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佛是个大村，位于石家庄市区东部，村落西临白佛口村，东临京珠高速，北至和平路，南至中山路，呈方形，占地1平方公里。有村民8600余人，耕地1500余亩。白佛口村是位于白佛村西南角的一个小村，历史上有一段时间，白佛口附属于白佛村，解放以后逐渐独立成村。

石家庄市长安区白佛村

白佛原名许壁村，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在此兴建一座兴宁寺，因寺内供奉汉白玉石佛一尊，俗称白佛寺。白佛村名应当是由此而来。该村原属正定县，1957年划归市郊。因村庄土地广袤，土质肥沃，村民殷富，所以素有“银白佛”之称。现村内兴宁寺汉白玉石佛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佛口村西南的仰韶时期古文化遗址，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高楼间，寻找原始的家

素有“银白佛”之称的白佛村，看来从远古时就十分宜居，不然，为什么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相中了这块宝地呢？这片原始人聚居的地方，名叫“白佛口古文化遗址”，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它就在如今中山路与东二环交叉口东南角，梅迪雅居小区8号楼那个位置。在这栋南北向的楼房前，白佛口村民郝师傅指给记者看：“俺们这儿的土话叫它‘岗子’，因为它是一个大土坡，比周围地势高。8号楼这儿是它的南坡，8号楼北头车棚那儿是制高点，再往北那一栋二层小楼是它的北坡，属于谈固村。”

白佛口村民郝新华告诉记者，岗子占地十几亩，属于谈固村的地方多，但可能因为制高点在白佛口村，所以，历来没人说它是谈固的。白佛口的村民陈秋来依稀记得，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初，岗子上曾立着落款为国务院的文物标志碑。不过，在那个文物保护意识都很差的年代，主要是“文革”时期，岗子被彻底破坏。上边的土不断被村里挖下来垫地、垫猪圈，直到挖平。郝师傅记得，岗子上的土是黑色的，和别处的黄土不一样。而且，在这儿曾发现了各种石斧、石锅及火灶等，还有像三脚香炉一样的陶器，村民把完整的陶器主动上交给了当时的文物部门。至于红红绿绿的碎砖破瓦，难以计数。直到1997年盖梅迪雅居8号楼时，施工方还挖出过东西。

《石家庄市地名志》一书中记载：据文物部门考证鉴定，此处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类型。不过，石器时代的时间跨度太长了，到底距今有多少年呢？记者在石家庄市政府官方网站上找到了较为确切的答案：距今约6000年至7000年。

可以想像，6000多年前，先民定居在这个土坡上，形成了这里最早的村庄。仰韶时期的人们以种庄稼为主业，同时也饲养家畜、渔猎和采集；他们用各种磨制的石器干活，家里用各种烧制的彩陶作器皿。白佛村民发现的那些红绿瓦茬，或许就是6000多年前先民家里盆盆罐罐的碎片。

这个土岗还有一个别名，叫“青风亭”。村里人推测在岗子的制高点上，应该有过一座亭式古建筑，但是谁也没见过，也没听老辈人说过，“估计早就毁坏了。”郝新华说，上世纪搞“四清”时，曾在那儿挖出过琉璃质地兽头，不知是不是青风亭的遗存。

据资料记载，曾经，兴宁寺石佛背后的墙上，写有“保全国粹”、“珍重村名”八个大字。不过如今即便七八十岁的老人，也对此没有一点儿印象。想来是年代太久远了。

古人有先见之明，告诉了后人应该怎么做。可是，还是发生了小小的曲折。自清末以来，常有外村人将白佛村名误写作“白伏”。但本村人还是明白的，马桂增家上世纪50年代留下的一个粮食布袋上，印的还是白佛二字。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这一错的名字却得到了通用。

“那个年代什么都提倡‘改一改’，比方说生了小孩去登记名字，想叫个‘富贵’啦什么的，人家就会说，叫什么‘富贵’呀，应该叫‘跃进’！”马桂增清楚地记得，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初，村里的公章改刻成了“白伏”二字。

1982年，石家庄推行地名标准化。狂热的年代已经过去，人们静心反思：本来应该尊重历史。于是又改回了“白佛”二字，并沿用至今。

一“笔”一“砚”

从兴宁寺出来，沿街南行约百米，路东有一个“三角河公园”。这里原来是一个大水塘，本地俗称“河坑子”，后来填平修了公园。关于这个河坑子，还有一段很美的传说。马桂增告诉记者，传说白佛北边的十里铺村有一个宝塔，像枝“笔”，白佛村的河坑子像“砚台”，一笔一砚是当地的两宝，晴天时，河坑里能看见宝塔的倒影（其实两地相隔不下五华里）。后来燕王扫北把这两宝拿走了，从此，白佛村的气候就一年比一年显干。

据马桂增回忆，河坑子占地不下六七亩，呈不规则三角形，推测是古时候村民利用低洼地挖出的一个排水蓄水池。河坑容量巨大，村里的雨水流入河坑蓄积起来，一般不会往村外流，不淹庄稼。马桂增小时候常下去游泳，记得水最深处达四五丈。原来，河坑子四季不干，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春末最旱的时候，河坑子见了底。当时，马桂增看见坑底有个砖垒的圆形小井台，推测可能是泉眼。上世纪60年代以后，河坑里的水一年比一年少。近些年，村里修了下水道，也不用河坑子排水了，2003年，河坑子彻底被填平修了公园。

河坑子的东边缘，大约五户民房所占的位置，就是“文革”时被毁坏的三官庙所在地。村主任张广利记得，三官庙前曾露天放着不下几十尊石像，小时候下河坑子游完泳，常到三官庙来玩，摸摸石像的头和脸，觉得很有趣。可惜这些石像无一存留下来。

从三官庙位置往南，沿一条东西向小街向西走不远，有一个丁字路口，从这个路口往南一拐，路东有一座很小的关帝庙。关帝庙由来已久，庙的北墙根靠着一高一矮两通石碑，都是清末的重修碑记。这个庙是“文革”以后重建的。进入庙里，东面正墙上挂着彩绘关公像，南边墙上挂着刘备和张飞像。关公旁边有大刀周仓像。马桂增说，曾经这庙里有一副对联非常绝妙，上联是：“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下联是：“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横批是：“读春秋看春秋亦步春秋”。

1400年风雨坎坷

原始先民是否一直在此居住，不得而知。再往后关于村庄历史有证可查的记载，就是建造于北齐时期的兴宁寺与白石佛。从梅迪雅居小区出来，过中山路来到路北，大约就是白佛客运站向西斜对面那个位置，有一条通往白佛村的南北向主路，名叫兴宁寺街。这条路快到尽头时，位于路正中的兴宁寺迎面进入视野。兴宁寺坐落于一米半高的砖台之上，只有一间正殿，看上去旧了，柱子底端漆皮多有脱落。整座建筑仿佛雕梁画栋，却原来除了门窗是木头的，其余全是水泥制作。这是“文革”中兴宁寺遭毁坏后，村民于1987年重建的。不过，寺里的白石佛却是地道的古物，为了防盗，大殿做了两道门，木门里边还有一个铁栅栏门。隔着铁门，可以模糊看见一尊灰白色佛像矗立在大殿内。

兴宁寺只在初一、十五开门供信众上香，不过记者很容易就打听到了保管钥匙的吴淑兰的家，80岁的她依然身板硬朗，她十分乐意为外来客人介绍这尊石佛。在她的带领下，记者进入殿内，看到一尊约高4米的石佛。石佛身披红黄绸布，看不清雕刻的衣纹。从侧面拨开红布，能看见石佛脚踩莲花。佛像背后有一块灰色石板，边缘残缺断裂，细看可以发现上边如行云流水一般的花纹。吴淑兰说，石板、佛身和莲花底座是一体的，用整块汉白玉雕成。在佛像背后垒了宽2米的水泥靠板，才让这尊大佛稳固矗立。

据《石家庄市地名志》记载，兴宁寺始建于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公元550年的兴宁寺比2014年要大得多，寺前广场一直延伸到2014年的高台往南三四十米处。曾经，兴宁寺有围墙、山门、前殿、后殿、东西厢房共12间，整座建筑雄伟壮观、富丽堂皇，使人有近看是寺、远看似城的感觉。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一块重修碑上，刻有“郡城南下迤隔滹沱河驿涂右掖地名白佛村……村因寺识……大齐天保元年创建……”等字样。

今天，这块证明村庄历史、村名来历的碑，还有没有呢？白佛口的村民马桂增指着寺前高台上一块躺倒在地的石碑告诉记者——它就是。几个人合力搬开压在碑上的石板，又打两桶水冲去上边的泥沙，却只能看见碑上模糊有字，怎么也看不清关于年代的记载。

历史上，这尊白佛历经劫难。首先是日伪时期两次遭偷，因为佛身太重，贼们就试图割走佛头。虽然两次都没得逞，但钢锯切入石佛脖子有三分之一深。村民不得不用砖垒起一座佛龛，把石佛整个罩在里边，钢丝焊网，只露面部。“文革”初期，村里规模不亚于兴宁寺的三官庙毁坏殆尽，这尊石佛也肯定不能再供着了。于是，二队村民卜庆录等十来个人，用绳子把佛像拉倒，就地掩埋了。

1987年，村里拿出9万余元重修兴宁寺，村民自发捐款3万余元，大殿落成，白佛被重新安放。但文物大盗贼心不死，1993年6月2日夜，窃贼破门而入，割走白佛前脸，只剩双耳和后脑勺。这事气坏了村民，他们只好请来曲阳石匠，重新雕刻汉白玉前脸接上。今天看这尊白佛，完全看不出后接的痕迹，据说面目和原来几乎一样。村民焊了铁门铁窗加固大殿，后来，贼又偷过一次，未及下手就被村民发现，一路追撵到东二环，最终被抓住扭送进了派出所。

“丝弦大王”刘魁显

刘魁显，小名秋来，白佛村人，1892年出生，1953年逝世，终年62岁。他自幼家贫，拜本村艺人张洛裘（音）为师学戏。刘魁显早期工武生兼架子花脸，后改演文武老生。他身材高大、扮相魁伟、嗓音宏亮、声若洪钟，戏班在农村唱高台戏，几里地外，仍然声声入耳，字字清楚，人称“铜嗓金喉”、“丝弦大王”、“正定红”（当时白佛村属于正定县）。曾有“三天三夜不合眼，也要看够刘魁显”之说。他的代表戏有：《调寇夜审》、《李渊劝军》、《海瑞搜宫》、《张良辞朝》、《打棍出箱》等。

刘魁显是刘俊山的三爷爷，刘俊山告诉记者，刘魁显不但什么戏都会唱，而且能唱“连本戏”，即整本的《封神演义》、《隋唐演义》故事连唱一个月，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吸引村民天天去看。

1938年，刘魁显和“获鹿红”王振全、琴师奚德义、鼓师卢保群，在石门创办丝弦“玉顺班”（即今天石家庄市丝弦剧团前身），丝弦剧种开始在城市扎根，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了丝弦剧种的生存和发展，刘魁显在“玉顺班”最困难的时候，卖掉了家里的二亩好地以解燃眉之急。他曾向各兄弟剧种学习以提高演艺水平，又大力培养丝弦戏接班人，王永春、刘砚芳、张永甲等人都受过他悉心指导。

石家庄解放后，刘魁显曾担任市丝弦剧团团长，市戏曲工作者协会副主任，省、市文联委员，市人大代表等。1953年12月因患食道癌医治无效去世。全市党、政、军以及人民团体机关都送了花圈，并派代表参加了殡葬仪式。这是石家庄解放后第一个规模较大的葬礼。

百年驿道兴衰

从白佛村出来沿中山路向西，快到东二环时，路南可见石家庄艺校，路北可见白佛口村新盖的楼房锦城小区（朝晖苑）。市艺校东墙根下，就是明清时期南北向的驿道经过处，白佛口新楼区里、中山路以北约200米处，就是同一时期东西向的驿道经过处。从南京到北京，从山东到山西，一条国道、一条省道在此交汇，便利的交通，促使白佛村部分村民来这儿经商，形成了白佛口这个自然村。

白佛口的郝新华记得，1963年那条南北向驿道还有，去北边十里铺、正定城，本来这路宽20多米，因为“多年的道路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土路越轧越低，走的人也越来越少，逐渐地，路两边种上了庄稼。当地人称它“大道沟”，郝新华说，他记得最深的地方有一米，1963年发大水，道沟里的雨水过了一个多月才排出去。改革开放以后，周围新修的公路四通八达，这条路被彻底废弃。

东西向的驿道，比这条路要窄多了，只有四五米宽。据《石家庄市地名志》记载，明朝时，两条路交汇处往来车辆行人很多，白佛村民便在道边开饭店、茶馆，买卖兴隆，店铺渐增，逐渐形成村落。因位于交通路口，所以称做“白佛口”。后来，随着驿道的衰落，生意也跟着冷清。陈秋来记得，解放初，村民陈洛瑞还在那里开店，但干不起来，很快就撤了，那应该是驿道口最后一家店。

虽然古代的驿道已经消失，但此在今天依然是交通要道之所在。东二环与中山路在此交叉，白佛客运站在此修建，这里终日人潮喧嚷。

期盼永葆“银”光

历史上白佛村为正定城南屈指可数的富村，历来有“金谈固，银白佛”之说，这主要是因为村里地多，且土地肥沃。马桂增说，最多的时候，村里有七千亩地。解放后土改分地时，平均一人一亩八分。再加上村民历来辛勤耕作，节俭朴素，家家都小有积蓄，所以落得了“银白佛”的称号。

改革开放以后，村里个体工商业发达，上世纪80年代，主要街道两边便遍布烟酒肉食摊点。如今，这里仍然是这样，且更繁华。记者粗略数了一下，仅兴宁寺街东西两侧，就有各类小店近150家，还不算路边的摊点。即使最偏僻的白佛东街，靠近高速公路少有人流，街两边也有许多电气焊、修理、订做厨柜一类的铺子。

在兴宁寺街摆摊卖“成都小吃”的老板娘，说起这个村啧啧赞叹，她十分羡慕村民们当房东的美好生活。马桂增告诉记者，村里家家都是二层小楼，把多余的房间出租，平均每户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上。2300户村民，年收入就是2300万元。10000元钱对于市民来说并不多，但对于村民来说，日常吃喝花销足够用了。房前屋后种点儿菜，水费物业费不用交，村里年轻人该上班的上班，挣的钱就能积攒下来。而房子位于主要街道两边的人家，日子就更好过，商铺出租价比住房高得多，村里最热闹街口两侧的个别人家，租房年收入能达到10万元。

或许，“租房经济”并不是最先进的经济方式，但当下，这是村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未来，如果集体的力量能更加强大，或者村里能找到更好的发展方式，村民对“租房经济”的依赖就会减弱。回望历史，遥望未来，村民期盼白佛村能永远拥有“银”的称号与“银”的光华。

行走在中间

18日早上7点半，小雨，记者撑着伞沿兴宁寺街进村，人潮迎面而来，一张张年轻的面孔，穿着简约时尚的男男女女，匆忙往外走。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租房大村——年轻人初来城市闯荡的落脚点。据说，这里的村民不足万人，租房的外来户却不下一万五千人，最多时可能达到了三万。周围许多村子拆了，人潮涌向这里，抬高了这儿的房价。不过，即使一间小屋从原来的250块涨到300块，也仍然比找同伴伙租楼房方便。

村子好大，从兴宁寺街南口走到西北方向村委会，足足用了一刻钟还多。早上7点半，村委会就有人上班，同一时间，外来的年轻人匆忙赶点儿出村。清晨这一刻，村庄睡醒了，它充满活力地开始了新的一天。

街道不宽，店铺不大，但每个能做生意的角落都见缝插针，造就了这份属于城中村的热闹。不似市中心已然全部高楼“村”感难觅的村落，也不似偏远郊外仍是平房还没变样的村庄，此刻的它行走在时间长河的中段。或许，今天它的面貌，未来早晚会变化，但这一刻它的样子，已然如此深地印在我脑海，完整而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