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1915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于上海。1921年组成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构成荣家资本集团。到1931年全盛时期，在国内共有9个纺织厂，总计纱锭46万枚，布机4757台，职工逾3万人。1932年，实际自有资本共达1800万元，资产总值6400余万元。

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荣宗敬（1873～1938）、荣德生（1875～1952）兄弟，江苏无锡人，出身于钱庄学徒。1896年起在上海自营广生钱庄，1900年开始投资于近代工业，在无锡与人合伙创办保兴面粉厂,1903年合伙人退出,更名为茂新面粉公司。1905年，又转而投资棉纺业，在无锡集股开设振新纱厂。辛亥革命后向上海发展,先创建福新面粉公司,继又退出振新纱厂,于1915年创办申新纺织无限公司,1921年合组成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荣宗敬为总经理。

荣氏兄弟在申新各厂的投资约占申 新资本总额的80%。1936年，拥有纱锭57万枚，布机5304台，约占全国（除东北三省外）民族资本棉纺厂纱锭和布机总数的1/5以上。抗日战争期间，除汉口分厂内迁重庆、宝鸡外，余均被日军侵占。抗战胜利后，申新原有各厂规模均未恢复至战前水平，但包括各系统新建纱厂在内，纱锭总数仍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业总数的1/5。1950年5月，上海申新各厂合组成立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荣毅仁任总经理。1951～1955年，各地申新纱厂全部实现公私合营。1966年国营。

建厂初，申新一厂仅有1.3万枚纺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颇有盈利，于民国6～7年添置织机1100台，民国8年又扩充纺锭2.6万枚。民国6年，购进上海恒昌源纱厂，两年后，扩建为申新二厂。民国9～10年，又分别在无锡建立申新三厂，在汉口建立申新四厂。并联合同业，在上海开办华商纱布交易所，申新人钟牌棉纱定作标准纱。荣氏创业，铢积寸累，化利为本。与股东相约，三年不分红，股利亦存厂生息。至民国11年，申新纺织公司资本已达300万银元，其中230万银元都是历年红利转入。民国14年，申新纺织公司又购进德大纱厂，成立申新五厂，并租办常州纱厂改名为申新六厂。民国18年，购进上海东方纱厂成立申新七厂。同年，为生产细支棉纱，兴建4万新锭的申新八厂。民国20年，购进前身为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三新纱厂，成立申新九厂。后又购进上海厚生纱厂，补足因常州纱厂租期届满而空缺的申新六厂。16年内从1家厂扩大到9家厂。荣氏经营企业，重视人才，礼聘专家朱仙舫，汪孚礼，黄炳奎等人。并在无锡自行开办职员养成所，造就纺织专门人才。荣氏鉴于原棉占生产成本80%以上，能否驾驭棉花是纱厂成败之关键，因而在江苏、河南、陕西、湖北、山东等产棉区广设收花处，掌握农情、选购原棉。为扩大销售，申新除在上海、无锡、汉口设立营业部外，还在常熟、常州、芜湖、安庆、九江、南昌、重庆、徐州、青岛、郑州、长沙、广州、香港等商埠普设批发处或经销处。

据民国21年统计，申新纺织公司共有纺锭53万枚，织机5357台，分别占全国民族资本（东北除外）纺锭、布机总数的19.9%和28.1%。荣氏扩展企业，借助金融，负债经营。申新公司是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的大股东。荣宗敬还在许多钱庄搭股，他说：“搭上1万股子，就可以用他们10万、20万的资金”。民国21年，申新借入资金为自有资本的242.7%（10年前为177.7%）。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商品倾销东北，华商纱厂产品销路锐减，民国22年4月，申新上海各厂存纱达7万件。当时，每生产1件纱需218.33银元，而市场只售204银元，“花贵纱贱”，产品大量积压。民国23年6月底，申新资产共值6898。6万银元，而负债达6375.9万银元。因债主催逼，而中国、上海两银行又中止贷款，7月4日，造成申新历史上的搁浅。国民政府实业部企图以“整理”为名，将申新“收归国有”，荣宗敬总经理拼死斗争，由于国民党内部四大家族与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之间的矛盾，加上国民党元老、无锡同乡吴稚晖的活动，才免遭灭顶。民国24年初，英商汇丰银行暗中与日商勾结，不顾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和法院的干预，悍然拍卖申新七厂。荣氏上下呼吁，职工誓死反对，舆论纷起声援，汇丰慑于民气，不得不取消拍卖，续订借约。

民国25年，国棉丰收，纱布畅销，纺织业骤然起色，申新转亏为盈，又计划添锭振兴。然而不久，继七七事变后，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处在战区内的杨树浦申新五、六、七厂首当其冲。周家桥申新一、八厂也遭日机轰炸，申新八厂几乎全毁。敌伪又阴谋利用当时享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之誉的荣宗敬。民国27年1月4日，荣氏远避香港，不久因心力交瘁，旧病新疾并发，于2月10日去世。

民国27年起，日军用“委托经营”方式对上海沦陷区内申新各厂实行“军管理”，申新一、五、六、七、八厂分别落入日商丰田、裕丰、上海纺织和钟渊公大之手。唯有申新二、九厂在公共租界内，不仅得以继续营业，且因本市、内地、南洋对纱布需求殷切，进口外棉原料充沛，日夜开工，经济暴发。申九利用“孤岛繁荣”大举添机扩充，纺锭增至13.8万枚，成为远东之最；“双马”棉纱量大、质优，成为市场标准纱，称雄国内，远销南洋。民国27～30年，申九帐面盈利按时价折合黄金11.9万两；申二盈利4.16万两。两厂不仅了结旧欠，并偿清了申新银团的全部债务。孤岛时期，申二、申九曾分别改用“美商”、“英商”名义，托庇保护。太平洋战起，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两厂亦被“军管理”。此后，经上海申新各厂疏通后发还，但原棉、电力均受统制配给，只能勉强维持生产。

民国35年抗日战争胜利初，国民政府实行低外汇政策，鼓励棉纺业大量购用剩余美棉。花纱比价差额很大，每件纱最高可换12担棉花，纱厂都获大利，称为“黄金时代”，至年底，上海申新各厂帐面盈利达152.05亿元（法币）。同年4月，荣德生被绑架，被敲榨美金达50万元以上。

获利后的申新各厂积极扩锭和向外扩展。申六兼并芜湖裕中纱厂和上海国光印染厂，成为申新系统第一家纺织印染全能厂。荣鸿元创办了鸿丰纱厂。申九在镇江买田，拟筹建分厂。申新二、三、五厂以红利在上海筹建天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新二、五厂还在衡阳购地建厂，申新三厂与茂新合股创办合丰染织公司，申新四厂也在汉口标购军政部纺织厂。至民国36年，申新系统的纺锭增至64万枚，比抗战前夕的57万枚增加12.25%。同时还着意于智力投资，将申九创办的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扩大为由申新各厂合办的中国纺织染工程学院，兴建教育大楼，加强师资力量，继续免收学生学杂费，供给膳宿书籍。并在无锡创办了江南大学。

民国37年1月，国民政府成立全国花纱布管理委员会，实施对花、纱、布的全面管制，不许棉商、厂商自由采购国棉、自由调节国棉存量，纱厂存棉日趋枯竭。申新总经理荣鸿元通过舆论喉舌，强烈抨击当局“倒行逆施”，“剥夺民营事业的生产竞争权，营业自主权”。4月，他在南京国民大会上提出两项提案：一、政府放弃花纱布管制政策，迅速撤消全国花纱布管理委员会机构，扶植棉纺业自由发展。二、政府从速开放工贷，挽救工业生产危机，以利生产建设。是年，申新因受种种管制，被迫大幅度减产，又因纱布议价、限价收购，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仅“八一九”限价损失折合棉纱3270吨。同年9月，荣鸿元以“私套外汇嫌疑”被法院特刑庭拘押77天，被勒索财物约合50万美元。恢复自由后，即飞往香港。

与此同时，申新资产陆续外移香港开办大元、南洋和伟伦纱厂，以及投资美国、巴西、菲律宾、泰国；运销粤港的纱布和大量抛售的栈单，其货款不再返回沪厂，造成沪厂流动资金匮乏，各厂几乎均无法开工，至解放前夕，已濒临瘫痪。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通过贷款、配棉、代纺、代织，帮助申新各厂克服困难，维持生产。广大职工团结资方，增产节约，同舟共济。去港的荣尔仁一度回沪，于1950年3月29日约集上海申新一、二、五、六、七、九厂代表会商重新组合。4月1日签订合同，成立上海申新纺织厂管理委员会，推选荣德生为主席，荣尔仁为副主席。下设总管理处，推聘荣毅仁为总经理，原申九协理吴中一为副总经理。各厂经济独立，行政由总管理处统一。5月8日正式挂牌宣告成立。其时，共有纺锭40万枚，织机2931台，印花机组2套。申七、合丰和芜湖裕中纱厂因负债过多，出让给中国花纱布公司。其余各厂通过签订和实现劳资生产合同，管理不断改进，生产逐步走上轨道，7月做到保本，8月计提部分折旧，9月起便有盈余。

1951年6月，《上海市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调整资本方法》公布后，上海申新一、二、五、六、九厂进行重估财产，股东重新登记。1954年10月7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设立上海申新棉纺织印染厂股份有限公司，1955年6月19日成立董事会，推选荣毅仁为董事长。董事会下仍设总管理处。无锡申新三厂、汉口申新四厂已先期于1954年实行了公私合营。

1955年9月28日，申新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公私合营。经过清产估价，上海申新一厂（纬昌并入）、二厂、五厂、六厂（三明并入）、九厂及相关的中华第一棉纺针织厂、鸿丰纱厂资本总额为6400万元，占上海全行业合营厂总资本额的47。32%。合营后的申新总管理处仍由荣毅仁担任总经理，吴中一任副总经理并兼任申新九厂厂长。合营前后，上海申新、永安两系统出资出人与安徽省合作在合肥市创办公私合营安徽第一棉纺织厂。公私合营后，1957年2月，上海棉纺织工业公司成立，实行行业统一管理。中华第一棉纺针织厂划归上海市针织工业公司，申新五、六厂在1958年10月与荣丰纺织印染厂合并组成杨浦棉纺织印染厂。申新二厂于1960年划归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后改为上海无线电二厂。1966年10月，上海申新纺织总管理处撤销。同年，申新一厂、申新九厂、杨浦和鸿丰纱厂分别改为上海第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一棉纺织厂和第二十七棉纺厂；无锡申新三厂改为无锡第一棉纺织厂，汉口申新四厂改为武汉第三棉纺织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香港伟伦纱厂、南洋纱厂先后将全部设备转入内地，投资于上海建设。

1986年6月18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接见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说：“荣氏家族，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中是有功劳的。在旧中国从事民族工业是很困难的。几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里有荣氏家族的成绩。荣氏家族对于发展我国民族工业的贡献，历史将会大书特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