于让安大学生成行“。

1934年，安大女生积极参加安徽省妇女界慰劳抗日将士活动。为解决慰劳经费困难，安大女生排演了田汉所创作的新剧《暴风雨》，以演戏门票收入购物慰问抗日将士。1934年，袁学中（微子）、张肇科（鲁歌）、邢庆兰（公畹）等进步学生，在教授周予同、许杰的支持下，创办了《秋罗》文艺副刊，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宣传抗日主张。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形势日益恶化，全校又立即成立了“战时后方服务队“，下设宣传、警卫、纠察、交通、救护、防空与消防、募捐与慰劳等7个班，负责采访情报，辟除谣言，清查户口，侦查间谍，检举奸细，募集捐款，慰劳受伤军民等工作。11月19日一次，慰劳班即募得大洋670．60元，送往前方慰劳抗日战士。原安大学生刘复彭和安大地下党员后亦斋等，还发动进步学生组成“安徽省抗日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队员达40余人，由中共党员刘复彭担任副队长，深入各县宣传抗日救亡道理，组织农民抗战协会和妇女抗战协会等。1938年6月，日寇占领安庆，安大一大批学生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日斗争的第一线。

一、省立安大的招生省立安大的招收新生由学校招生委员会议决后学校自主进行。招生委员会由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各系主任、军训部主任、注册课主任和推举产生的教授代表6人共同组成。委员会视当年学校教学能力确定本年的招生学额，7月初至7月下旬在上海《申报》、《中央日报》（南京）和《皖报》（安庆）等大报上刊登招生广告，在安庆该校和外地各设考点。外地考点因时而异，有时同在上海、南京、武昌、蚌埠设点，有时仅在其中一处设点，各地考生可就近报名应试。考试由该校命题，于八月初进行。科目为教育部规定的高中课程。一般为10门：（1）党义或公民，（2）国文，（3）英文，（4）数学（含几何），（5）理化，（6）史地，（?）生物，（8）智力测试，（9）口试，（10）军事训练（女生免试）。由该校教授评卷录取。投考与录取比率各年度不同。安大开办之初无什名气，外地投考学生少，如1933年总报名投考246人，录取74人，比率约3：1；几年以后安大在沿江大学中小有名气了，1936年报名投考者731人，正式录取153人，比率接近5：1。安大于八月中旬在各考点城市报纸上刊登录取名单，被录取者必须在开学前到安大交验规定的学历文凭并接受安大医药组的体格检查，不合格者要取消入学资格。

二、学习与考试

安大每学期开学的头两天为学生注册，接下来2天为上学期考试不及格者补考，再有2天由学生选课，然后将选定的上课表和注册证交任课教授、系主任、注册课主任、教务长逐一签字后送到校注册课方算正式注册上课了。

一年级不分系，课程以学习“全校共同必修课“和“全院必修课“为主。上课教师要点名，注册课和教务长不定期抽查上课人数。缺课达学期总课时的四分之一即令休学“。低年级学生一般每周上课32-36节，再加上频繁而严厉的各类考试，使低年级学生非常紧张。到高年级选修课程逐步增多，学生的自由支配时间也相对多一些。

安大的考试分为临时考试、月考、期末考和毕业会考四种。临时考试由教师随堂或在下课后10分钟里进行，月考次数依照每周授课时数多少而定。一年级学生在第二学期要进行集中军训，四年级学生在第八学期里要赴外地作毕业参观考察，故这两个学期的月考次数要少一些，此外至少平均每月要考一次。期末考试一般停课一至两天复习，考试集中在大礼堂（即敬敷书院的大讲堂，此建筑已于1983年拆除。）进行，临时按学生的学号排定考生座次，由本任课教师主试，校长、院长、教务长、系主任和注册课主任轮流监考。各门课程的成绩以临时考、月考、期末考三项成绩平均计算，60分为及格，给学分。50分以上者可于下学期注册时补考一次，仍不及格者该课就要重读；不及50分者不予补考，重读。每学期一开学，教务处就将要重读的科目和学生姓名公布在校园里并刊登在《安大周刊》报纸上，这一点也使大多数学生怕丢面子而不敢荒疏学业，然而也有几名学生一学期有须重读8门者。

安大学籍管理严格，有考试作弊者，此门课程记分为零，得重读并记大过一次。1933年理科一年级学生方某学期末没有参加考试，事先又未请假，当即令其退学；教育系某生论文马虎，东拼西凑，其指导教师谢循初教授即不予签字给分；外语系32届毕业生程某必修课学分低于学则规定，且没有按时回校参加补考，安大即予除名并报部备案，该生多次到校申请，仅发给一张转学证，令其退学。该生后在安大学生中煽动低年级学生闹事，终因理不直而不能如愿。因为管理要求严格，安大文、理两院学生的淘汰率较高。1929年入学的文科生63人，至1932年仅24人毕业；理学院入学时有32人，到毕，业时仅17人拿到毕业文凭。相对而言法学院低一点，同期淘汰率仅为6%。

安大学生在第七学期要作毕业论文，学生在任课教授所出的范围内自由选题，但各生论文题不得相同。论文字数要求在2万字以上，经指导教授批阅给分签字后，论文稿由校图书馆统一保存。教育学系的学生在这一学期要赴中小学实习一个学期。各系学生在第八学期的毕业前，都有20-30天时间的毕业参观考察。学生一般以院为单位，由两三位教授带队赴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等地参观相关的学校、机关、工厂企业，主要费用由学校支付。最后是毕业考试，在6月中旬进行，一般为期5天。1935年夏的各院系毕业考试课目有45门之多。考试由校考试委员会监考，其成员有校内委员，即学期末考试监考人员，也有校外委员，他们是省党部党务特派员、省教育厅长、民政厅长、省高等法院院长等。学期末考试一般由校内委员主持，而毕业考试校外委员均须来校监考，有时南京教育部亦派员前来监考。毕业考试及格后，每个毕业生还要经过审查委员会逐个核查成绩，方子毕业。

三、毕业就业

从1932年至1937年，省立安大共毕业6届学生，总计551人。

安大学生毕业后得自己寻找工作。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经济凋零、水旱灾多，内战不断，民族危机又日益深重，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很不容易。清华大学一位1930年毕业生曾以“方帽易戴，饭碗难找“为题作了首诗：“碗铸黄金何处求，似从海市望蜃楼；书生只道谋生易，毕业方知失业愁。抢饭偏偏逢捷足，求人处处触霉头；四年吃罢平安饭，怕听双亲问报酬““。正如诗题所说，安大首届毕业生98人，一年后经学校调查，找到“饭碗“的仅53人，失业的45人“。另据安大1936年11月对前5届毕业生出路情况的统计表：安大从1932至1936年共毕业499人，毕业生的去向大致是：第一在“教育机关“即各类大中小学的占38%；第二去“行政机关“的约占34%；第三去工商交通及其他行业，占14%，第四是“出国留学和在国内做研究“，占7%，失业的占6%“。在就业极其困难的当时，有这么大比例的毕业生能找到工作就很不容易了。

一、经费

省立安大的经费来源“完全由安徽省库支给，无其他补助金“。“当时的安徽经济萎靡不振，灾祸频至，财政拮据，故安大办学经费一直十分困难。

1927年议设安大时，筹备处“呈请省府审定全年度经费为72万元，另划全省契税收入82万元为大学基金“。但办学丛金并没有落实，只能靠省财政拨款。安大的经费拨给分“经常费“、“临时费“两种，经常费主要用于开支薪俸、办公、设备费用；I临时费用于营造、保险、电费、日常用品购买、服装（制服）等项开支。据现有资料，1929年拨给安大的经常费为25．2万元，1930年经常费36万，是年安大有学生14个班370余学生，生均960元，是省立安大经费最宽裕的一年。以后几年学生人数不断增长，最高达500余人，1931、1932年经常费都只有36万元。1933年当局为打内战筹集军费，“三省剿总“竟下令安徽教育经费“普减百分之十一点五“，安大经费被减至33万元。1935年在此基础上又减去4万，只有29．2万元，还经常领不到现款，致使安大在1934、1935两年屡屡欠发教职员的薪金，不断减裁职员并对职员的薪金打八折发给，在上海订购的教学仪器无钱提货，新教学大楼设计一再修改，因陋就简，学校办学十分艰难。1936年情况稍有好转，是年经常费32．4万元。另外拨给安大农学院开办费15．8万元。1937年因抗战爆发，社会剧烈动荡，省立安大只能勉强维持下去而已。

安大的经费绝大多数用来支付人员工资。以1935年为例，经常费29．2万元中，俸给费占69．8%，办公费占12．24%，设备（图书）费占14.7%，特别费占3.73%。临时费主要支付一些经常性开支，弥补经常费的不足。1933、1934年临时费为3.6万元。

二、校舍建筑

安大成立时，自有校舍为两片，一片是前敬敷书院--省立法专的校舍（在今院址），被用作理学院的教室、实验室、膳所以及二年级以上学生住宿。一片是前省立第一农校校舍，位于东门外的五里庙，仅有一栋两层楼和几栋平房，常年被军队占住，安大无法使用。为此租用教会所办圣保罗中学3层教学楼、2层办公楼、教学楼和平房各一栋，做文法两学院的教室和办公室、图书室，租约4年，年租金8000元。

1930年秋，安大成立校舍建筑委员会，但在校舍建筑上未有作为。1932年改组了建筑委员会，校长程演生为主席，成员为程滨遗、丁嗣贤、丁镜人、李大防、胡子穆、陈季伦等教授，提出安大新校舍建筑计划报省，总预算15万元，省政府同意在全省“米照捐“项下筹款兴建，不久“米照捐“被国民政府下令取消。1933年初省政府议决从省财政内拨10万元，安大自筹5万元兴建校舍。为筹款安大聘请海内皖籍名流成立安大董事会，经程演生、傅铜两任校长数度赴沪召开董事会议，安排劝募，最终安大董事会董事程霖生捐出了2万元。

新校舍的场地选择也多次有过反复，开始计划在安庆东门外的第一造林场（前皖江森林公园），省府拨给数十亩地，但地质勘测不宜造楼，于是改在该校敬敷书院的西北。其中又生波折：省主席和省教育厅长认为安庆西郊狮子山鸭儿塘一带风景为安庆之冠，适合建筑大学校，要求在该地建校。但此地周围坟地太多，兴建设想传出，坟主不愿迁坟，纷纷写信向省政府抗议。这样最后还是选址在该校旁边，1933年10月斥资5747．7元，购买新大楼前地皮11．3亩，迁走原有住户。新大楼7月开始兴建，到1935年3月即已竣工，因施工款未到位，至当年8月安大才将教会校舍退租，迁入新大楼。当年9月，安大再将新大楼南的5亩田地购作校园。10月7日，安大举行了新大楼落成典礼。

三、图书

省立安大建校初即派人四处购置图书、仪器，每年用于图书、仪器购置的费用占总经费的14%左右，1930年统计图书仅1．8万册，到1935年10月即有3．62万册，有中西文杂志180余种。安大图书的积累途径大抵有三种，一是购新书，1935年一年购新书2300余册（用款8000余元）；其二是从旧书市上买可用的旧书、杂志回校重新裱糊上书皮，配残补缺，整理成卷；三是接受国内各书店、书局以及各地私人的捐赠，学校在校报上刊登致谢。据1933年12月1日的《安大周刊》载，商务印书馆一次赠安大图书5种8册，南陵徐乃昌赠书74种170册，校长程演生赠书59种168册。新书的购进，一般由各系主任召集各科教授会商，拟出购书单交校图书委员会审定后，由图书课（即图书馆）购办。教授职工借图书逾期不还的，图书馆即在校报上刊登催还广告，不留情面。教职工学生有遗失所借图书的，即从所预交的图书保证金或薪金中扣回。仅1933年即扣169．2元，这笔钱交由图书馆设法购原书补充。四、仪器设备与出版省立安大的仪器设备有数学教学仪器、物理试验仪器、化学试验仪器、心理试验仪器、生物、地质标本以及农学有关仪器设备。据1936年资料载，此前有物理仪器1500余件，净存值33700元，加上1936年所订货的电学光学设备5900余元，共值近4万元，化学仪器2万余件，总值约3．6万元，生物地质仪器标本共5600余件，约值5000余元45，心理仪器约值3800元，农学仪器设备近万元“。仪器设备的数量不多，价值也不很高，但据说很合教学实际使用。1933年3月13日，教育部视察教育专员三人来安大视察，对安大理院一切甚表满意，校报报道说：“谓上海各大学理学院以暨南设备最好，而该校理学院设备较之暨南尤有过之而无不及“。翌日教务长向全校师生报告视察结果时也同样很得意“。

安大仪器设备的管理亦很有章法，使用一瓶一管均有出入登记，学生有毁坏仪器设备用品的，即从“领用仪器设备损坏赔偿金“中扣还。教工也同样。1933年化学仪器室有白金坩锅被窃，负保管责任的3名教职工均受记过处分，同时从他们每月工资中分摊扣赔，共赔金748．58元（大洋）。

省立安大出版的定期刊物（不包括学生刊物）主要有3种。一种是校出版课（组）编辑的校报《安徽大学周刊》，四开四版，每周一份，周五出版。1929年9月27日仓，创刊，新闻性质、内容反映安徽大学的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及师生活动等方方面面，先后共出版了279期。建校初每期仅发行300份，至1933年曾突破4000份，在全国各大学各文化机关广泛交流，被称为“在大学刊物中为风行最广者“。其二是校编审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教员学术刊物《安大月刊》，1933年2月创刊。1933年9月改由l校出版课编辑发行。1934年10月改月刊为每年一卷，每卷有8期（每2、7、8、9月份不出刊）。每期印数1000本。总共出版16期。1936年改名为《安大季刊》，共出版了4期。1936年安大还出版了反映学生情况的《学生丛刊》，季刊，共出版了4期，每期800本。另外安大还编有壁报《新闻报告》，开始由物理系无线电试验室负责通过收音机收听当时各个电台的广播，把内容记录下来，抄贴出去。1933年5月以后，由校出版课接过这项工作，将收听的新闻内容编辑、抄成壁报，每天出两个大张。这个墙报是当时安大师生及时掌握国内外时事新闻的主要渠道。

五、安大农场

安徽大学有农场两处，供农学院进行教学与作物栽培研究。一是东至大渡口农场，有田2400亩，一为霍邱农场，有田地10万亩。

大渡口农场原为学田。1935年安大成立农学院，省政府拨其中的2400亩给安大供作水稻种植试验。霍邱农场为城西湖涸出之地，拨归安大后，曾征集国内外各种优良小麦20余种进行品种区域实验，也曾作棉花和水稻品种区域实验。据当时的报告说“棉花以德字棉与斯字棉为最佳，每亩籽棉产量可达250-260斤，水稻最适品种不甚显著“。

一、省立安大的体育运动

安徽大学的体育由校体育委员会主管，该委员会由校秘书长为主席，教务长、体育部主任、男女生体育指导数人参与。校体育部隶属教务处，负责全校学生的体育课与运动指导。省立安大每年春秋两季各有运动会一次，全校学生无论男女均得至少报名参加一个项目。运动会虽然只有一天，但设的项目却不少，有球类与田径两类。球类主要是足球、篮球、排球；田径类除跳高跳远、跨栏赛跑等一般田径项目外，还设有掷石比中、单手举石、单手推棍、武装赛跑、爬城比快之类项目和撑竿跳高、男子十项运动之类项目。根据当时教育部的规定，大学生一二年级必须参加军训，不上体育课。三四年级的体育课安大开始也不是必修课程，学生体育锻炼不太抓紧。1933年9月，安大运动队参加第三届全省运动会，除一人在网球上夺标外，其他一无所获。校报报道说：“选手大半病倒，全军惨遭复没“（不过仍有安大师生7人被省教育厅选拔为出席全国运动会的选手，安大体育部主任吴中俊被任命为省代表队指导）。鉴于这个教训，1933年秋校务会议决定：安大男生自三年级起，女生自一年级起，每周上体育课2课时，每学期增修体育一个学分。毕业时体育没及格不予毕业。如此严厉的措施，当时并不多见。“当时国内各大学的体育课大都不是必修课，少数定为必修的也只是一二年级必修“。

安大发给运动会优胜者的奖品五花八门，一种是各种书籍，二是运动器具，三是各种文房用具，印泥、信封、花插乃至于佛经什么都有，它们全是校长教授们“乐捐“出来的，学校不用花一个银毫子。

1935年以前，安大运动会均在一院的原圣保罗中学进行。1935年10月省政府将原武备学堂练兵场（今院运动场）拨还给安大（此前蚕桑职校改作了桑园），安大在该校才有了自己的运动场地。到1936年春，安大有一个足球场，2个排球场，2个蓝球场、4个网球场；有300米跑道和跳远撑高跳高沙池。还设置了石锁、杠铃等武健运动器械。校体育部还购有运动服装和运动鞋供师生锻炼时穿着。

二、军训

根据教育部规定，大学生必须接受军事训练以“锻炼学生心身，涵养纪律、服从、负责、耐劳诸多观念，提高国民献身殉国之精神，以增进国防之能力，作民族斗争准备““。军训是学生的必修课，军训成绩不及格的不得毕业。军训成绩包括平时训练与集中训练两项。平时训练在第一学年举行，内容有“学科“和“术科“两种。“学科“主要讲授（1）军事教育目的与性质，（2）步兵操典，（3）射击要范，（4）指挥，（5）地形学，（6）军队内务等9个方面。“术科“主要教武器的使用、作战方法、战斗队形，行军作战各种内务勤务等等。上课时间是从第一学期开学到第二学期4月底，每周上3小时，分别为学科1小时，术科2小时，全年须野外实习4次，每次2小时以上，实弹射击3次。集中训练在第二学期中举行，自5月11日至7月10日，具体内容和时间是：“学科“占六分之一，“战斗制式教练“占六分之一，“精神教育多行名人讲演“占六分之一，野外演习占六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内容不详。但从《军训大纲》内容看，它应是体育项目。安大规定一二年级不上体育课，但军训教学中有体育内容：（1）徒手体操，（2）器械体操，（3）国术，（4）田径运动，（5）跑步，（6）球类。几乎包含了体育课应上的全部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