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了通信机构“疏附衙”，通信人员称“疏附”。在占领区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在每军的典官中也设立疏附一人，负责文报的传递工作。在占领区，通过水路和陆路，派专人用船或马传递文报，若需要通过敌占区，则派人密藏文书，进行联络。
疏附衙便取自
诗经。诗经
大雅绵：“予曰有疏附”。傅：“率下亲上曰疏附”。疏：“疏附，使疏者亲也”。这本是诗人托古人来表达自己的理想，而太平天国却取为主管送递国家公文的官名，来作为表示沟通上下内外，团结一致的标志。
疏附衙即太平天国的
驿站，水陆都设，以为递送文报之用。自天京沿江而上，以至安徽、江西、湖北、凡太平天国统治的地区，每隔三、五十里设一疏附衙，由主管一人率助手二、三十名管理。凡递送文报都有执照，文报后黏有排单，到处登填时刻。陆路骑马，水路则用八桨快船。
寻常文报日行百多里。若紧急军情，文报上加印圆戳，中刻有翅飞马，周围刻云，名为云马文书，其圆戳都系镇守各地主将始有，是不轻用的。凡云马文书一到，即须转递，每一时辰（即今天的两小时）必须驰五十里，虽夜半都得入城。陈庆甲纪事诗有句道：“封头紧急加圆马，忙煞当差疏附衙”，即咏此事。后来紧急文报又有加火牌限刻飞递的制度。
在太平天国前期，虎踞武、汉、九江时，驿站以水路为主。船行上下水日行里数定有限程：每船下水顺风定以每日行二百四十里，上水顺风日行百多里，上下水无风各若干里，逆风不行。令各船逐日沿途登薄，每日何风，船泊何处，行程若干，到天京时先在正疏附衙查对逐日风簿，不对不收。正疏附衙在汉西门内添设一馆，竖立定风旗，派人逐日觇风登簿，专司稽查收文。至天京内各领导人物府第并丞相、检点、指挥衙内，都立风旗，也有人专司觇风记簿。
如两地都为辖境 ，中途有敌兵间隔，或远征军深入敌境，疏附衙不能通往来，遇有机密事，即用白色紬绫，上书蝇头小字，中盖官印，缝成小卷，塞入雨伞竹柄中，命送文书的薙发，扮作乡民客商之类，潜行敌境，前往投递。在此种情况下，机密文书常常敌人截获。1853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十六日，北伐大将林凤祥、李开芳等在河南朱仙镇回覆北王韦昌辉军情禀报说：“临怀（淮）至此，着人带文回朝数次，未知至否？如此山遥水远，音信难通，兹今在朱仙镇酌议起程，过去黄河成功，方可回禀各王殿下金安，无烦远虑也”。这一封禀报，由送文者经过了敌境重重的关隘，已经回至扬州城西的司徙庙，离天京不远了，就被敌人巡逻兵截获。
李秀成自述原稿记扶王陈德才大军远征陕西事也说：“调陈得才来到苏省当面订分，令其上去招足人马，廿四筃月回来解救京城议定。今许久尚未回来，虽言（然）疏疏有信回报，来往甚难通信，故而今日之误事也”。太平天国因通过敌境因难，遇到有外国领事馆人员前来接洽的时候，便托他们代递文书，可是，外国侵略者是不愿太平天国各地得到互通消息的，文书就被没收在他们的手中。1861年（辛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忠王李秀成率大军进攻武昌，援救安庆，进军到湖北兴郭州一带，他不知北岸英王陈玉成大军及安庆确实情况，适汉口英国领事金执尔（Gingeell）来军前，因写了一封文书给镇守黄州的杰天义赖文光告知进军情况并询问北岸军情，托金执尔西返经黄州之便代送赖文光。这一个侵略分子，就把这一封关系重大的文书中途扣留起来，后来就把它送到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去！同年的春天，英国参赞巴夏礼上黄州会见英王陈玉成，据他报告说作为统帅的陈玉成对各路太平军战事消息知道得很有限。这就是因为通过敌境文报困难所致。
在太平天国后期，当
武昌、
九江、
安庆次第陷落，长江为敌人控制之后，太平天国的驿站就只有陆路。
曾国藩指出：这时期太平天国的“文报最迟”。其原因当是由于督察不力，而与当时整个行政的废驰有关。例如1860年（庚申十年）六月十九日从天京用云马飞递到苏福省交给忠王李秀成诏旨一道，现在还保存有递文路程单，其登填沿途到站时刻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