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考古报告》1936年8月创刊于上海，不定期发行，属于考古刊物。该刊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物，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刊物总编辑由李济担任，编辑有傅斯年、董作宾、徐中舒、梁思永等人。停刊时间和原因不详，现馆藏仅1936年8月发行的第1期。

《田野考古报告》收录了众多考古发掘报告，该刊是在国立历史研究所在极力提倡考古，主张历史、语言的研究要运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采取新方法，利用考古学发现成果，依托真实的史料，对过往的历史进行重构，健全全民的民族意识的背影下创办发行的。且该刊的编辑人员有丰厚的专业经验，都曾撰写过安阳殷墟发掘报告。

该刊登载了国立史言所考古组织实地考古的发掘报告，收集的资料较为齐全。这些发掘报告主要是安阳地区的考古发现，但也有一起其他地方的考古发现，如热河查不干庙地区的石器与陶片发掘。据该刊可知，在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实施之前，考古学者便制定了详细的发掘计划，并确定发掘对象——县古残墓为一处不可移动的实物遗存。这次主动性发掘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早期墓葬的解剖、房基、灰坑及墓葬的发掘来还原当时的社会生活。并指出考古报告及时将现场填写的各类登记表、图纸、工作日记进行核对，细致无遗漏，系统汇总所有的资料，并对遗迹的层位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核查。同时在报告里记录了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要严格遵循行业标准，务必将所有收集的遗物全部运回室内，为遗物全部贴上标签，避免了整理过程中的错位和遗漏的详尽细则。

《田野考古报告》是考古界一份重要的学术刊物，刊内收录了中国考古界发掘的最新成果，报告撰写过程中以事实为依据，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为相关研究这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

《编辑大旨》

田野考古工作，本只是史学之一科，在中国，可以说，已经超过了尝试的阶段了，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有它必需的哲学的基础，历史的根据，科学的训练，实际的设备。田野考古者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给史学家采用，这本是一件分不开的事情；但是有些有所谓具现代组织的国家，确把这门学问强分为两科，考古与历史互不相关；史学仍是政客的工具，考古只能局部的发展：如此与史学绝缘的考古学是不能有多大进步的。这种不自然的分离，我们希望在中国可以免除。这几年中国史学家之注意考古的发现是一个很好的象征。更可乐观的是，硬说甲骨文是假造的人已渐渐的减少了；有胆量的教科书编辑者，已改用考古学创造的名词了。

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提倡考古，原本着这个基本的信念，初作这种工作的时期，因为人力与财力的限制，只选了很小的范围，安阳发掘报告的编辑是这个小范围工作的产品，编辑的初意，带了不少尝试的性质；数年来，这早期的希冀已为实际工作锻炼出许多变化来了。殷墟发掘事实上不能限制田野考古工作的范围，安阳发掘报告也就失去了它继续的存在性。

在实际发掘以前，我们对于殷墟的观念，除了一部分甲骨文外，可以说是极空泛的。八年来，这个观念，已经起了空前的变化。不但它的内容充实了许多，先前看不见的联系也渐渐的现出形色来了。这变化不但影响了历史的本身，并牵涉到田野工作的技术问题。到现在，黄河流域的田野工作人员，必须有相当时期的技能训练，绝能认识他的题目，寻出他的道路；这是以殷墟为田野工作中心所得的经验积成的一种专门知识。就历史本身说，凡是从参加殷墟发掘工作的人都相信，殷墟文化问题，不单是发掘殷墟所能完全解决的。比较法的应用，已经在史学上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我们现在不但要将中国全部的文化与国外的比，也要把国内各区域的文化相互的比；要完全了解一个区域所得的材料，同时要各处发掘，比较各处的事实，绝能认识各处各实物的真正价值。

我们相信，健全的民族意识，必须建筑在真实可靠的历史上；要建设一部信史，发展考古学是一种必要的初步工作。要稳定考古学的基础，我们必须将历史来各处田野工作辛勤积来的田野知识系统的记录下来。一方面作每一个工作的结束，一方面为后来学者做一个参考。将这些不同的记录汇集起来，再由史学家自由的比较采取，也是印行这个刊物的重要旨趣。

编辑田野考古报告的人，大部仍是编辑安阳发掘报告的人。史言所考古组织之调查与发掘报告除了由中国考古报告集发刊外，完全在此册那发表。虽说是报告，范围已完全超出了殷墟，但是这个刊物的一切形式上及精神上的格律仍是承袭安阳发掘报告的。

李济

廿五年七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