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的话，我假定生命的存在决定于一组二元变量：物质与精神。

两者从来都是相互依赖，演绎推敓，呈现无数不同的生命形式。

当代社会，多少人物唾骂现今过分繁盛的物质存在，呼吁回归纯真朴素的精神境界。其实，物质本不过于繁荣，只是人类精神元素没有伴随物质相应进展，导致物质与精神关系的不协调，从而产生剧烈的矛盾。

或许有人质疑，人性是亘古不变的。其依据是无数传统诗词在今人读来，依然有震撼心扉的力量。我认为，人性与精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数学集合论的角度讲，人性真包含于精神。有的人为人处世没有人性，评判事理缺乏正确、合理的价值观念，这也是一种精神，类似集合论中的空集概念。诚然，人性有其恒久不变的一面，比如生存欲、财富欲、成功欲、情欲以及不忍人的慈善心。但是根据人类历史的不断继续，关于人性的评判价值体系和准则需要与时俱进。在现代人看来，春秋时期的物质生活并不繁荣，人类还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条件。中国又是以农耕为生产基础的国家，对于金钱的追求本能会薄弱些；而如今，一个全球经济化的时代，一个生存竞争异常激烈的历史阶段，人想要追求大量可以使自己富足的金钱有什么错？两者只是人类同一个本能在不同历史背景下表现的不同形式，相比之下仅有强弱之分。

我们不否认人文科学的终极目的是使人类走上幸福之路，达到完善的境界（尽管不太可能），其前提之一便是满足人类的本能需求。因而我们应该始终认为：追求以金钱为表现基础的物质存在是人类完善生命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容易理解，一定的物质满足必然同时引起一定程度上精神的满足，即幸福感。当然，精神的满足不完全依赖于物质，这点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意境的品味带来的美感享受足以实证。古代士大夫和学究们似乎也特别重视精神的独立修养，视为“独处哲学”。陆象山、王守仁的心学体系就特别重视个人的静心修养，以此挖掘人类的本心、本性。自后唐以来，处在“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之矛盾阴影下的文人墨客，尤其是那些失意不得志的才子，最终也大多趋向自我的精神完善来安慰仕途的苦恼。一壶酒、一张琴、一万卷书，也成了他们理想中摆脱物质世俗的最终归宿。佛家更彻底，且不闻有位大师云：江边熙熙攘攘的过往船只仅仅为两个字奔波：名和利。佛家便追求超脱物质的精神境界。

难道，以消除物质为前提的纯粹精神审美就足能使人感到幸福吗？就足以完善生命吗？显然，这是不足取的。苏轼难以在“沧海寄余生”中为能真正感受解脱，李白在绮丽河山中未能真正“忘我”。如果是，为何还要屡屡在诗词中提及自己坎坷不幸遭遇？批判现实？摒弃现实？真正的超脱早已将之永远抛弃了。出家人也仅是人类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并不是世俗社会或是哲学宗教的中流砥柱和关键。他们的存在肯定有其合理性，然而终不为大多数人所赞同和向往。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独处哲学将个人脱离于他人，立于“化外”。终将不会是普遍人类进展的推动力。“人是有赖于合作而得以生存的，而且大自然赋予了人——虽然尚有些不足之处——那种本能器官，人的合作所需要的友谊精神由此才能产生。”而人类的合作基础便是在物质发展为前提的世俗社会，与其中，人类才能不断改善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完善生命形式。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中庸”是不错的方法。在物质与精神之间，不断调和个人的立足点，达到不偏激的处中状态。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即阐述了物极必反的普适律。

而现代人类，往往因为过分注重其中之一，使得两种紧密相关的元素不协调运作，导致生命的缺损和幸福感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