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逻辑研究》第二卷中，胡塞尔一上来就讨论广义的语言-符号现象，并且认为，唯有对此现象的现象学考察，才能真正把握逻辑学的客体。《逻辑研究》第二卷的六个“现象学研究”中，对语言-符号现象的研究开篇。胡塞尔认为，“只有借助于语言阐释才能明晰无误地把握住逻辑研究的真正客体以及这些客体的本质种类和区别”。因此，胡塞尔着手于对于符号-语言现象的本质研究。
作为
胡塞尔最重要的弟子和理论上最大的敌手，在重新追问存在历史的任务中，海德格尔深刻地思考了“符号的存在”：解释行为在人类（此在）生存中的地位，人类的语言存在，作为特殊符号现象的诗歌之本性，等等。在他奠基性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指出，人类在世界中生存的基本样式有两种：现身与领会（understanding）。对于后者，海德格尔说道，“领会是此在本身的本己能在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存在，其情形是：这个于其本身的存在开展着随它本身一道存在的何所在”，也就是说，人类在世最基本的结构就是对于其自身所在的“世界”，对于世界中的存在者，以及对于自身在世的整体，总有着这样那样的理解，这种理解构成了人类的存在——它和情绪（也就是现身情态）紧密关联，因为任何情绪都有所领会，而领会总是带有情绪的领会。领会通过解释让自身成型，而把解释组建起来的则是“作为”结构，以及“某某作为某某而存在”的结构。把可领会之物的可领会性进行分环勾连（分节与联系）的乃是“言语”，言语可以不被付诸声音等物质形态，而当其被付诸声音时，就形成了语言。
二战之后的法国人文学界，现象学哲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一道，成为了主宰性的思想潮流。从萨特、科耶夫到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这一时期法国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中，无一能摆脱上述三种思想资源的影响。而这其中，很多同时身处现象学哲学传统和结构主义符号学传统的学人，则对符号问题的真正展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现象符号学”可以说是战后法国独特的思想风景：在这个特定的场合，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思想和索绪尔的语言学同时作为显学而风靡一时。在这其中，让-雅各·德里达毫无疑问是最为重要的一位。他的哲学从胡塞尔批判开始，但同时，他也是从架构主义语义学中而来的，结构主义思潮的悍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明确注意到，符号学研究必须向现象学靠拢，或者说，现象学的研究必须从符号学那里吸取各种扎实的实证研究。在西方学界，这类研究方式已然是一个主流的进路，相关成果极为丰富：比如B.G.Chan所著World and/or sign: Toward a semiotic phenomenology of the modern life-world、Göran Sonesson的From the meaning of embodiment to the embodiment of meaning:A study in phenomenological semiotics等。而同时以现象学与符号学为研究领域的专著，也层出不穷：R.L.Lanigan的一系列著作都现象学地考察了各类符号学现象，比如Semiotic phenomenology of rhetoric: Eidetic practice in Henry Grattan's discourse on tolerance、Phenomenology of communication: Merleau-Ponty's thematics in communicology and semiology、Speaking and semiology: Maurice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ical theory of existential communication等；Carlo Sini的工作涵盖了来自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传统的各类资源，而其主体则是人类的逻辑行为与语言行为，其著作包括：Ethics of Writing、Images of truth: from sign to symbol等；在Winfried Nöth所著的Handbook of Semiotics中，有相当的一部分用于讨论胡塞尔；Anne Wagner在其讨论法律符号学的Prospects of Legal Semiotics一书中，分专节讨论过海德格尔的共在概念；在Shaun Gallagher, Daniel Schmicking等人编辑的文集Handbook of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将现象学与当今符号学中的前沿分支认知科学结合了起来，而其中的第六部分专门讨论符号与意义问题。
在中文世界中，符号学和现象学的视域融合开展得极早，也极为广泛。作为最早在中文世界开展符号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李幼蒸同时也是最早译介胡塞尔想现象学的学者之一。他不但翻译了包括《
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卷一》）和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中的许多重要的现象学、符号学著作，在他自己的符号学研究中，也一直在进行着这两个领域中进行着汇通：比如，在《
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中，他分专节讨论了胡塞尔与德里达。另一方面，在持续多年的符号学-叙述学研究中，赵毅衡充分充分吸收了现象学研究的诸多成果，尤其是在其关于身份与叙述时间的研究之中，比如《身份与文本身份,自我与符号自我》（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5月）等。另一方面，许多国内现象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也在符号与意义这一领域进行了许多研究。比如，倪梁康的《直观的原则,还是在场的形而上学?——德里达<声音与现象>中的现象学诠释与解构问题导论》（浙江学刊，2004年3月）、《现象学如何理解符号与含义？》（一和二，现代哲学，2003年9月和12月）、《胡塞尔时间意识分析中的“滞留”概念——兼论心智与语言的关系》（现代哲学，2007年11月）、《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与张庆熊先生商榷》（开放时代，2000年11月）、《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结构还是生成?——卡西尔与海德格尔对洪堡思想的不同解读》（学海，2008年3月）。陈嘉映不但出版了专著《语言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更发表了许多讨论符号学问题的论文，比如《施指与符号》（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5月）、《索绪尔的几组基本概念》（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4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