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年11月28日—1688年8月31日），英国著名作家、布道家。出生于英格兰东部区域贝德福德郡的贝德福德。青年时期曾被征入革命的议会军，后在故乡从事传教活动。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当局借口未经许可而传教，把他逮捕入狱两次，分别监禁十二年、六个月。狱中写就《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内容讲述基督徒及其妻子先后寻找天国的经历，语言简洁平易，被誉为“英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寓言”。

约翰·班扬，1628年生于英格兰，他的家乡靠近贝德福德郡。他的父亲是一个补锅匠（这种职业早已被淘汰），专营焊接和修补锅碗瓢盆以及其他金属制品。在17世纪中叶，补锅匠奔走于各个乡村之间，挨家挨户地兜揽生意。如果有人要修理东西，他们就在顾主家中作活，完工以后顾主当场付钱。按当时的社会标准，这是一份相当卑贱的职业。通常作补锅匠的父亲会带上年幼的孩子们作帮手。约翰·班扬的父亲却是个例外。他一定是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因而没有将他带上作帮手，而是把他留在村子里。约翰便在那儿上学，一直到小学毕业。

我们不太清楚约翰的宗教背景。他在自传中写到，大约在9岁或10岁那年，他做过好几个有警示意味的梦，有关于他自己生命的终结的，有关于未来审判的，还有关于地狱的骇人的景象和有关永恒的启示。对此，他尤为困扰。成年以后，他依然记忆犹新。不过在青少年时期，他把这一切置之脑后。他形容自己是当时村里最坏最野的孩子，简直就是坏事做尽。在当地他还以咒诅和发假誓闻名。

16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参加了克伦威尔的军队。当时在克伦威尔领导下的清教徒与支持英国国教的国王查理一世的军队之间爆发了一场内战。国王的军队称为保皇派，他们为国王的至高统治权而战；克伦威尔旗下，则是为议会而战的志士。因此班扬投入的这场战争，具有宗教和政治双重性质。这一经历很可能使约翰·班扬获得了对战争的深刻的理解，这反映在他日后所著的《天路历程》的好几个有关战争的场景中。他与玛丽结婚之后，作为嫁妆，他的妻子带给他两本书，一本是《圣战普通人的天国之路》，另一本是《敬虔的生活》，这两本书是她父亲给她的。班扬的妻子经常向班扬谈起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当时班扬读了这些书，虽然他很喜欢，但仍然没有因此萌发任何个人的悔罪感。

不久，班扬开始与他的妻子一道去做礼拜。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对所听到的布道印象很深。但礼拜完了以后，他马上跑去裴德福郡的乡村教堂和公园球场玩一种叫“猫”的游戏，这种游戏同今天的板球类似。在那里他与主以一种奇异的方式首次相遇。日后他在自传里写到：在同一天，我就去玩猫游戏。当时我刚把球从洞中击出，准备击第二次。突然一个声音从天国里急速地击中了我的心：“你是要离弃你的罪进天国呢，还是要继续犯罪下地狱？”我楞住了，便没去理会那个滚在地上的球，而是举目望天。仿佛心眼大开，我看见主耶稣在那里俯视着我，很不高兴的样子。他似乎在严正地警告我，将来有一天我必为这些和其他不敬虔的行为而受到惩罚。

随之而来的是一次对他为之闻名的咒诅发假誓的认罪。他写到：我依然犯罪，在满心的贪婪中沉浮，对自己不能如愿以偿地得到满足心怀怨愤。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有一天，我站在邻家商店的橱窗前，又是咒诅，又是发假誓，像以前一样地装疯卖傻。一个女人坐在屋子里看着我。尽管她自己是一个非常懒散、不敬虔的人，她却断言我的咒诅是如此的恶毒，她听着都不寒而栗；她还告诉我，我是她一生中所见最不敬虔的家伙。我的所作所为，足以玷污整个城里的青少年的心灵，如果他们与我做朋友的话。

约翰·班扬心里认罪的开始值得我们深思。《圣经》和教会历史告诉我们，神经常这样在人的心里做工。当神开始做工使人认罪时，他常从那个人生活中重大的罪开始。神就是这样对待班扬的。他的罪并非一次现形，神从他显著的罪开刀：首先是他的礼拜天亵渎神灵，然后是他的咒诅发假誓。不过，要注意，如果你问一个人是否认为他自己是个罪人，十有八九的人会说：不错，有时我是个罪人。

神使人认罪的工作始于某种罪，然后圣灵会拓展认罪的广度和深度。当一个人试图洗净自己的心灵，摆脱某些罪，使自己在神面前更显为义时，圣灵不但指出某种罪，而且会进一步地告诉他，他越试图洁净，就越会看见自己的污秽。他们的内心越袒露，他们就越会明白，他们不能仅仅承认某种罪，还必须放弃自己的努力。因为除了罪，他们什么也没有。

约翰·班扬的一生显然经历了这样一个日益深刻的过程。他说在他的生命中曾有过长达四年之久的属灵的混乱时期。在这四年中，他不断尝试去赢得他自己的义。他有时满怀希望，不久这些希望又被撞得粉碎。最后，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自传里他是这样写到自己内心挣扎的结果的：有一天，我正穿过田野，许许多多念头涌进了我的心，我深恐所有的一切都是白费劲。突然，有一句话落进了我的心头：你的义是在天上。顿时，我心灵的眼睛大开，我看见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我顿悟那才是我的义。因此不论我在哪里，不论我作什么，神都没有说他要我的义，而要在他面前的耶稣基督的义。我更看见，不是我的良善使我为义，也不是我的邪恶毁坏了我的义，因我的义就是耶稣基督，他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至此我的枷锁解开了，我的铁一般牢不可破的苦恼委顿了，我的试探逃之夭夭了。自那时起，神的可畏的话语不再困扰我。我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为神的恩典和爱而满心欢喜。

那次经历以后，他写到，他以为自己会永远生活在这样的景况中。其实，受苦、拯救、感恩不是一次性的经历，而是不断的循环。我们将发现，在班扬的人生历程中，受苦、拯救、感恩的循环在一次又一次地加深。　1653年，也就是他25岁的那年，他加入了一间非国教的教会。当时英国国教和非国教教会并存，许多不同的宗教团体纷纷产生，有上层的团体和下层的团体。下层的团体通常被称为清教徒教派。起初清教徒是一个绰号，这些人觉得英国国教的教会，在神职人员的穿着、宗教仪式和教义上都与罗马天主教并无二致，因此想净化教会，摒弃其中许多的宗教仪规。

在这些清教徒之间，又有不少分歧。有些人对另立教会不抱希望，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责任似乎就是留在英格兰国教教会，与那里发生的一切作抗争。还有一群人以“持异见者”而闻名，他们的另外一些绰号反不为人知。他们觉得英格兰教会已经走得太远，很难再加以纠正，重回《圣经》的原则。因此，他们认为，除了离开国教教会，别无选择。约翰·班扬加入的就是这样一家“持异见者”的教会。而这间教会在施洗的问题上倾向于浸信会的观点。

两年后，班扬的妻子去世；同年，班扬所在的那间教会的牧师约翰·纪福特也去世了。纪福特的布道对约翰·班扬的一生影响很大。他死后，会众邀请班扬作他们的牧师，为他们布道。其实班扬并没有受过正式的训练。三年后，即1658年，班扬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同一年，伟大的克伦威尔也去世了，他的一个儿子试图掌管政权，但他太软弱无能。许多人对克伦威尔统治下的持续不断的高压政策早已不满。两年以后，也就是1660年，查理二世重新登上王位，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复辟。王室重新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随之而来的是对英国国教教会的绝对效忠。议会也从支持清教徒转变为支持国教。这样，国王和议会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承认英格兰教会为不列颠国的唯一的合法教会。

在这种情况下，“持异见者”的处境日趋艰难。当时，约翰·班扬不仅在他自己的教区传道，而且还探访周围的一些村庄。1660年的一天，当他正在一家农场进行布道的时候，警察以无执照布道的罪名将他逮捕。那时候，布道许可证只颁发给接受英国政府管理，并在英格兰教会登记的注册牧师。法庭对班扬的判决是这样的：“约翰·班扬，裴得福郡人，是一个……的劳工，自从……年以来，他故意不上教堂（指的是国教教会），不听道，却主持数个非法的秘密聚会，扰乱民心，违反了国王陛下的法律。”

约翰·班扬因此被判十二年的监禁。他入狱时32岁，直到44岁才获释。在这期间，他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有时对他的限制非常宽松，他可以到监狱外探访朋友；有时他不能外出，但朋友可以来探访他；有时对他的限制非常严厉，折磨审讯不断。他写到：“我发现自己疾病缠身，站立不稳。我被迫离妻别子，在这个地方忍受骨肉分离之苦。这一切痛苦不仅是缘于我对世俗享乐的贪爱，而且因为我想到如果我被迫与我可怜的家人分离，他们可能遭遇到的艰难、困苦和匮乏。我那可怜的失明的女儿玛丽，她尤其令我牵挂。唉，一想到我的玛丽所要忍受的，我就心如刀绞。可怜的孩子，你在这个世上会遇到怎样的苦难啊！你会被鞭打，不得不乞讨，忍饥挨饿，衣不蔽体，还有千千万万无法想像得到的灾难。我是不能见到你们，但愿这风儿能把我的思念吹到你们心里。哦，我也要提醒自己，要把你们都交在神的手里。可是离开你们实在让我痛心。”　1672年，他终于获得赦免。新国王意于复兴罗马天主教。为此，他作了一个政策性的决定，释放所有的“持异见者”，企图让这些人在推行英国国教的各团体之间引起更多的纠纷，以便可以逐步削弱他们的势力。就这样，约翰·班扬获得了释放。获释后，他马上重返讲坛，在各村之间巡回讲道。

约翰·欧文是班扬最熟悉的清教徒作家之一，他共有二十多部作品流传于世。他当时是国王的大臣，是一位法庭布道家，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到伦敦地区时，常常去听约翰·班扬布道。一次，国王听说约翰·欧文常去听班扬讲道，就问欧文：“我不明白像你这样一个学识广博的人，为什么要去听一个从未受过教育，未受过训练的人讲道。”约翰·欧文回答得非常巧妙：“陛下，若我能拥有那补锅匠布道的能力，我宁愿放弃我的知识。”　约翰·班扬在布道方面的恩赐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他能巧妙地抓住听众的心，在写作上也如此，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他独特的风格。

1675年年底，他第二次被投入监狱，这次又是因为根据法令，传道人必须持有执照才能布道。班扬的罪名是非法传教。幸运的是，这次监禁持续了不到一年。这样，约翰·班扬一生中共有13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心里一定常常纳闷：如果神果真呼召我传道，为什么我会在监狱里呆这么多年？使我这么多年与会众分离？我本可以布更多的道，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为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回首往事，他肯定能发现自己饱经磨难的原因。

正是在狱中期间，班扬得以全力以赴地撰写《天路历程》。这本书日后成为历世历代读者的祝福，这想必是班扬从来没有预料到的，但神确实这样成就了。班扬在第一次监禁时着手写这本书，大约是在第二次监禁时完成的，因他第二次出狱后，《天路历程》便首次出版。这本书流传之广，翻译的文字之多，仅次于《圣经》。人们读的次数越多，越深入，就越会发现它是如此优美，如此生动地昭示了神圣的真理。书中有许多地方与主耶稣用比喻讲道时的风格很类似。班扬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揭示了深奥的真理。

后来，约翰·班扬撰写了《天路历程》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也是主要部分，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基督徒的人，离开毁灭城，奔向天国城。这个故事有很大一部分取材于班扬自己的生平，以及他生命中不同时期悔改的历程。他自己生活中经历的许多事在基督徒的天路遭遇中得以反映。

事奉多年，班扬亲眼目睹许多人走过了同样的历程。同时主也用不同的方法引领他们，在同一条天路上经历不同的事，进入不同的广度和深度。他从中取材，写了该书的第二部分，这回主人公不再是基督徒，而是女基督徒。他以他在事奉中所见的不同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作原型，描写了基督徒的妻子和几个邻居的经历。　在这里我们略举一个例子。在书中有一位害怕先生，他走的路与勇敢先生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他们行的是同一条路，遇到同样的关键时刻，但他们行路的途径，应付的方式却很不相同。可见神在形式方面是不拘泥的。

约翰·班扬卒于1688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位父亲将其子赶出家门，因他离家出走。这个年轻人到了班扬那里，央求他与其父谈一谈，以便能与父亲和好。班扬骑马冒雨赶去，见到了那个父亲。父子俩在他的劝说下和好。但班扬由此得了重感冒，并死于此。死时离他六十岁的生日还差两个月。

一百年以前，如果有个人说到揭丑人（muckraker），或者市井圣人（worldly-wise man），或者名利场（Vanity Fair），或者失望泥沼（the slough of despond）及耻辱山谷（the valley of humiliation），他一定知道自己是在引用《天路历程》中的话。自从这一作品第一部发表于1678年以后，两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国家这本书恐怕是除去《圣经》以外阅读人数最多的书籍。当然，对于我们当今读者来说，它不会象对班扬时代那些淳朴的非国教信徒影响那么大，那些人对于原罪深信不移，害怕地狱的火焰，虔诚地期待救赎。然而，尽管该书有些复古主义信仰，其主要读者是非国教信徒，但它仍然值得一读，不仅因为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因为它是一部几乎没有故意使用技巧的书。

《天路历程》依旧是本优秀的书。它不仅影响了上百万对于上帝心存恐惧的普通人，而且同样能感动知识分子，例如肖伯纳。它的散文风格是天生而非人为的，强劲，坚硬如钉，有力，甚至是睿智的。对于商人道德的描述，还有比那个安逸舒服的“私心先生”描述利得更简明吗？“可我的曾祖父不过是个水手，眼睛看一边，船划向另一边，我绝大多数财产也是靠同样手段获得的。”如果我们对于神学无动于衷，那么作品达到胜利的高潮时的节奏和不加掩饰的真诚也很难打动我们，“当他走的那天到来之时，很多人伴着他来到河边，他走下河去，说道，‘死亡，你的尖刺在哪里？’他越走越深，说道，‘坟墓，你的胜利在何处？’然后他就死了，所有的小号都在河的另一边为他奏响。”《天路历程》的销路早已突破10万册, 而且此书在世界各地, 被译成200多种语言和方言，成为圣经之外， 最多翻译本的书籍

班扬的另两本销路不错的作品则较不为人所知：假想的传记《恶人先生的生与死》（1680）（即国内2014年出版的《恶人传》）；以及寓言《圣战》（1682）（即国内2014年出版的《灵魂城圣战》），第三本书则揭露班扬的内心生命和为受到呼召的工作所做的准备，名为《恩典满满予罪魁》（1666），这本冗长而完全绕着班扬生平在打传的书，原本可能会让人感觉太过自夸，不过他写作这本书的本意却仅是想高举基督徒对恩典的概念，并希望能安慰到那些与他有着同样经验的人。

另外，班扬的《天路指南》和《窄门》两本小册子已经合为一本书，书名为《奔走天路》，这本书相当于对《天路历程》的直白阐述。还有一本名为《自省》的书，这本书实际是根据圣经故事财主与拉撒路的讲解，展示了班扬卓越的文学天赋。最后还有一本小册子名为《绝望者的盼望》也是他非常著名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