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之变，指的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明朝都城北京，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灭亡，随后清军入关的历史事件。“甲申”就是中国明末甲申的这一年即1644年，是崇祯十七年，又是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

明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现出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压榨下，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陕西地区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心地。陕西长期以来是全国社会矛盾的焦点，这儿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县农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进行斗争，他高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王二首义点燃了农民战争的星星之火，各地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领导饥民起义，张献忠也在延安米脂起义，李自成后来投入高迎祥军中。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王嘉胤义军，他们曾经一度占领府谷，称王设官，建立了临时性政权。但是，农民起义军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而且成份复杂，缺乏推翻明朝政权的明确目标。

明熹宗去世以后由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年号崇祯。他登基后接手的是民穷财匮、内忧外患交织的烂摊子。面对时艰，他回天乏术，多疑、悭吝、刚愎自用的性格导致他缺乏把事情办到底的决心与能力。

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于魏忠贤大案的处理。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与客氏相互勾结，祸国殃民。朱由检上台后，也曾猛砍三斧头，翦除了魏忠贤、客氏，撤掉各处镇守宦官，并在崇祯三年革去宦官提督。但不久又重新起用宦官，对宦官委以军事大权，让他们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以及担任镇守和守备。所谓京营是从全国各地更换调来，用以保卫京城的军队。而且，如果外省或边疆有重大战事，必要时京营还得抽调部分精锐前去增援。因此，它不仅人数众多，通常保持着30多万人马，而且装备精良。崇祯帝当政期间，京营自监督、总理捕务、提督禁门、巡视点军大员，皆以御马监、司礼监、文书房的太监担任。这些太监正如万历时刑部主事董基形容的那样，“安居美食，筋力柔靡”“设遇健卒劲骑，立见披靡”。大顺军炮声一响，这些人立刻作鸟兽散。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典型事例是，崇祯二年，朱由检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听信被清人故意放回的杨太监的话，认定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于次年八月，将袁崇焕处以最残酷的磔刑（凌迟），从此再无抵御后金的优秀统帅。

崇祯帝对待农民军剿、抚经常是举棋不定。就抚而论，从未抓住机遇把和谈进行到底，从而达到瓦解农民军的目的。早在崇祯二年春天，明朝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就提出对起义农民以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崇祯帝对此事认可，甚至说过“寇亦我赤子，宜抚之”。崇祯四年正月，朱由检派御史吴牲往陕西放账，但拨给他的帑银却只有区区十万两，面对哀鸿遍地的广大饥民，无异于杯水车薪，“所救不及十一”。很快，已经投降的起义农民为了生存又再度起义，抢大户的粮食借以活命，造反烈火渐成燎原之势。此后十几年间，明廷与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曾多次和议，均以失败告终，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崇祯帝的决断不当有关。

李自成身经百战，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缺乏战略眼光，犯下一系列错误，导致进京后不久即迅速溃败。

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即在西安登基当上皇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百官礼乐悉遵唐制”。李自成在建立政权后提出“三年免征”的口号，这对民众当然有很大的号召力。在进军河南后，李自成更让士卒到处散布“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口号，这种极端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只能进一步导致大顺军用拷掠追饷来筹集军费，以致在进军北京途中，特别是进入北京后，大肆对明朝的政要、权贵、富商、绅士等严刑拷打，勒索钱财，造成社会混乱，人心动荡。

李自成进京，究竟带了多少人马，史学家说法不一，明清史专家顾诚估计是10万人，这是有史料可查的。这充分反映出李自成的轻敌思想，尤其是对关外的清廷认识太少。清廷曾派人递国书给大顺军领导人，建议联合推翻明朝，“共享富贵”，李自成不予理睬。山海关之战，他至多带了6万人马，而吴三桂的兵力是5万人，加上乡勇3万人，以及10万以上的清兵，在总兵力上超过李自成军三四倍，而且大顺军与强大的清军是头一次遭遇，猝不及防，终于一战而溃，从此走上败亡之路。

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曾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宫与崇祯帝谈判。李自成提出的条件据清初史学家戴笠、吴芟记载：“李（自成）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入觐。”联系到李自成曾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以及把在京中拷饷追赃得来的大量金银不停地运往西安，可以看出李自成目光短浅，他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在明宫里过把皇帝瘾。

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身死，当天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区包括了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的带领下撤入关内，并且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投降了大顺政权；清廷乘机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收取了关外地区，这样就形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政权隔关相峙的局面。

大顺军占领北京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在军事部署上，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也缺乏战略眼光。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以推翻明王朝为目标时，就应当对下一步迎战清军做到胸有成竹。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而后来的招降吴三桂不成和山海关战役，标志着大顺军在北京统治的失败。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直接影响全国局势发展的一场关键性战役，对于推翻明朝后究竟是由大顺朝廷还是清朝廷统治全国关系重大。战役的结果是清胜顺败，根本原因在于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目光短浅，政策和战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山海关战役的意义标志着：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二、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三、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叠起的重大事件，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又搅合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拿纪年来说，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清朝是顺治元年，大顺政权是永昌元年。三种纪年代表着三个互相敌对的政权，从此开始了逐鹿中原的斗争。

以崇祯帝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并不意味着明朝统治的全面结束。当时，明朝残余势力盘据的地方还很大。除了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正处于进军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他们自居正统，继续奉行崇祯年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明的历史是从北廷的覆灭开始的，至于立君继统则是拥明势力内部的事。换句话说，历来的史籍把弘光朝廷的建立作为南明史的开端并不完全准确。

许多人轻信了封建史籍对大顺军的污蔑之词，断言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终归失败。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士记载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就以时间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顺军进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吴三桂率部叛变回军攻占山海关，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离京平叛，其间最大时限为二十三天。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荣，若干年之后壮志消磨，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却没有听说过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丧失战斗力的。再说，大顺军失败撤离北京后，清军入京立即将北京中、东、西三城居民全部逐出，下令剃头，不得民心，没有失败。可见，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们的强烈不满，因而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把汉族各阶层人士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军事上部署的失误又导致满洲贵族得以勾结汉族官绅，构成对大顺军压倒的优势。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因骄致败，是指他们目光浅，骄傲轻敌；而决不能解释为他们骄奢淫逸。明清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