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的先民开始时人数很少，使用的汉语也比较单纯。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居民逐渐向四周扩展，或者集体向远方迁移，或者跟异族人发生接触，汉语就逐渐地发生分化，产生了分布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汉语方言分布区域辽阔，使用人口在9亿以上。

语法结构是语言体系中最稳固的。相对来说，汉语方言在语法上的差异性要小一些，但综观各地方言，仍反映出各种各样的语法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 4个方面。

实词的形态变化

虚词的不同用法

虚词的运用是汉语语法的特色。汉语方言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特点。拿助词来看，各地方言的助词跟普通话差别很大。表领属关系的结构助词“的” 在官话方言中大体上都以舌尖音 t 开头，如t媅、ti之类，而在南方各方言中，大体上都以k、g等舌根音开头,如上海话g媅妱、南昌话ko嶈、 梅州话ke嶈、广州话kε嶈、福州话扄ki。俨然分成南、北两派。又如表示时态的助词，各地方言也很不一样，动作的完成苏州话用“仔”，如“去仔一趟”，广州话用“咗”，如“去咗广州”，四川话用“倒”，如“ 吃倒饭”,湖南双峰话（老湘语）用“解”，如“他上解课就回去”等等，各有特色。再拿语气词的运用来看，各地方言有很多独具一格的语气词,如吴方言苏州的“哉”、“哉啘”、“哚”、“”、“ 阿”,粤方言的“ 咩”、“”、“噃”、“啩”、“啫”、“亄啩”、“啰噃”、“之嘛” 等等,其中有的语气词所表达的语气很复杂 ， 不容易用共同语对译，如粤方言的“啫”，有时有提醒对方的口气，有时有轻蔑的意味，有时又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口头禅。形形色色的语气词表达了丰富多采的感情，对增添方言的特色很有作用。例如介词、连词等虚词，在方言中也都或多或少有独特的表现。

语序的特点

语序在汉语语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各地方言的语序跟普通话差别不大，一些最基本的结构，如主语－述语－宾语、定语和状语在前、中心语在后的格式，各地方言的语序大都相同。可是，大同中仍有小异，例如状语的位置，粤方言有一些常用的词作状语时经常后置，例如：“你去先” （你先去）,“食多啲”（多吃一点儿），“买两斤香蕉添”（再买两斤香蕉），“呢条裤长得滞”（这条裤子太长）等；补语的位置在方言中也有特别的现象，例如“我打不过他”在粤方言中既可说成“我打唔过佢” ,也可说成“我打佢唔过”吴方言的绍兴话有“打伊败”（打败他）的说法。双宾语中两个宾语的次序在普通话中一般是指人的宾语在前，指物的宾语在后，但南方粤、闽、客家、吴、赣等方言中都存在着另外的格式：指物的宾语在前，指人的宾语在后。例如“给他一本书”这句话，广州话说成“畀”（给）一本书佢（他）”，上述其他方言也都类此。

几种句式的不同结构

有几种汉语中常用的句子，方言中存在着特殊的结构方式。比较句中的不等式：客家方言用“甲－比－乙－过－性状词”，如“佢比过大”（他比我大），粤方言用“甲－形容词－过－乙”，如“今日冻过琴日”（今天比昨天冷）,闽方言用“甲－较－形容词－乙”的格式，如台北话“台南较细台北”（台南比台北小）。被动句：不少方言中的被动句跟普通话不同,由于没有专用介词“被”,大多采用表示“给予”意义的动词来兼表被动，如广州话的“畀”，厦门话的“互”，梅州话的“分”，上海话的“拨”等，如广州话“佢畀狗咬亲”（他被狗咬了），厦门话“伊互人拍一下”（他被人打了一下）。被动句的结构有些方言也与众不同，如青海话用“给”表示被动，但却置于动词之后， 如“他的书看给了” （他的书被人看了）。普通话被动句中的“被”字后面不一定要引出主动者来，而在南方一些方言里， 却非把主动者引出不可， 例如“茶杯被打破了”，上海话说“茶杯拨伊（或某人）打破了”，“伊”是不能少的。处置句：就是把字句，汉语各方言结构大致一样，但在介词的选用上各有特色，有用“将”（闽、粤、客家），有用“拨”（吴）等等，有的地方处置句跟被动句完全一样，同一句话可以有两种解释，如鄂东楚语“我把他气死了”这句话，既可以是我“把”他气死,“我”是主动者,也可以是我“被”他气死，“我”是被动者。疑问句：普通话的疑问句可以单纯用语调表示，可以在句末加疑问语气词，也可以在谓语部分肯定与否定相叠；南方各方言在运用肯定与否定相叠时，结构上有独特之处，粤方言常把宾语提到肯定与否定之间, 如“你去学校唔去”(你去不去学校)；闽方言和吴方言则采取在句末加否定副词的办法表示疑问,如海南闽语“你去看电影无？”（你去看电影吗?）除了上述几种常用的句子在汉语方言中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以外，有的方言还存在一些独有的特殊句型，也很引人注目。闽方言中有一些用“ 有”、“ 无”带上动词（或动词结构）、形容词组成的句子，在其他方言中就很少见。例如厦门话“者久伊有来我无去”（这一向他来过我没去过），台北话“去新竹有远无？”（到新竹去远不远？）潮州话“伊有睇戏，我无睇戏”（他看了戏，我没看戏）等。

汉语方言的研究源远流长， 历史悠久。大体说来，从扬雄的《方言》到章炳麟的<新方言>，古代汉语方言学经历了1900年左右；从“五四”运动到现在，现代汉语方言学又经历了近70年的发展过程。

古代汉语方言学先秦古籍中已有方言的著录。相传古代帝王为了体察民情风俗，博通天下名物，在每年秋后的农暇季节，派遣使臣乘坐轻便的车子到各地去搜集方言异语。这大概就是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上所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的情形。但这些都还不能说是方言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言文字从先秦发展至汉代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人们阅读古籍已有许多困难。为了适应阅读和研究古代典籍的需要，汉代便兴起了以诠释词语为主要内容的训诂学。扬雄《方言》（全名《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汉代训诂学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也是中国第一部汉语方言比较词汇集。它的问世表明中国古代的汉语方言研究已经由先前的萌芽状态而渐渐地发展起来。《方言》被誉为中国方言学史上第一部“悬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在世界的方言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从汉末创制反切以后，中国古代语言学在发展训诂学的同时，又渐渐地兴起了音韵学。汉语方言研究跟训诂学和音韵学都有密切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许多韵书，如李登的《声类》、吕静的《韵集》、夏侯咏的《韵略》、周思言的《音韵》、李槩的《音谱》等，它们大都是“各有土风”的方言同音字表。到了隋唐时代，中国社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加上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实行，反映在语言文字上，对共同语规范的要求十分迫切，着重中原正音、排斥方言土语的风气相当突出。因此隋代陆法言编撰<切韵>之后，方言韵书不仅很少有新著出现，就是原有的一些也都因被忽视而先后亡佚。从隋唐到宋元之际，汉语语音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正音为目的的《切韵》、《唐韵》、<广韵>、《集韵》一系韵书，由于跟口语相距日远，渐渐失去了语音规范的作用，只是作为诗韵而被文人沿用。这多少为音韵的研究转向从实际语音出发的道路创造了客观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元末周德清以14世纪初期反映北方口语语音的北曲为依据而编成的《中原音韵》，而且以它为先导，以后产生了一系列北音系统的韵书。这在汉语音韵学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革新，也给汉语方言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变化。比如明朝晚于《中原音韵》 100多年兰茂编的《韵略易通》，晚于《中原音韵》 300多年毕拱宸编的《韵略汇通》等韵书，反映了北方话即官话方言中某些地点方言的语音系统。这一类北音韵书不仅对研究某些方音的历史演变有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当地方音跟其他官话方言音系的关系等也都有一定的作用。除韵书以外，某些字书和笔记杂谈性质的著作也有方音材料的著录。如唐代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张位的《问奇集》等书中都谈到各地的一些方音。从魏晋迄于元明时期，方言词汇的研究专著很少，零星的材料大多散见于笔记、杂谈之类的著作之中。如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扬慎的《丹铅总录》、胡应麟的《庄岳委谈》、郎瑛的《七修类稿》等书中都有方言俗语的记载，但其规模和成就远不及扬雄的《方言》。东晋的郭璞继承了扬雄重视活的方言词汇的传统，为扬雄《方言》作了第一个注本，他以晋代方言来跟扬雄所记的汉代方言相比较，指明某些汉代方言词语保存在某地，转移到何处，或已发展为通语，因而《方言注》保存了汉晋时期语言流变的不少材料，正如王国维所说：“读子云书，可知汉时方言；读景纯注，并可知晋时方言。”（《观堂集林》卷五《书郭注〈方言〉后一》）。

清代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鼎盛时期。汉语方言的研究这时也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开展，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成就： ①撰写了许多调查、 辑录和考证方言俗语的著作。其中有的以比较通行的一般性的方言俗语作为调查、辑录和考证对象，如钱大昕的《恒言录》、陈鳣的《恒言广证》、孙锦标的《通俗常言疏证》、钱坫的《异语》、翟灏的《通俗编》、梁同书的《直语补证》、张慎仪的《方言别录》、钱大昭的《迩言》、平步青的《释彦》、胡式钰的《语窦》、郑志鸿的《常语寻源》、易本烺的《常语》、顾张思的《土风录》、梁章矩的《称谓录》、罗振玉的《俗说》等；有以某个地点方言或区域方言的方言俗语作为调查考证对象的，如孙锦标的《南通方言疏证》、李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