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娼（Prostitutes），指的是出卖肉体的男人，记载于《清异录》等。

男人作娼，出卖自己的肉体，成为女人的玩弄物，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就有，只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漫长，夫权意识积淀深厚，对男娼现象史翰不彰，其辞闪烁，稗海难寻。主流社会一直鄙视男娼，认为男人卖淫远比妓女倚门卖笑出卖色相肉体更加令人厌恶，因为男娼是男人的至上尊严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

史籍上记载把这种男娼称为男宠、男色、顽童、娈童等。《说苑》中记载：“弥子瑕有宠于卫灵公，尝有母疾，窃驾君车以出，灵公闻而贤之。异日，于灵公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以其余献灵公，灵公曰，'爱我忘其口焱寡人。'”这就是“分桃”，至于“断袖”，都是很熟悉的桥段了，这儿就不说了。自此，这样的同性恋行为绵延不绝于书。明清时，在福建、广东、北平等地，同性恋的蔚然成风，女有“闺中腻友”，男有“契哥契弟”。清代还有条法令规定，“优伶的子孙，以至于受逼为奸的男子，不许应科举考试。”这条规定间接说明，当时同性恋的风气的盛行。

福建人的同性恋亲密关系，应该是全世界的同性恋的楷模，他们在肉体上相通，在精神上追求忠贞不渝，在经济上甚至连契弟“后日生计及娶妻诸费”都要承担起来。沈德符分析：福建近海，明代海盗出入如麻，船上忌讳有妇人同船，所以同性恋由此产生。

福建人互称契哥契弟，京师称之为“小唱”。

宋徽宗赵佶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玩儿女人乐此不疲，玩儿男人也纵欲无度，他的宰相李邦彦和副相不好好辅助君主，专门迎合他的淫欲，“虽为相，然事徽宗考极亵”。徽宗饮酒，副相短衫窄裤，说着淫词浪语，李邦彦更是戴着各种面具和穿着各种衣衫，扮出各种姿态，取悦徽宗。

明武宗也好男色，有次通过马昂见到了长得英俊威武、肌肉发达、身材健美的一介武夫江彬，十分喜爱，何况江彬口才不错，武宗更是痴迷，当夜就留宿。

帝王如此淫乱，但老百姓的同性爱倒是爱得可歌可泣，在《耳谈》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平常百姓家里的男儿喜欢当兵的，又没有地方做爱。当兵的有天晚上在仓库值班，出入的人必须登记。那个男儿冒名顶替来到仓库见当兵的，两人就在仓库里做爱，大战三个会合，百姓男儿还意犹未荆刚好遇见有个美男出来赏月，百姓男儿就去调戏美男，美男大怒，叱骂，百姓男儿仗着有当兵的撑腰，就把美男打死了。当兵的说，“君为我至，义不可忘，我当代劳。”死囚两年，两年间，百姓男儿竟然给当兵的送饭这样的事情都坚持不下去，士兵于是看透男儿的薄情，就揭发;男儿入狱。在男儿行刑前，当兵的又说，“渠虽负义，非我初心，我终不令渠独死!”于是，“亦触木死尸旁”。

一个士兵竟然为了他的打死了人的男情人，去承担责任，为他偿命，这不是为了一腔情爱何止与此?只是那个百姓男儿是一市井无赖，自己惹祸不敢当，难怪士兵怨愤;但在男儿死后，也不愿他独死，就触木以死相随。

陶谷《清异录》说：“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及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货，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

宋朱《萍州可谈》说：“至今京师与郡邑间，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旧未尝正名禁止。致和（徽宗年号）间始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

周密《癸辛杂识》说：“……吴俗此风（指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家有不男之讼，呼使验之，败坏风俗，莫此为甚。然未见有举旧条以禁止之者。”如上所引。则北宋南宋京师及郡邑，男色号称鼎盛。元代此风似稍衰，至明复盛，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几无一不狎男娼。

《耳谈》说：“南京有王祭酒，尝私一监生，其人梦出胯下以语人，人为谑语曰：‘某人一梦最跷蹊，梦钻臀事可疑，想是监中王学士，夜来探访贵相知。’”

《耳谈》又说：“陕西车御史梁按部某州，见拽轿小童爱之，至州令易门子。吏目无以应，车曰：‘途中拽轿小童亦可。’吏曰：‘小童乃递运所夫。’驿丞喻其意，进言曰：‘小童曾供役上官。’竟以易之。强景明戏作《拽轿行》云：‘拽轿拽轿，彼狡童兮大人要。’末云：‘可惜吏目却不晓，好个驿丞到知道。’”

《暖姝由笔》说：“明正德初，内臣最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皆选年少俊秀小内臣为之。”是“天子”好男色例证。《渔矶漫钞》说：“海盐有优童金凤，少以色幸于分宣严东楼，昼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寝。金既色衰，食贫里居。比东楼败，王凤洲<鸣凤记>行。金复涂粉墨，身扮东楼。以其熟习，举动酷肖，复名噪一时。向日恩情，置勿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