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蛇》是旅美作家严歌苓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99年。《白蛇》以三个不同的版本，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在文革期间，两个边缘人之间的同性之爱。《白蛇》中的女性舞蹈家孙丽坤因编演舞剧《白蛇传》倾倒众生，也因其出色的才貌与风流人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获罪，由“天上人间”自由来去的“白娘子”沦落为连上厕所都被严格看守的阶下囚，成为众人唾弃的“反革命美女蛇”，落难后的孙丽坤与一个从小就迷恋她的“假小子”舞迷徐群珊在窗内与窗外的偶遇，引发了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爱恨纠葛的传奇故事。

美丽迷人的孙丽坤是万人敬仰的舞蹈艺术家。“文革”期间，因曾和捷克舞蹈家一起编排过双人舞，被定案为“资产阶级腐朽分子”、“国际特务嫌疑”。为了逼迫她交代出自己和外国舞蹈家“腐化堕落”的罪行，革命群众对她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她也被迫写下了长达四百多页的反省书。在无数次的批斗、审讯、关押后，孙丽坤变得既邋遢又衰老，然而被毁灭的还不仅仅是她的身材和容貌，还有她那高贵的尊严。

孙丽坤上的那个厕所，只有一个茅坑，其他茅坑都不下水。通常的茅坑正面对着门，专政队的女娃不准许孙丽坤蹲茅坑时关门。女娃们总是一条粗腿架在门框上，大棒子斜对角杵着，这样造型门上就弄出一个“X”形封条。

孙丽坤起初那样同看守女娃眼瞪眼蹲一小时也蹲不出任何结果，她求女娃们背过脸去。她真是流着眼泪求过她们：“你们不背过脸去，‘我’就是憋死也解不下来。”女娃们绝不心软。过去看你高雅傲慢，看你不食人间烟火，就是要看你原形毕露，跟千千万万大众一样蹲茅坑。孙丽坤所有的尊严、美丽都被这场大革命所摧毁了。曾经万人瞩目的艺术家，当下就连蹲厕所这样基本的生活隐私都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曾经对她毕恭毕敬的女学员们如今却视她如仇人一般。在长期的关押、批斗后，孙丽坤也渐渐习惯了“新”的身份，她不仅与民工斗嘴、调情，甚至还为了一包烟锅巴，让自己像马戏团栅栏里的动物一样，任由民工们欣赏自己的腿。

就在孙丽坤最痛苦的时候，一位20多岁的年轻男军官，自称是中央特派员的徐群山走进了她的生活。徐群山的欣赏与爱慕就像一道阳光融化了她冰封起来的对美、生命和尊严的意识。然而，美好总是短暂的，很快孙丽坤就发现了徐群山原来是个女人，孙丽坤的爱情轰然倒塌，精神崩溃后的孙丽坤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此时，群众才恍然大悟，幸灾乐祸地揣测徐群山的真实身份，好事的群众为了“检验”孙丽坤与徐群山的关系，竟强行对孙丽坤进行了妇科检查。

在孙丽坤住院期间，还原了女儿身的徐群珊在得到孙丽坤的谅解后，重新回到了孙丽坤的身边。但她们两人不正常的亲密举动引起了医院的护士和病人的猜疑，专政队女队员带着六七个基本康复的女精神病人，把姗姗截到女厕所里，对姗姗撕衣扒裤地强行进行“性别鉴定”。在“文革”结束后，无法面对世俗眼光的她们，无奈地选择了分开，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时代背景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界也在劫难逃。无数知名人士遭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其中很多人不堪受辱而走上了绝路。《白蛇》中的孙丽坤就生活这种“极致环境”中。

神话借鉴

《白蛇传》故事，是中国古代的民间传说。该传说中的白娘子，以蛇身化为人形，却一心只为报恩而做无数善事，可谓是善的化身。《白蛇传》在青蛇还没有和白蛇成为主仆与姐妹之前，曾有过这样一段场景：身为男性装扮的青蛇与白蛇比武，说自己若是打赢了白蛇，白蛇就要做自己的夫人。二人交手，最终是青蛇败下阵来，青蛇于是化成女儿身，做了白蛇的贴身丫鬟，并以姐妹相称。并且在后来多次场景之中，青蛇也时不时地挑拨白娘子与许仙之间的关系，更是多次劝慰白蛇为了修炼而放弃许仙，看上去难免让人觉得是对白娘子的感情有些偏离了主仆和姐妹情谊的轨道。而《白蛇》正是以《白蛇传》里青蛇与白蛇的情感作为了整个小说的铺垫与底色，若隐若现、巧妙地穿插其中，为情节的发展作了浅浅的呼应，带着淡淡的哀愁，并且预示着青蛇与白蛇无法摆脱的宿命。《白蛇》作品，是对神话传说的现代版演绎。

创作灵感

移居海外的严歌苓，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对同性恋有了接触，在深入了解后渐渐认识到同性恋不仅是一种非常深沉和含蓄的感情，而且还对恋爱的双方有一种救赎的功能。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严歌苓以“文革”为背景，讲述了舞蹈演员孙丽坤在“文革”时期惨遭迫害的坎坷遭遇。

孙丽坤

孙丽坤本是个被优化的女人，她曾经是那样的优雅与美丽，舞蹈带给她骄傲与自尊。孙丽坤的人身价值体现于她自己舞蹈家身份的认同上，她自身与艺术已经融为一体，艺术带给了孙丽坤作为人所渴望的一切，美丽、荣誉、尊重等等，

“大会小会斗争她，她也不放下那个下巴颏。”“孙丽坤一发胖就成了个普通女人。”她曾经的美慢慢退化与磨灭了。支撑尊严的主体一旦丧失，她的女性主体性意识也就逐渐被磨灭与粉碎。当建筑工们们发现孙丽坤“原来不是个画中人。最后一点令他们拿不准的距离感没了。最后一点敬畏也没了。”于是开始了对孙丽坤《白 蛇》同性恋情感背后的真实的戏弄与挑逗，进一步导致了她的沉沦。“1970年夏天，孙丽坤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习惯了，不再对一大串不好听的罪名羞惭得活不下去。”“两年牢监关下来，一个如仙如梦的女子会变得对自己的自尊和廉耻如此慷慨无谓。”孙丽坤的自尊与骄傲，在历史的污浊中，遭到群体式迫害，最终被人性的丑陋毁灭。

徐群珊

徐群珊化名徐群山，是那个时代的反叛者，她努力追求着对自身形象多元化选择的自由，向传统的性别规范进行着挑战。她对自己的性别偏离是恐惧的，从一开始就是那样的小心翼翼和胆怯。而且，不仅对自身的挑战持怀疑态度，她对社会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认同的，她一直被灌输着“‘我’得记住，‘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必须做一个正常健康的接班人”的思想。所以，她的反抗是有限的。在“文革”这个极致的环境中，她通过对惯例的否定来追求一种极致化的情感，这本身就导致了情感的边缘性，从而也使得这种情感缺乏持久性。

超越于历史与神话之上的人性张力

《白蛇》实为女儿身的假小子徐群珊作为一个游走于男性与女性世界之间的“酷儿”登场的。徐群珊是一个生活在寻常女孩世界之外的女孩，她从小酷爱穿哥哥们穿剩的衣服，酷爱剪短发，她轻蔑女孩的肤浅又鄙夷男孩的粗俗，可以说酷儿特质是她尚未成熟的身体里沉睡的一粒种子。在12岁时看过六遍舞剧《白蛇传》之后，少年徐群珊对饰演白娘子的孙丽坤陷入了不可自拔的迷恋，最终成为她终生的追随者。徐群珊对孙丽坤的这种迷恋，始于对女性身体之美的倾慕与渴望，在日记中，她袒露了自己稚拙的心声：“‘我’一直喜欢舞蹈，可自从见了她的舞蹈，‘我’觉得‘我’不是喜欢舞蹈，而是喜欢产生舞蹈的这个人体。”她甚至渴望能够用手去触碰孙丽坤那雕塑般隆起的美丽胸部，而这种渴慕又是与对自己身体的自卑相伴而生的，她曾反复自问是否能够成长为像孙丽坤那样妖娆美丽的女人：“看看‘我’自己已经发育的身体，‘我’想到白蛇的。‘我’的身体多可怜啊。‘我’会长得像她那样吗？”徐群珊因为像男生一样短的头发而被孙丽坤误认成了“男娃娃”，可以说，正是孙丽坤如蛇的身姿催开了徐群珊心底“酷儿”（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特质的种子，在前者的妖娆美丽与自我的平凡无奇的对比中，徐群珊对性别身份的自我质疑开始生根发芽，而这种质疑与对孙丽坤的暧昧情愫两相牵绊，共同滋长。

徐群珊性别意识的脱轨与历史车轮的脱轨几乎同步行进，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这种与常规性别规范相违背的认知，被独特的下乡经历再次塑造：因为短短的头发与身穿哥哥的大号毛料子军装，而在熟人眼中被看成是一个“假小子”，使得她能够在乡下拥有一个“不男不女”的身份，从而保全自身的“安全”与“尊严”；而第一次被火车上的陌生人叫作“大兄弟”时，她突然间意识到这声“大兄弟”为她打开了一扇陌生而新奇的大门，而这扇门是通向无限的可能性的：“‘我’能否顺着这些可能性摸索下去？有没有超然于雌雄性征之上的生命？”这种超然于两性特征之上的思考，使得徐群珊的酷儿特质最终绽放出灿烂的花朵，如果说之前的徐群珊的生命中或明或暗的闪耀着酷儿精神的光华，那么这之后的徐群珊真正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大写的“酷儿”。最终，徐群珊以这样的姿态与身份出现于被囚禁的孙丽坤的世界中：她（或者说“他”）穿一身旧黄呢子军装，那身呢军装宽大沉重，由于军装的大和身体的小而显出一股独特的倜傥。在旁观者和孙丽坤眼中，徐群珊被戏称为“毛料子男青年”，而她在简洁的自我介绍中不仅为了伪饰自己的真名，更是郑重地重构了自己的性别身份：“徐群山。群众的群，祖国山河的山。”

在为完成对孙丽坤的援救中，她褪去了代表女性特质的“群珊”，而将颇能代表男性巍峨力量的“群山”附于自己的姓名符码之上，试图以一个超越男女二元对立的既温柔又刚毅的酷儿身份降临，解救孙丽坤走出实体的囚室和心灵的绝望。

从台上到台下的酷儿重生路：徐群珊的酷儿特质产生于儿时的性别迷宫，舞蹈家孙丽坤的酷儿特质则萌芽于《白蛇传》的艺术世界，并在徐群珊的影响下波及了自己的艺术人生。在艺术世界中，孙丽坤以酷儿精神打破了爱情故事中的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结构，对非异性之爱做了精神上的探索。作为风靡一时的舞剧《白蛇传》的编演者，传统民间传说中白蛇与许仙动人的爱情故事并没有成为孙丽坤在舞台上艺术表现的主线，在《白蛇传》中，青蛇爱恋白蛇，欲与白蛇成亲，而白蛇却提出了比武的要求，如果青蛇获胜，白蛇与之为妻，反之则青蛇变为女子做白蛇的侍女，青蛇应允比武的要求，却在比武中不敌白蛇，最终按约定化为侍女，侍奉和陪伴了白蛇终生。在孙丽坤的编演中，可以发现，传统爱情故事言说的还是爱情的主题，只是月老红线两端的人发生了令人咋舌的变换——白蛇与青蛇原本的姐妹情谊在聚光灯下笼罩了爱情的光环，民间千百年来流传的温柔儒雅的许仙形象反而成为了多余的“第三者”，传统许仙形象中固有的救小白蛇一命的救世主精神也统统消失不见了。可以说，“白蛇”在孙丽坤的艺术世界中，恋爱中的男性形象是缺席的，而由“女性”代偿。

孙丽坤所建构的青蛇形象，开始是以男性代词“他”来指称的，而后青蛇战败才变成了女性代词“她”，由男性变为了女性，陪伴白蛇终生，可见在孙丽坤的世界中，性别规范与性规范都是异乎寻常而不“规范”的，这正是她的酷儿特质在艺术世界中的隐蔽体现。

孙丽坤的艺术世界与她的现实人生是紧密相连的。在生活中她与蛇关系密切，为了观察模仿蛇之动态，她曾与一位印度驯蛇艺人交谈并饲养蛇类，而在此基础上所独创的蛇步舞蹈引起舞蹈学者的极大重视；在外形上她的身材与蛇类颇为相似，有长蛇般的纤细脖颈，水蛇一般的曼妙腰肢，浑身没一块骨头长老实的，而是像蛇一样随着心思游动；在命运上她与蛇休戚与共，由众生追捧的善良多情的蛇妖白娘子一夕沦落为万人唾弃的国际特务嫌疑反革命美女蛇，成也白蛇，败也白蛇。可以说，孙丽坤就是白蛇，白蛇就是孙丽坤，现实中的孙丽坤的传奇人生与舞蹈故事中白蛇的爱情故事也是合二为一的，而这种契合开始于孙丽坤和徐群珊眼神的交汇：“青年（徐群珊）这天和孙丽坤目光相碰了，如同曲折狭窄的山路上两对车灯相碰一样，都预感到有翻下公路和坠入深渊的危险，但她俩互不相让，都不熄灯，坠入深渊就坠入深渊。”

事实上，徐群珊以女扮男装、性别不明的酷儿形象代替了“许仙”成为了孙丽坤恋爱的对象，而在对徐群“山”爱情力量的支撑下，落魄舞者于消极懈怠和自暴自弃的精神泥淖中得以翩然脱身，重拾美丽与希望，而徐群珊的这种拯救使得孙丽坤在获得“重生”的躯体中注入了异乎寻常性规范的酷儿特质，由艺术世界的酷儿构想真正走向了酷儿人生。

在小说《白蛇》中，“爱情”已经不再是局限于性别桎梏之内的男女游戏，而是因酷儿因素的介入升华为普遍人性之中对于爱与美的共同追求。然而，《白蛇》中的两个酷儿主角经历了性别身份的怀疑与探寻，同性之间的亲近与受挫之后，结尾仿佛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作者让她们各自选择了与平庸至极的正常男性结婚，恢复到正常轨道，回归到主流所能接纳的异性恋当中，并最终以一场并非本愿而显得笨手笨脚的婚礼和一座充满多重指涉意味的玉雕隐喻般的结束了这个偏执的故事：“礼物搁在乱糟糟的洞房里。这时她（孙丽坤）才发现这座雕得繁琐透顶的玉雕是白蛇与青蛇在怒斥许仙。珊珊的丈夫千恩万谢，说玉雕太传神太精致了。珊珊看了她一眼，意思说她何苦弄出这么个暗示来。她也看她一眼，表示她决非存心。”

作者有意或无意间构建起的两个曾经于性别规范与性规范的潮水中舞蹈的酷儿弄潮儿形象，因这“回归”而定格于“曾经”的过去时态，酷儿爱情戛然而止，而使得《白蛇》成为一次“非典型性”的酷儿书写。在孙丽坤最辉煌的日子里，她曾生活在众多男性的追求中，然而那些男性所爱的只是她身上所呈现的世俗标准本身：“男人们爱她的美丽，爱她的风骚而毒辣的眼神，爱她的和周恩来总理的合影。除了她自身，他们全爱。”

当孙丽坤在“文革”时期遭受迫害而失去了外在拥有的一切美丽的资本时，过去那些男人的“爱”也随之无影无踪了，甚至对她加以迫害。在孙丽坤落魄之后，居住在孙丽坤囚室烂场院中的建筑工人，以一种近似动物的欲望对孙丽坤调戏、偷窥，甚至愚弄的。总之，她们逃离之前的男性世界几乎成为了禽兽、虚情假意甚至无情无义的代名词。当徐群珊变成了“珊珊”，退化的柔媚渐渐回到了她的身上，她不再是个造作的北方小爷儿，她真的就是珊珊了；当孙丽坤变成了“孙姐”，在平反后有了新的称呼，叫“前著名舞蹈家”。将为人妻的珊珊和同样将为人妻的孙姐都努力挣扎着回到男性的怀抱：珊珊丈夫是个三十五岁的助教，绝对不标新立异的本分男子，珊珊天性中的钟情仿佛可以被这样教科书般的男人纠正；孙姐丈夫是一位中学的体育老师，是个不重言辞重行动的人，并不懂得她的舞蹈，但正在加深这方面的修养，争取一生做她最忠实的观众。总之，她们回归之后的男性世界，虽然是安定的、安全的，却是麻木的、冷淡的，缺少二者一直苦苦追寻的生命中的美好，甚至可以说是无爱的精神荒原。可见，由酷儿世界向主流性别规范以及性规范的回归并不能带给曾经的酷儿真正的幸福。

严歌苓在《白蛇》中展现出了女性主义者作为弱者和边缘人的生存景观，说明她们是男性世界的受害者与反抗者。孙丽坤的美与自尊在社会中逐渐被毁灭，是徐群珊给予的爱拯救了她。但是这种拯救只能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中才能生效，当社会逐渐恢复正常，这种拯救在社会规范与伦理制约面前顿时丧失了它的力量。他们满怀希望，他们顽强生存，他们梦醒破碎，他们无助哀叹。这些个体只有通过选择来确认自身，同时获得他们所依赖的精神家园。然而同性恋者最终放弃“畸爱”，被中国式的家庭伦理收罗。

文本结构

严歌苓借用“复调”的创作形式，将《白蛇》故事的情节分别分派给各个不同的“版本”——官方版本、民间版本、不为人知的版本去讲述，让它们去传达文字叙述背后的潜在涵义。打乱故事情节原本的写法，让版本之间相互对话，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享受一种思维上的拼贴，同时对讲述故事的“声音”的真实性进行判别。

《白蛇》以“革命群众”来信、“革命文件指示”、报纸的官方特稿构成的“官方版本”；以纯粹第三人称客观叙事构成的“民间版本”；以叙述人物内心隐秘和事件真相的“不为人知的版本”。三个“版本”交错组合，从不同的视角来展现孙丽坤在“文革”期间和平反后的经历。

1、官方版本

官方版本主要采用了下级向上级单位作报告的形式来呈现官方话语下对“孙丽坤患有精神病”这一事件始末的汇报过程。官方版本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制力量，它由一系列的“套话”组成。在“革命”的大帽子下，可以无端强制禁闭孙丽坤，为了给她扣上“间谍”的罪名，对她无休止地进行批斗，要她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她和捷克舞蹈家的“腐化”过程；为了“检验”她是否和“假特派员徐群山（徐群珊的化名）”有“不正当关系”，竟然运用暴力强制挟持对其进行妇科检查。

“官方版本”充斥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歌功颂德，对当事人的尊严和权利则给予理所当然的漠视。高调而刻板的语言与其所叙述的人物的悲惨遭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对读者的阅读形成了尖锐的刺激效果。作者在“官方版本一”中伪造了“内部参阅。秘字00710016”等标记，造成了一种真假难辨的文本假象，让虚构的故事情节与看似真实的政府报告相互混杂，反讽式地点破文革时期政治意识形态。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话语充斥在官方版本的内部而构成了一种戏仿的书写效果。

在“官方版本”里，人物的个人话语在“革命”的权力话语下是被遮蔽的。“文革”结束后，孙丽坤获得了平反，恢复名誉。在反映这个时期的“官方版本”四里，以《成都晚报》特稿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的是，在一个高调的话语背景下，给予她过于泛滥的赞美，对于她在“文革”期间所遭遇的非人迫害却只字不提，曾经直接或间接迫害过她的舞蹈团成员们，居然被描述成帮助她康复的“功臣”，只字片语中折射出强烈的对比与讽刺。虽然“官方版本”一到四中对孙丽坤的态度从镇压变为了褒奖，但是“官方版本”所代表的权力意志对人物的真实经历和个人感受的遮蔽却丝毫未改。孙丽坤的经历，在那个年代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但作者通过她的经历影射了那个时代的黑暗与悖谬。不同时期的“官方版本”的话语，呈现给读者的不仅是历史的演变，也暗含一种荒诞。这种荒诞，来自人物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真实的悲剧命运。

2、民间版本

民间版本主要以群众的视点为叙事的切入口，描写“庸众”视角下孙丽坤由舞蹈艺术家到精神病患者这一身份与境遇转换的全过程。《白蛇》不仅写出了孙丽坤被迫害的过程，更写出了她在迫害之下重新自我塑造的过程。后者比前者更加残酷，本来美丽动人的孙丽坤变得没了廉耻之心，由别人对她的迫害转成了自我迫害和自我监禁。经过重新塑造的孙丽坤变得胖、俗、自甘堕落，完全抛弃了本来的优雅。这也是她对别人的报复，那些迫害她的人只配看到她这样的形象，他们也想不到“两年牢监关下来，一个如仙如梦的女子会变得对自己的自尊和廉耻如此慷慨无畏”。集体大众在充分满足了自身的迫害欲之后，终于对她失去了兴趣。这时，优雅高傲的“毛料子”徐群山的出现，又激起了读者新的兴趣。随着孙丽坤的精神失常，人们对徐群山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由膜拜转向揭发检举的过程。

3、不为人知的版本

不为人知的版本采用了作者与徐群珊相互交错的讲述口吻。在叙述孙丽坤与徐群珊“相识——相爱——分手”这一过程时，主要是作者在讲述故事的发生经过；而在徐群姗质疑自己性别取向时，则采用了第一人称独白的日记体形式。

徐群珊在12岁那年迷上舞蹈家孙丽坤和她扮演的白蛇，20岁从插队的知青点出走，偶然发现自己少女时代的偶像在监禁下已经今非昔比。她女扮男装冒充“中央特派员”接近在监禁中的孙丽坤，在接触过程中两人产生了一种超乎肉体的感情，终于在徐群珊的性别真相大白后导致孙丽坤的精神失常。之后徐群珊还原为女性身份，以“珊珊”的名义在医院里陪伴照顾孙丽坤，直到徐群珊结婚，两人之间的爱欲纠葛方告一段落。

《白蛇》中篇小说于2001年获得中国第七届《十月》文学奖。

《白蛇》文本，把现实舞蹈家孙丽坤塑造成为抽象唯美的艺术形象。

——郑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严歌苓，1958年生于上海，旅美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1970年考入成都军区文工团，担任歌唱和舞蹈演员。1979年，当过战地记者。1983年，在中国铁道兵政治部创作组工作。1986年与李克威结婚。1989年赴美学习，学习期间与李克威离婚。199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攻读文学硕士。1992年，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结婚。作品有：《第九个寡妇》、《白蛇》、《扶桑》、《赴宴者》（英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