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名“在理教”，又名在理会、理教、理门、理善会、白衣道、八方道等。清朝代间秘密结社之一。是明末遗民杨来如在山东即墨创立。理教信仰之主神乃圣宗古佛，因圣宗古佛无形无相，故以观世音菩萨为法相代表。因其入教须穿白衣以供奉白衣人士，故又称“白衣道”。其所以称为在理会，据说是由于“奉佛教之法,习儒教之礼，修道教之行，融合三教为一理体”。入教者戒饮酒、吸烟、贪嗔、妄语、忤逆，并授反清复明宗旨。该教自清嘉庆以后逐渐兴起，光绪时始盛行，活动于山东、东北一带。1933年成立全国性组织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各地相继成立分会。之后为反动势力所利用。

与明末清初大多数民间宗教教派的教义思想不同，羊祖创立的在理教，以圣宗古佛为主神，并以佛教信仰中的观音菩萨为其法相代表，以道教内丹为修持功夫，以儒家五伦八德为教义核心，通过“正心修身”内圣之道，达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尧舜境界。为了保证教义的实行，羊祖定有八大戒律：不吸烟、不饮酒、不烧草香、不焚纸帛、不拜偶像、不吹打念唱、不书写符咒、不养鸡猫犬等。其中，以不吸烟和不酗酒为两项最主要的戒律。

羊祖创立在理教后，先后在直隶等8个地方收了14名弟子。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羊祖回到歧山澜水洞，从此再也没有下山传道。从那时至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止，又有10人上山皈依，是为歧山10大弟子。

在羊祖亲传的24位弟子中，张吾山和毛芝兰对在理教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张吾山见佣工尹松岩（尹岩）秉性忠厚，心地光明，做事有谋，便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收其为徒。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尹师名岩字重山道号来凤，接任理教第二代教宗，在天津城西永丰屯建立了在理教第一座公开活动场地──积善堂公所，史称西老公所，从此在理教以天津为大本营日益兴盛。此外，上海、北京、沈阳等地，也先后于清咸丰、光绪年间建立公所。至少在清末，在理教已经发展成为遍布南北的大教派。

此后百余年中，在理教在天津、上海、北京、河北、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江西及东北、内蒙古等地都很盛行。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成立全国性领导机构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各地相继成立分会。全国在理教公所达3000个以上，信徒甚众。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理教总会随政府西迁，抗战胜利後理教恢复发展。据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年统计，全国有理教徒1400万余，其中天津教徒有45万、上海教徒有22万余。

关于理门的起源，据理门领众（当家的）的递相传说，其创始于清初，创始人为杨来如，理门称其为杨祖。他原为北京白云观道人（邱祖第十三代徒孙），云游各地时目睹清兵入关后屠杀汉人之惨状，遂萌反清复明之志，乃组织理门，谓烟酒对人身伤害最大，故修身之始以戒烟戒酒为先。其传给徒弟的理门五字真言为“反清复大明”。另一种传说理门是洪门派生的汉人反清革命组织，由郑成功在台湾组织，以联络海外和大陆志士，进行反清复明活动。杨来如参加了此组织，但因身处京城，便以戒烟酒为名进行活动。清朝统治稳固之后，理门便把五字真言改为“观世音菩萨”，各领众都对道众宣称理门是三清道、三宝法。三清道就是说源于道教，而三宝法属于佛教，所敬之神为观世音菩萨，所传法语 多为佛经法语，将道教和佛教混于一起。

在理教创始者实为山东即墨人杨泽。杨泽 (1621- 1753)，字廷贤、佐臣，又名衍逢，后取道号来如。明崇祯癸未年(1643)中进士不久清军入关，明朝覆亡。杨泽孤忠耿耿，不仕满清怀反清复明之志后易姓羊，名宰，隐居于蓟州岐山澜水洞。坐洞修行39 年，研究理学，创立了在理教。

康熙四十年(1702)，羊宰 81 岁时下山传道，从正定到东安（今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历时五载，跋涉千里，度化八处，传弟子15人，史称“羊祖八度”。羊宰晚年与弟子健全了在理教的组织体制，整理了教义，梳理、归纳了规章制度、坛语歌赞，使在理教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宗教体系，但此时的在理教影响仍然有限，直到清朝中后期，在理教公所在各地陆续建立，才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

清朝中期，鸦片开始流入国内，许多人吸嗜成瘾，弄坏了身体，甚至妻离子散，倾家荡产。在理教是严禁教众吸烟的，鸦片更在禁忌之内。在理教组织内部，教众相互劝诫，相互监督。形成了一个自觉抵制鸦片、烟酒的特殊的社会群体。许多家庭为使其子弟远离鸦片而送其皈依在理教。

乾隆三十年（ 1765）,在理教在天津梁家嘴建立了第一个公开活动场所一一公所，从此在理教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北京设立总公所。

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安徽人（一说江苏人）李毓如，串通当时北京理门闻人苑文鉴（京西挂甲屯人），联合北京各理门公所领众，组织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李毓如被推为总会会长，苑文鉴为理事。总会会址设在京西挂甲屯。此后苑文鉴即向各省推广成立分支机构———中华理善劝戒烟酒分会。

有烟酒嗜好的人愿意入会者，先在理门找三个人介绍。这三个人一个是“带道师”，一个是“求师”，一个是“引师”，先替愿在理者写一张“求、引、带帖子”，递交公所领众。领众确定日期在分所点传新理或趁斋期点传新理，这种仪式叫“点新理”。届时在公所摆设理坛，理坛设在公所正房大炕上。炕上摆炕桌，桌上中央放檀香炉，香炉后摆上堂葫芦（五个），两边有“止静”、“求顺”牌，葫芦后置观音菩萨瓷像。炕沿挂白布（或白绫），上画或绣海水荷花。炕前地上置一黄布拜垫。炕桌两边设四个坐垫，坐四位在理资深道亲。领众盘膝坐在炕桌后边。点新理开始，带道师把新理带到理坛前，由引师领其叩拜，叫“下参”。此后，经过介绍新理，向其传授“五字真言”、“八戒”和若干“小戒”后，新理就成了理门正式道亲。“八戒”为：一戒烧香，二戒烧纸，三戒敬神像，四戒养鸡，五戒养猪，六戒养狗，七戒吸烟，八戒饮酒。若干“小戒”是：戒玩鲜花，戒戴戒指，戒嚼槟榔，戒吃瓜子等。说这些都是玩物丧志之事。虽有“八戒”，可理坛上就摆着观音菩萨像，烧着檀香。因此，理门内部就有“我们是买理卖理不讲理”之说。

在理的男子称为“有门坎”，亦称“大众”。女子则称为“有拦布墙”或 “二众”。孩子从小在理称“童子理”，全家在理称“全家福”。

理门公所在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可“办斋”四次，少于或超过四次也可。“办斋”就是定期召集道众在公所大吃一顿，同时向道众讲些理门须知，如“五字真言”、灵应“事例”等。道亲参加吃喝称“捧斋”，都要量力而行出斋份。“办斋”是理门公所敛钱的主要途径。

理门公所替人戒除鸦片瘾。他们把草药熬成茶膏，这是一种泻药。戒烟者交上几元钱，服下药后一两日内不准吃东西，只能喝凉水。这种药别名“铁刷子”，很多人因承受不了而偷偷跑掉，理门领众白落下药费。理门道亲家中有了丧事，领众要带领和丧主有交情的道亲前去吊唁，为死者念香赞和转咒。丧家大为感激，除招待外还给报酬。

领众之下的一般道亲有五等品级，由下而上为小催众、陪坐、八方催、挡众、帮众。道亲中有品级的人数很少。一个道亲如果平时热心公所事务，在财力人力上贡献较大，领众就可以授予品级或提升他的品级。升到挡众，就可以代领众点新理，升到帮众就可以代理领众职务，平素在公所说话也有力。五等品级是挨级擢升。领众授予某人品级的同时教授该品级的“法”，如“小催众”的法是“阿弥陀罗尼经”六字。

在理的道亲有一个习尚，就是玩葫芦，家中桌上摆着大大小小的葫芦。每天要用净布擦拭葫芦，使它变成自然紫黄颜色，相沿成习，还形成了葫芦的规格和价值。以体形周正古奇为上选，并且要带蒂把，如果蒂把上有别枝又结着小葫芦，就更稀有名贵了。五个葫芦为一堂，大的二三尺高，小的仅寸许。在公所摆设理坛，葫芦必不可少。

关于理门玩葫芦的原因和意义，传说当年杨祖修炼成功，到处显示神迹之时，身边常带着一个葫芦，以后便成为习尚。理门还有葫芦赞，云：“葫芦乾坤，奥妙内藏，道通天地，理协阴阳。”崇尚葫芦，有使人对理门感到玄妙的意思。

理门最主要的宗旨是戒烟戒酒，但到了民国以后，在理的闻“闻烟”却不在禁例。越是品级高越有闻“闻烟”的习惯。领众对人辩解说闻烟与鼻烟不同。闻烟是薄荷、荷叶等清凉性原料配制的，闻之可以清心明目。其实闻烟也有烟叶成分在内。后来外国啤酒输入中国，饮啤酒在理门便被默认为不算犯道规。

早期在理教组织、教义、戒律都较严格，以至信徒服饰都与众不同。约在光绪年间，因各地建立公所，信徒大量增加。各地公所编印的宝卷与期刊等宣传品甚多，但其内容颇不一致；其道统、仪节等，各地都有很大差异。唯戒绝烟（包括鸦片烟）酒这条戒律，各派始终奉行不渝。

在入教仪式上，信徒和“引保”要发下宏誓大愿，“领众”（传道师）要谆谆告诫：此戒律重如泰山，倘有违犯将终生颠倒，永无顺遂之日。各公所都大量发放戒烟药物，或配备医生施治。其他规戒有孝顺父母、和睦乡里,、戒杀、戒贪、戒淫、戒妄，只准行善不许作恶等。入教时传道师传授“五字真言”，即“观世音菩萨”五字。平时只准在心中默念，不许出口，据称如此即可“求顺”；遇到大灾大难则面向东南高喊三声，可逢凶化吉。

在理教自羊祖来如创教，前四代总领正均以“来”字命其法名，以表示身份平等之意，之後才以「复、本、合、教、永、圆、明、理、正、天」等字排序。

1950年在理教由第二十二代教宗赵东书在台湾复教，历经第二十三代教宗钟翔九[10]、第二十四代教宗周秋江，现为第二十五代教宗上天下心提点大宗师陈俊宏在座。

在理教主张三教归一，不强调供奉偶像，公所中除圣宗古佛(即观音)像及羊祖、尹祖像外，没有其他神像。只烧檀香，不许烧线香。没有法器，只有葫芦、核桃、艾瓢、念珠、木梳、套环、剪子和尺等八宝。叩头称“下参”，其姿势与常人稍异。信徒可在家供奉圣宗古佛像，每天下参53次；默念真言，或诵读《白衣观音神咒》等。

领众号称出家人，实际上是老而无依，被认为有“道行”的信徒。做了领众即长驻公所，不再回家住宿。信徒有男有女，男称大爷，女称二爷。在理教每年有三个节日：农历三月十一、十月初三和腊月初八。但一般只庆祝腊八。事先广为捐募，届期公所要搭棚、悬灯结彩，举行一种名为摆斋的宗教仪式。在某一公所属下的信徒都要去“捧斋”。这一天还要“点理”（收新道亲仪式）、“放法”(选定下任领众仪式)、吃素席等。

在理教创立时，羊宰并没有建立一套组织制度。二代祖尹来凤接掌教权后，在理教的组织制度才逐渐完备。下设承办、催众、挡众、坐山等教职。清道光皇帝时将「领众」改为「领正」，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又增设帮、陪、监、护四座，协助领正处理教务。

在理教始终贯彻“传贤不传子”的教权继承制度。总领正生活费用自理，或由信徒自愿供给，因此历代教宗与各地领正均没有因传教而致富，一直过着布衣粗食的俭朴生活。

早期在理教具有明确的反清复明思想，但随着清政权的日益巩固，这种政治意识也就逐渐淡化乃至消失了。特别是尹松岩接掌教权并建立公所以后，在理教由秘密运作走向公开活动，日益变成一个以戒食烟酒、兴办公益事业为宗旨的宗教慈善团体。

在理教的宗教活动主要为摆斋和朝圣。摆斋一般在腊月初八举行，斋款为募捐所得。朝圣是祭扫羊祖和尹祖的墓地。尹祖掌教时，开始以摆斋所剩余款，派人到津城内外大街小巷救贫济困。此后，历代教宗与各地公所领正继承这一传统，都将济困扶危、兴办公益事业作为在理教的主要任务。进入清道光朝以后，鸦片流毒全国。在理教不失时机地将戒食烟酒、尤其是戒吸鸦片作为重要任务进行宣传与执行，并制作戒烟茶膏向社会发放。

在理教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被清廷认可，并迅速发展成为盛行全国的大教派，甚至连维新志士谭嗣同也于戊戌变法前在天津加入在理教，以探其如此盛行之奥秘。

此外，在理教还举办一系列慈善救济事业，如光绪末天津在理教建立公善社，引导世人爱惜字纸，向寡妇发放救济款物，对贫民死亡施舍棺匣，掩埋无主尸体等，以及春季种痘，夏施暑药，冬舍棉衣等。1913 年，李毓如与理门闻人苑文鉴联合北京理门公所徒众，组织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出刊物《理锋》。此后各省纷纷成立分会。据理门张国禄回忆录，1921年至1936年间，北京理门徒众有10万人。

据有关资料显示,解放前仅天津就有大众公所（男教众活动场所）79 处，二众公所（ 女教众活动场所）24 处，累计皈依教众近百万人，而在全国,在理教公所则多达 3000 处以上。在理教于 1957 年在天津完全停止活动。

1950 年，一些去台的在理教教徒获准以中华理教总会”名义重新登记。1951 年，推选赵东书为理事长。1954 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内政部”指令拨日本净土真宗在台北的西本愿寺”给在理教，作为其总公所，并由“国民大会”正式通过议案，确认了在理教的宗教地位。

1975 年，在理教总公所毁于火灾，赵东书曾力谋重建，但回天乏术。从此，在理教活动日颓。5 年后，赵东书去世。1981 年，陈志泉继任。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台湾仍有在理教公所 78处，教职人员两百余人，教众约 20 余万人，“中华理教总会”有个人暨直属会员约 5700 人。在理教在台湾及海外华人中仍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