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指重九登高的习俗。这一活动具有陶冶情操、锻炼体魄的特点，故属节令性的一种民俗体育活动。古人登高，一般在每年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之日进行，但也不限于九月九日，也有农历正月初七和十五日登高的风俗。

登高活动由来已久。《楚辞·九怀》中有记载暮秋登高的篇章：“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谬兮收潦而水清”。

汉承楚俗，由此逐渐衍成重阳登高的习俗。据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载，早在汉高祖刘邦时，就有重阳登高的做法：“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为何把重阳登山称为登高呢？据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记载，汉朝以长安为京城，在长安的附近有一个小高台，每到重阳节，人们便会纷纷登上小高台，欣赏秋天的美景，因为所登的山为小高台，故有“登高”之说。

重阳节登高，人们还会“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其中缘由，南朝梁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有过这样的记述：东汉时期汝南（今河南与安徽交界处）人士桓景，随道士费长房游学数年。“九月九日如家当有灾厄，急宜去令家人各做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家，见鸡狗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饮菊酒妇人带茱萸囊是也。”后来，唐代的《初学记》和宋代的《太平御览》等多种重要类书都转述了吴均《续齐谐记》里的这个故事，使得重阳登高、饮菊花酒、女子在手臂上系茱萸囊逐渐成为民间习俗。

登高为何与避灾联系起来了呢？一说《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古代认为“九为老阳，阳极必变”，九月九日，月、日均为老阳之数，不吉利。加之古代对山神的崇拜，以为山神能使人免除灾害，所以人们在“阳极必变”的重阳日子里，要登山拜神以求吉祥。再者，古人认为重九之时，天气下降而地气上升，天地二气相交，不正之气弥漫。为避免接触不正之气，须登高山以避重九之厄。

不过，也有说农历九月九日具有“宜于长久”的吉利之意。汉末曹丕在《九月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即登高会）。”

汉代，重阳登高已形成一种民间习俗[1]。《荆楚岁时记》说：“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并引杜公瞻说：“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刘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西汉初年，这一风俗曾在宫中流行。据汉高祖刘邦的宠妃戚夫人的侍女贾佩兰回忆，每临九月九日的汉宫中，都要“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舒时，并揪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西京杂记》卷三）。

两晋南北朝时期，九九重阳节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正如《旧唐书》所记述的：“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共乐，咸合当时。”（《旧唐书·德宗本纪下》）就是说，重阳节自晋以来最为时人重视，节日活动很隆重。魏晋时期登高的日期已定在九月九日。因此，魏晋以后，上自皇帝百官，下至庶民百姓，每至重九，均登高野宴。当时，采菊也是重九登高的重要活动之一，晋人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即寓意如此。陶渊明常对菊自语：“菊花知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同来。”

东晋诗人谢灵运为了登高的方便，还自制了一种前后装有铁齿的木屐，人称“谢公屐”。

其实，“谢公屐”是一种活齿木屐，上山时去掉前齿，下山时去掉后齿，以便蹬坡和在泥泞中行走。据传说当时的人们争相效仿，并名之曰“谢公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曰：“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谢公屐”对后世的影响，可见一斑。

登高这一节俗，体现了人们希望驱邪避灾、祈求健康长寿、生活幸福的美好愿望。南北朝时，登高避灾变成了郊外休闲。人们对于重阳节驱灾避邪的节日意义已逐渐淡漠，而在节日中追求快乐愉悦的娱乐习俗则逐步成为主流。

隋朝，帝王常于正月十五日登高。《隋书·元胄传》记载：文帝“尝正月十五日，上与近臣登高。”有次登高时，文帝发觉元胄没有跟随，派人驰马召来。见到元胄，文帝说：“公与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登高后，赐宴欢饮。

古代相传下来的九月九日重阳登高的习俗，至唐五代时期愈益盛行。唐代，朝廷正式批准民间以重阳为节令，使得重阳登高愈加普及。据史书载，唐中宗曾于重阳节率群臣登高饮酒，并赋诗。唐代名医孙思邈则明确把重阳登高看成一项有益身心的活动，他在《千金要方·月令》中说：“重阳之日，必以肴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归。”一些著名诗人都以诗篇记载了重阳节的活动，如李白《九日登巴陵望洞庭水军》诗中说；“九日天气晴，登高无秋云”；杜甫《九日》诗中也写道：“去年登高县北，今日重在涪江滨”；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更是流传千古，他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全唐诗》卷一二八）的诗篇，表达了诗人重阳登高，写诗寄托怀念故乡兄弟之情，感慨节日中骨肉不能团聚。

在宋代，登高之风依然风行[2]。《东京梦华录》载：“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宋嘉泰《会稽志》记载：“重阳登高，蒸米作五色糕，佩萸泛菊。”在南宋，据《武林旧事》载，宫廷于八日作重阳排当，以待翌日隆重游乐一番。宋代的登高还常与赏菊结合起来，成为一时盛举。届期，无论皇室贵戚还是文人士子、小民百姓，都要赏玩菊花。文人士子们还举办社交宴乐性的菊花会，赏菊吟诗。不过，其中规模最大，气象最盛的当数宫廷赏菊：“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瑞殿分列万菊，灿然眩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

明代，皇帝亲自到万寿山登高。民间的重阳登高活动，我们可以从明人申时行的《吴山行》一诗中略窥一斑：“九月九日风色嘉，吴山胜事俗相夸。阖闾城中十万户，争门出郭纷如麻。拍手齐歌太平曲，满头争插茱萸花。”之所以称“满头争插茱萸花”，是因为从唐代开始，已把臂佩茱萸之习改为头插茱萸。另外，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说：“重九日，人家糜栗粉和糯米伴蜜蒸糕，铺以肉缕，标以彩旗，问遗亲戚。其登高饮燕者，必簪菊泛萸，犹古人之遗俗也。”

清代的重阳登高活动一点也不比前朝逊色。皇宫御花园内设有供皇帝重阳登高的假山。在民间，以北京为例，早期以登阜城门外五塔寺和左安门内法藏寺为盛，晚清以登陶然亭、蓟门烟树（德外土城）、八大处等为多。据《燕京岁时记》载：凡登高，必“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据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说，北京人在重阳节时，皆“提壶携磕，出郭登高。南则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城等处，远则西山八刹等处”。清代顾禄《清嘉录》说杭州人到吴山登高，山上有“牵羊赌彩为摊钱之戏”，还有“鼓乐酬神，宣阗日夕”，或“借登高之名，遨游虎阜，箫鼓画船，更深乃返”。清代申时行《吴山行》诗云：“九月九日风色嘉，吴山胜事俗相夸。阖闾城中十万户，争门出郭纷如麻。拍手齐歌太平曲，满头争插茱萸花。……此日遨游真放浪，此时身世总繁华。”《象山县志》记载，“重阳，士人登高、燕赏，以茱萸泛酒。各家制牡丹糕、方粽，亲戚转相餽遗”。《金华府志》说：“（九月）九日佩萸、泛酒，蒸米作五色糕。士人或具酒榼游山登高会。”[2]

登高，是重阳节最具标志性的风俗活动。古人热衷于在秋高气爽的季节登高，最初是为了驱邪避灾，后来逐渐变成休闲娱乐、保健强身、寄托情思的文体活动。

[1]崔乐泉.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源流.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135.

[2]冯国超.中国传统体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