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学是相对于中国古代文言文书写的作品而言的，是用当时的北方方言为基础的一种书面语形式的文学。白话文学最初是在唐朝时形成的，主要以当时民间的讲唱文学为代表，称之为变文，后来叫做白话。明清以后，四大名著的产生，正式奠定了白话文学的地位。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运动使白话文学和官话结合，并导致开始使用国语，也就是现在中国的普通话，形成了现代汉语。

中国五四文学革命中提倡和创立的新文学。1917年1月，胡适于《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倡白话文学，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正宗的文学语言。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进一步涉及文学内容的变革。1918年，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中进一步论证白话文学产生的必然性。鲁迅在《渡河与引路》中指出，“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强调思想革新在建设白话文学中的重要性。五四文学革命最早出现的白话文学作品是《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诗。接着散文和小品文的成功显示出白话文学的威力，证明“ 旧文学之自认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经过倡导者们的理论阐述和创作实践，白话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

早在五四新文学问世之前，大概在十九世纪中期，运用类似于现代汉语的欧化白话文翻译创作的文学作品已经存在，除了戏剧尚未发现外，当时的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文体都已作了颇为有益的尝试，在西方传教士的支持下，它们在语言形式上走得比五四新文学更远，在欧化程度上有的作品甚至超过了新文学前期的作品。这些欧化白话文作品不绝如缕，在教会出版物中一直延续下来，延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一直到现代汉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些作品的历史作用、当时影响并不见于历史记载，似乎被历史遗忘了。

颇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品首先似乎在五四新文学家的心目中并不存在，它们虽然问世已经接近半个世纪，但是它们对新文学家似乎毫无影响。新文学家在说到自己的创作时，几乎都没有提到西方传教士的中文翻译作品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几乎一直认为自己的创作主要接受的是外国小说的影响，他们或者是阅读外文原著或英译本、日译本，或者是阅读林纾等非西方传教士的中译本，仿佛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译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毫无疑问，这是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文本后来被历史遗忘的主要原因。

新文学家大都出生于士大夫家庭，例如鲁迅、胡适，中国的士大夫对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往往有着抵触情绪，近代的先进士大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阅读了大量西方传教士翻译的科学、政治之类的著作，他们一定也读过西方传教士的其它著作，包括传教的著作；但是，他们从来不提这些著作，就像没有读过一样。许多现代作家把传教看作宣扬迷信，出于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或者科学意识对西方传教的抵制，是一个原因。其次，除了陈独秀、鲁迅等极少数作家外，新文学家大都成长于民国建立前后，那时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西方传教士的启蒙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中国自己留学生的启蒙所取代，从日本来的西学，在中国取代了西方传教士介绍西学的主体地位。因此，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新文学家没有接触过近代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他们是直接借鉴外国小说原著产生的欧化白话文。

五四新文学把提倡白话文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成就，胡适一直认为：新文学白话文运动是从他开始提倡的，即使白话文古已有之，欧化的白话文却是从他们开始的，他们当然不希望在自己之前已经存在了一个“欧化白话文”。他们听到新文学所用的语言和《马太福音》相似，“觉得很可笑”，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即使他们不得不正视在五四之前的晚清已经存在一个“白话文运动”，他们却坚持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作者是先用文言想好了，再写成白话。当时的白话只是给老百姓看的，读书人还是用文言。他们说的这种状况在晚清当然存在，但是用它来全面概括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不免是以偏概全，贬低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成就。新文学家不愿充分肯定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成就，不愿说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继续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充分肯定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就会影响到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评价，影响到他们“一切从我开始”的自我感觉，影响到他们的“现代性”态度和对他们成就的评价。同样如此，他们回避近代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的存在，不愿去验证追问探究，像林语堂等人也从不提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些原因。新文学家回避近代欧化白话文的存在，基督教历史学家虽然肯定欧化白话文是新文学的前驱，但是他们对当时的大学中文系影响不大，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后来的文学史家基本上是按照五四新文学家的叙述来撰写现代文学史，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

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既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也不同于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前者主要是语言思想运动，后者主要是语言工具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晚清白话文运动以及三四十年代的语文大众化运动在表面上非常相像，但有本质的不同。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它导致了汉语语言体系的根本变革，导致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型。而晚清白话文运动以及三四十年代的语文大众化运动则是语文改良运动，是文化普及运动，是文艺大众化运动。晚清白话文运动从根本上可以说是为白话文争地位，它并不从根本上排斥文言文，只是强调白话文的辅助功能，它把白话作为“宣传革命”、“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是用白话来传播和创制新思想，而是用白话来传达文言的思想。总体上，晚清白话文运动是把白话当作工具来提倡，而事实上，它也只是起到了工具性的作用，白话在当时并没有超出古代白话和民间口语的范围。把古代汉语翻译成古代白话和民间口语，并不能改变古代汉语所蕴含的传统思想的性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则不同，胡适等人的初衷也是从工具的层面上来提倡白话文运动的，他们和晚清白话文运动出于同样的动机和目的，但由于胡适等人新的学识和知识结构，白话文运动最后的结果远远超出了胡适等人的预设而发生了思想革命以至现代文化和文学的转型。

五四也开启民智，但不是把传统的用文言表达的封建思想翻译成白话，而是创造性地用白话表达新的思想，新思想是五四白话更为重要的本质。五四白话已经脱离文言，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一种具有强烈西方思想和思维特征的语言体系。在工具的层面上，它与古代白话没有区别，但在思想的层面上，它远远地超越了古代白话，它借用大量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从而从思想和思维上改变了性质，在思想的层面上，它更接近西方语言而不是古代汉语，所以它与西方思想具有亲和性，这是它与古代白话分道扬镳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文学分道扬镳的地方。五四白话文运动不是以晚清白话文运动为基础，不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之间构不成一种历史和逻辑的发展脉络。晚清白话文运动主要是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在接受方面作了部分的心理准备，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与现代汉语的形成和性质相一致，中国现代文学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文学，但它不是从古代文学蜕化而来，而主要是从西方横移过来。中国现代文学是由各种力量和合力而成，但在这各种力量中，西方的力量最大。

同样，三四十年代大众语文运动中的大众语不同于五四白话。相应地，四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作为文学语言运动与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表面上，二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大众语文运动就是因反对五四白话而起，但二者明显不在一个层次上，五四白话文运动虽然也包括语言工具运动，但从根本上是语言思想运动，而大众语文运动则主要集中在语言的工具层面上，和晚清白话文运动一样，仍然是宣传思想而不是创造思想，是文学改良而不是文学革命，是普及而不是提高。实际上，大众语文运动的发动者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五四白话文运动，他们把五四白话文运动理解成了单纯的语言工具运动。从语言作为工具来说，他们的批判似乎有道理，但五四新文学运动绝不是文学大众化运动，不是平民文学运动，不是文学通俗化运动，而是思想运动。

胡适著

胡适断言凡有价值的文学必是白话文学；文言文学概无价值。所以他以为中国二千年间只有些“死文学”。 这本书把汉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定性为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彼此争斗、彼此消长的历史，表面上是以文言文学为正宗，实际上却是白话文学不断战胜文言文学。所以这部历史就是白话文学不断克服障碍，最终争得“正统”、“正宗”地位的历史。颠覆文言文学的“正统”、“正宗”地位，重新确立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正宗”，就是本书的使命。胡适视此为“哥白尼式的革命”……

有关本书的评论可以分为两方面。褒之者以其为“很见功力，很有影响的一部”、“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部具有相当声誉的文学理论著作，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大著，“意义不在自身论述的完美无瑕，而在于提供了示范的样板”，“开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先河”，比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比较文学领域“多了一份垦拓之功”，“不仅有一套理论准备，而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起了开山作用”，“钩沉了近千年的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使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与中国近千年的白话文传统续上了源头”，“首创白话文学运动”。

贬之者则以为本书“先入为主的成见太深”，“有矫枉过正之嫌”，“这学问就已经不再是学问了”，“牵强附会成一套理论”，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根本无法相比”，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风气”，“刻意贬低乃至抹煞二千年的文人文学”，“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作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种‘范式’亦已过时”，“定义混乱，去取多由主观”，“其取舍却没有很分明的一条线”，“结果当然是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更加模糊”，“恐怕除他本人以外，没有人会同意”。此书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样，只完成上卷，故胡适被黄侃调侃为“著作蓝”，写书总是“绝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