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寅杂志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论刊物。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由胡汉民发起创刊。因这一年夏历为甲寅年,故名。月刊。章士钊任主编,陈独秀曾一度参加编辑部工作。主要撰稿人有高一涵、周鲠生、杨端六等人。 该刊“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学旨”，讥评时政。设时评、评论、通讯、文艺等栏目。1915年自第六期始转到上海出版，同年10月停刊。1917年1月在北京复刊后，改为日刊，同年2月改为周刊，不久再次停刊。早期发表的政论文章反对袁世凯帝制，拥护共和政体,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1925年7月,章士钊出任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该刊再度复刊。复刊后失掉了进步性,变为半官方刊物,所发文章反对新文化新思想,宣传封建主义正统思想,维护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 曾刊登过军阀政府颁发的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公文。1927年2月停刊。共出四十五期。

《甲寅月刊》俗称《甲寅杂志》，于1914年5月10日由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刊，到1915年10月10日停刊，共发行10号。其办刊宗旨，“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该刊开辟有“论说”、“时评”、“评论之评论”、“通信”、“论坛”、“文苑”（包括“文录”、“诗录”）、“丛谈”、“小说”等栏目。章士钊先后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政本》、《读严几道<民约平议>》、《国家与责任》、《政力向背论》、《调和立国论》、《学理上之联邦论》、《复辟平议》、《政治与社会》、《共和平议》、《国家与我》、《帝政驳议》、《评梁任公之国体论》等政论文章，鼓吹为政有容，政治调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和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宣传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后来他将这些文章，连同此前发表在《独立周报》上的部分文章和此后发表在《甲寅日刊》上的部分文章，合编为《甲寅杂志存稿》，于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5年底护国战争爆发，海外革命党人纷纷回国参加讨袁斗争。次年5月，欧事研究会与进步党人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岑春煊主其事，章士钊任秘书长。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章一直是岑的代言人。6月，袁世凯暴病而亡，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临时约法》，重开国会。军务院亦随之撤销。1917年，章士钊应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随后，他将留英同学杨昌济推荐给蔡元培，将图书馆主任一职让给李大钊。同时，他将《甲寅》复刊，改为日刊，并约李大钊、高一涵担任主笔。在为该报撰写的《发端》中，章士钊没有去写《甲寅日刊》创办的缘起，却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尊今”和“重我”。所谓“尊今”，是指“今”或者说现在所处的环境既不可能逃离，又非理想之域，因此必须面对现实，运用调和之策，改造现实。所谓“重我”，即面对现实，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是章士钊为《甲寅日刊》确定的办报方针。在该报上章士钊共发表社论18篇，时评9篇，数量远在李大钊、高一涵之下。

《甲寅月刊》和《甲寅日刊》时期构成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前甲寅”时期。“前甲寅”时期是章士钊政论文的成熟期。1920年罗家伦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平心而论，《甲寅》在民国三四年的时候，实在是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杂志。政论的文章，到那个时期趋于最完备的境界。即以文体而论，则其论调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心，又无策士文学的浮泛气，而且文字的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 1922年，胡适进一步指出：“自1905年到1915年，这十年是政论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一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他的文章的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完足……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胡适还将这一文学流派称之谓“甲寅派”（实为前期“甲寅派”）。

前期“甲寅派”不仅是个文学流派，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流派。这一时期章士钊的调和思想也渐趋成熟。他不仅在《政本》、《政力向背论》和《调和立国论》等文章中系统阐述了 “相抵”、“有容”、“相让”的调和思想，其追随者李大钊、高一涵、李剑农等也先后发表《辟伪调和》、《调和之法则》、《调和賸言》、《调和私解》、《调和之本义》等文章，对章士钊的调和思想进行翼护和发展。

章士钊还无意中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播下了火种。对此，常乃惪有过详细讨论，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思想小史》中写道：“培植这个新文化运动的种子的人是谁？陈独秀吗？不是。胡适吗？不是。那么究竟是谁呢？我的答案是章士钊。”“民四民五，正是政治上极黑暗的时代，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已主张抛弃政治，专从社会改造入手，章士钊在《甲寅》上驳他的议论，仍主张应注意政治。后来的文化运动是跟着梁启超的主张走的，章士钊的主张似乎失败，但梁启超虽然主张从社会入手，他却并没有给后来的文化运动指出新路，章士钊虽然也并不知道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但他无意间却替后来的运动预备下几个基础。”具体来说就是“理想的鼓吹”、“逻辑式的文章”、“注意文学小说”、“正确的翻译”、“通信式的讨论”，其中除第二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未能充分注意外，其余都是由《甲寅》引申其序而到《新青年》出版以后才发挥光大的，“故我们认《甲寅》为新文化运动的鼻祖，并不算过甚之辞。”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1939年张君劢在为《逻辑指要》作的序中则将这一时期的章士钊比之于开创魏晋玄学之风的向秀：“《晋书·向秀传》曰：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方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吾以为行严先生之性格，清悟远识，又何殊向秀？其传播欧洲学说，能发明奇趣，使读者超然心悟，又何殊向秀？即其文格言之，岂不直追魏晋，而与时下文章之粗粝鄙俗者，何可同日语哉！”

护国军军务院撤销后，南北矛盾并没有消除。之后双方在国会内部展开激烈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后来又集中反映在府院之争上。1917年，围绕“一战”参战问题，双方矛盾表面化。段祺瑞召集以皖系军阀为骨干的十余省督军在北京举行“督军会议”，胁迫黎元洪同意将对德参战案提交国会讨论，同时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所谓“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要求通过参战案。黎元洪在美国驻华公使的指使下，下令将段祺瑞免职。段则驰赴天津，指使皖、奉、浙、鲁、陕、黑和直隶八省督军宣布脱离中央，并在天津设立各省总参谋部，准备武力倒黎。别有用心的张勋借口进京调停，乘机拥溥仪复辟。段祺瑞则借机在马厂誓师，发兵驱逐张勋，重新掌权。

段祺瑞上台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遂举起护法旗帜，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发起护法战争。但护法军政府内部矛盾重重。1918年5月，护法军政府进行改组，实行七总裁制，而以岑春煊为主。岑上台后，急电章士钊南下相助。1919年春，南北和谈在上海举行，章士钊作为南方议和代表，随唐绍仪赴沪出席会议。

这一时期，章士钊逐渐由主张政治调和转向主张新旧调和。1917年5月，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组织的神州学会发表的演讲中就指出：“从前欧洲思想之变迁，乃食文艺复兴之赐，现在思想，仍略含有复古的臭味。吾国将来革新事业，创造新知，与修明古学，二者关联极切，必当同时并举。”稍后，他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会改组会和北京大学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讲中继续就新旧调和问题系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演讲稿曾刊于《北京大学日刊》和《国立北京大学廿年纪念册》。其中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稿经增改后以《进化与调和》为名重刊于《甲寅周刊》。1919年9月27日，章士钊应邀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的演讲中，再次对其新旧调和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还将自己演讲的要旨概括为两句话：“一曰新旧调和，一曰社会自决。”章士钊的新旧调和主张引起了新思潮阵营的猛烈批评。为了回应这些批评，他在广州师范学校演讲时以《新思潮与调和》为题，对新思潮与新旧调和的关系做了系统讨论。新文化运动以反传统为主旨，而撬动这场运动的章士钊此时却主张新旧调和，这使其站到了运动的对立面。不过，章士钊真正走向“反动”——即回归文化保守主义，则是在1921年欧游之后。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段祺瑞重新执政。曾经反对过段祺瑞的章士钊，此时竟应邀北上，出任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不免让人大跌眼镜。与此同时，他第三次恢复了《甲寅》。不过此时的《甲寅》已不是月刊，也不是日刊，而是周刊。早在当年1月5日，章士钊就在上海《申报》上刊出《创办甲寅周刊招股广告》：“吾国政情群态，日趋繁邃，新思异见，相应以兴，宜觅相当之径途，使之表见。迩来京沪各地之舆论机关，日刊月刊，组织初备。惟介乎二者之间，时之迟速，篇之广狭，质之凝流，各各合度，而又政治学艺，众流齐汇，夹叙夹议，趣味浓深，中流以上，无不寓目，如英之《司配铁特》，美之《新共和》等周刊之品，尚未有闻。士钊……拟创办一规模较备，适于营业之周刊，颜曰《甲寅》。以昔年曾为是志，颇广流传，虽文士之结习未忘，冀读者是遗爱犹在。股额定十万元，每股五元，计二万股，不分零币。……招足半额，始行开办。”这个广告曾惹得陈独秀差点笑掉大牙。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更奇怪的是他（指章士钊）近来忽然登报发起集资十万元办《甲寅》周刊。行严君！以十万元办一周刊，在欧美大工业资本社会原不算什么，连工业后进的日本还不配，何况中国？”出乎意料的是，章士钊还真的把《甲寅周刊》办起来了。

在《甲寅周刊》上，章士钊先后以孤桐的笔名和本名发表了《代议非易案》、《创办国立编译馆呈文》、《创设国立女子大学呈文》、《答适之》、《文俚平议》、《评新文学运动》、《反动辨》、《创设教授院议》、《特定学区议》、《答稚晖先生》、《再答吴稚晖先生》、《三答稚晖先生》、《论南京倡投壶礼事》、《何故农村立国》、《论业治》等文章。

《新闻报》和《甲寅周刊》时期构成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后甲寅”时期。

这一时期章士钊虽然在政治上仍未放弃自由主义，但在文化上已经完全回归保守主义。纵观这一时期章士钊的思想，已经不再是主张政治调和或新旧调和，而是在精神上主张以农业立国；在制度上预言代议制度不适于中国，并试图改造之；在文化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白话文学；在教育上主张恢复读经和整顿学风。吴稚晖曾用普通大门上贴的春联，即“敦诗说礼，孝弟力田”八个字来概括其“全般政策”。新思潮阵营更将其视为新文化运动的拦路虎，称其为“老虎总长”，称《甲寅周刊》为“老虎报”。

章士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播种者，操笔弄政，一次次搅动了中国思想界，誉满天下；到如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并通过《甲寅周刊》在其周围形成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群体，不时搅起一股股论潮，招来新思潮阵营一次次的批评、责难甚至诅咒，谤满天下。其文字的魅力也远非昔日可比。当时就有一位读者在来信中指出：“此章君乙丑之文，非甲寅之文也……甲寅之岁，章君为文，乃流居异域，处士横议之文也。今年乙丑，章君为文，乃执政府兼长两部，台阁之文章也。文固出于一人，而时地不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