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homasASebeok)等人坚持把符号学扩大到生物界，但是这个区域过于模糊，有待深入研究。把信号看作符号的一种，符号学就可以进入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甚至植物符号学（phytosemiotics），或是幼儿的非语言表意。
西比奥克在动物的行为中找出诱骗谋略设计，这就使动物符号远远超越了信号-反应的范围（Sebeok&rosenthal1981）。的确，在动物的群体繁衍的一些最重要环节，例如哺乳、扑食、求偶，有时候可以看到动物会对各种信号作初步的综合解释。但是绝大部分动物行为，如飞蛾扑火，的确动物本身没有给予解释并调整反应的能力，这就是生物信号现象作为符号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生物的信号行为，是符号的边界，应当属于符号学研究范围。尤其在生态问题日益重要，生物符号学日益重要。（赵毅衡）
符号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很多符号学家认为，符号无法定义。
赵毅衡给了符号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
赵毅衡在1993年就把符号学定义为“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
没有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不仅人无法存在，“人化”的世界无法存在，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只有用符号才能思想，或者说，思想也是一个产生并且接收符号的过程。因此，认识论、语意学、逻辑学、现象学、解释学、心理学，都只涉及意义活动的一个方面，而符号学是对意义的全面讨论。因此把符号学定义为“意义学”是能够成立的，也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