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诤（1909年5月16日—1978年8月13日），江苏省武进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台大队长，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兼通信主任，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兼三局局长和通信学校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三局局长兼作战部副部长、电信总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三局局长，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军委通信部部长兼电讯工业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兼军事电子学研究院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四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78年病逝。

王诤，1909年5月16日出生于江苏武进县。1928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1930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任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无线电台的队长，继而出任红军无线电大队大队长、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军委总司令部第四局（通信联络局）局长等。解放后，历任中央军委第三局局长（后改为通信部部长）兼国家电信总局局长，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主任兼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四部部长等。1955年授中将军衔。他也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09年5月生，江苏省武进县人。幼年读私塾。

1924年考入苏州工专高中部。

1927年从省立第二高级中学毕业。

1928年2月考入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1929年春分配到国民党军第九师任无线电台报务员。

1930年9月调第十八师张辉瓒部任中尉报务员。12月龙冈战斗后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1月负责组建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队，任队长。

1931年5月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电台大队，任大队长，12月任无线电总队总队长。

1932年至1934年1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通信主任。

193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8月任中革军委通信科科长。同年冬到达陕北后，任军委第三局局长。

1937年初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三局局长。

1940年1月至1945年8月兼第三局政治委员。

1938年3月至1941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副局长、兼通信学校政治委员。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委员。

1949年5月起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委员。同月起兼中共中央军委电信 总局局长。

1949年11月至1953年5月兼邮电部党组书记。

1950年5月至1954年3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信部部长。

1950年10月起兼国家电信工业局局长。

1951年12月至1954年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总党委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4月至1958年10月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委员。

1956年4月至1959年4月任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

1956年10月至1958年7月兼任通信兵部党委第一书记。

1957年3月至11月兼任解放军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8月至12月任院临时党委书记。

1959年4月至1960年8月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党委常务委员。

1963年4月至1964年9月兼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1964年9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兼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党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边接受批斗，一边坚持工作。

1967年5月被隔离审查遭迫害。

1972年7月恢复工作。

1972年9月至1978年8月再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7年9月至1978年8月兼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

1977年4月至1978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1977年9月至1978年8月兼任总参谋部党委常务委员。

1977年8月至1978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78年8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成了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　

王诤的电台成了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

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7月3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一个普通农家。17岁那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接着，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讯学科，毕业后参加北伐军第二军四师，担任师部电台台长兼报务主任。他对电讯业务的钻研精神，曾受到随军的苏联红军顾问冈恰洛夫中校的称赞。

1930年，王诤在赣东南山区参加工农红军，并带去一部英国制造的军用电台、两小箱电讯器材和资料。那部电台是靠脚踩发动机转轮来充电的，并不先进，可是却受到红军领导人的重视。红军很快决定在红都瑞金成立中央军委电讯队，毛泽东、朱德亲自任命王诤为队长，对他高度信任。

反围剿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蒋介石调集18个师，约20万兵力，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坐镇南昌，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兵四路，向江西中央苏区发动进攻。这20万大军中，以蔡廷锴、蒋光鼐的19路军，孙连仲的26路军，朱绍良的第八路军战斗力较强，而王金钰的第五路军新从河北开到江西，人生地不熟，水土不服，士气不高，其左翼的郭华宗师、郝梦龄师也存在类似情况。恰在此时，王诤亲自操作电台收发情报，截获并破译了王金钰致“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急电。电文称：第五路军水土不服，官兵生病的达千余人，且不时有士兵开小差，已就地正法三人。电文还称：为免遭红军突袭，请示向富川公秉藩部靠拢，成犄角之势，请急调工兵部队修桥铺路，以利于军队移动……

汇报

王诤立即向军委首长们汇报。毛泽东、朱德等非常兴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于是当机立断，调集红一军团、红五军团5个师（只留几个团与孙连仲部对峙，作为牵制），2万余人连夜急行军，向东包围了富川。红军发动了猛攻，指战员士气高昂，人人冲杀在前，敌军抵挡不住，全线溃败。王金钰慌了神，在卫队保护下，侥幸逃生；公秉藩师一万余人也被全歼3个团，生俘几千人。红军缴获的甚多，光是轻重机枪就有100多挺。红军主力打垮了王金钰、公秉藩师两部后，接着又集中兵力打郭华宗师、郝梦龄师，打孙连仲军，朱绍良军……从5月16日至30日，红军行军350多公里，共打了35次仗，仗仗取胜。苏区军民集会欢庆胜利，毛泽东表扬了王诤，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呢!”毛泽东还特地请王诤上主席台前，让红军指战员们认一认。全场掌声雷动，此起彼伏。

屡建大功

在后来的第三次反“围剿”中，王诤又屡建大功。他带领红军通讯队的战士们因陋就简，在各个师都设法配置了改装过的电台，还积极培训无线电报务员，手把手地教收发报技术，传授电讯专业知识。至于密码，采用的是周恩来研制的密码，称作“豪码”。王诤对周恩来的博学多才甚为钦佩，几次利用汇报工作的机会向周恩来请教，并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进一步改进“豪码”的意见。周恩来称赞王诤头脑精细。由于敌人层层封锁，红军的物资极度缺乏，电池、发电机、电文纸等奇缺，往往直接影响到通讯工作。于是王诤利用手头积攒的一点材料，画图放样，自制电台损坏的零配件，还修好了红军缴获来的十几台小型发电机。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王诤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王诤担任了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大队长、无线电总队总队长，编入军委直属纵队。行军时，前面有先锋部队开道，后面有五军团的两个师殿后，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敌机的一次次轰炸扫射给且战且行的红军造成不小的损失。在湘江边，王诤为了掩护别的同志曾负重伤，昏迷过去。战士们轮流背他，将他背上江边临时用门板树枝搭扎起来的木排，推过江去。待王诤醒来后才知道，红军为过湘江，遭到严重损失，减员几万。为了保护他，至少有七名年轻骁勇的战士牺牲在江里。一向坚毅刚强的王诤流泪了，他发誓要为同志们报仇……

红军进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山区后，王诤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掌握红军领导层的核心机密。

理解与支持

由于毛泽东早在瑞金时已被夺了大权，免去军委主席职务，只保留苏维埃政府主席头衔，故在长征路上，他处处受限制，遭疑忌，不准参加重要的会议。王诤很同情毛泽东，想方设法搞点香烟、牛肉干、罐头什么的，派自己的卫兵悄悄送给他，以示理解与支持。王诤虽不便将电报原件等中央核心机密文件送给毛泽东看，但他设法将一些重要的敌我军事政治动态书写在香烟纸上，派可靠的部下传递给毛泽东。在毛泽东失势无权的情况下，王诤能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

王诤（左）、刘寅（右）、中为王子纲

王诤为中共中央、为工农红军立下大功

1935年6月，坚持北上抗日的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西部甘孜附近。因长时期行军，接连打仗，前有阻拦之敌，后有追兵，红军减员甚多，粮草弹药缺乏，人人面有饥色。所幸的是红军都是英雄汉，士气仍高昂。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重新掌权，力挽狂澜。王诤为了及时准确地给毛泽东等新的领导班子提供各方情报，经常忙到深更半夜。破解敌军密电码是很耗时间和精力的事，王诤却乐此不疲。他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曾派人给他送去两公斤炒面粉，一公斤炒大豆。这在严重缺粮的红军中算是重礼了。王诤立即把这份珍贵的食物分成30份，10份转送直属队吹军号的小战士，19份分给无线电大队19名战士，他留下最少的一份……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张国焘在长征途中，野心勃勃，企图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极力反对红军北上抗日。他暗中调兵遣将，打算以自己最精锐的骑兵师、突击师等部队，解决红一方面军总部，扣押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的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张国焘瞒住徐向前总指挥等负责人，急电驻在毛儿盖以西的红四方面军两个师，要他们火速行军，逼近红一方面军驻扎营待命。

王诤收到密电，很是震惊，立即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几位首长，他们连夜紧急开会。这当儿，又接到叶剑英的报告，更加十万火急。为应付不测，总部决定移入红三军团驻地，由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急调两个精锐团负责保护。红一方面军此时已不足二万人，且伤病员多，机关人员多，又缺少重武器，形势十分不利，消除危险的上策是与贺龙、肖克、王震、关向应等人领导的红二方面军联系上，请他们急速向中央红军驻地靠拢。此项重任又落到王诤的肩上。他亲自上机发报，试图与红二方面军电台联系上。他套上耳机，神态坚毅、沉着。“喂，喂，苍龙！你在哪里，在哪个方向，听见我的呼叫了吗?”他一遍又一遍地呼着，回答他的却是太空中杂乱的电波信号，叽叽喳喳……如同许多鸟儿在树林间乱啼。王诤的身边站满了中央首长，他们个个神态焦虑，这一两天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刘伯承等人不时耳语交谈。王诤手脑并用，不断调频率，他的收发报技术在红军中首屈一指，他是自信的。

两个小时过去了，仍没有联系上。王诤焦急的脸上挂满了汗珠，双手微微颤抖。刘少奇、彭德怀等首长也默默地进入这座军用大帐篷。毛泽东不住地吸土造香烟，他微俯下高大的身躯，对王诤温和地说：“不要着急，耐心是成功的保证。”王诤含泪点头：“主席，我有这个信心，一定能够呼通。”因为电台出过故障，他又作了一次检修。终于，他收到了友军电台的呼号，由弱渐强。是急切而有力的呼唤，是与毛泽东一个样的湖南口音，辣辣的……帐篷里的气氛一下变得欢快，首长们相互握手。毛泽东伸出大手，用力地拍拍王诤的肩膀：“好哇，王诤同志，这就好!非常之好哟!你为党中央、为工农红军又立下大功，历史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

王诤取下耳机，用毛巾拭去脸上的汗珠，激动万分，泪水夺眶而出。他想说什么，却又没说出来，声音哽咽，他感到松了口气。几位首长临时商议一阵，由张闻天同志口授电文、王诤发报……

张国焘危害中共中央的阴谋最终失败。迫于变化了的形势，他勉强同意红四方面军停止进军西康，转而北上。张国焘早就听说中央红军有个名叫王诤的电讯专家，多次截获破解国民党的密电码，为红军争取战略主动屡立奇功，但他没想到中央红军能这么快就与远在数百里外的红二方面军取得联系。张国焘多方打听王诤，还想见见王诤。王诤听了这些传言，只淡然一笑。

王诤在陕北延安任中央军委第三局局长兼通信学校政治委员。他的办公室紧靠杨家岭中央机关，与李克农、曾希圣、陶铸、邓发等同志的办公室相邻。时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延安总部电台担负着与重庆大本营、国民党军委会军令部以及友邻八战区、五战区、一战区等的联络任务。为了搞准日军情报，为上层决策提供依据，王诤和战友们潜心研究侵华日军所用的几种密电码，很快便破解了已迫近武汉的日本海军遣外舰队司令部与上海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及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一些往来密电，接着又成功地破解了日寇蒙疆驻屯军司令部与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几份密电，内容都是有关军队调动和作战安排方面的。王诤特附上解释文字，呈送军委会情报部长李克农，再由他转交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与此同时，还通过有关途径及时向重庆大本营通报。据说蒋介石甚为吃惊，责令部下多学学延安电讯情报人员的高效率。军统头子郑介民、戴笠私下对这些来自延安的有关日军动态的情报的准确性异常佩服，承认共产党里人才多。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处于决战阶段，美军B－29轰炸机对志愿军补给线进行空袭，使用电磁波干扰，志愿军的警戒雷达因此致盲，发现不了敌机目标，不能引导空军升空作战，形势十分严峻。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从朝鲜前线给军委发报，要求国内派人“火速去前线解决难题”。接到军委的命令，王诤亲自带着张履谦等连夜乘坐火车赶往朝鲜前线。在隆隆的炮火声中，王诤他们直接赶到一个雷达站，张履谦和雷达技师一起观察雷达被干扰现象，分析研究对策。张履谦从找出干扰频率着手，不断改变频率，扩展频段，加装抗干扰电路，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与美军展开了一场电子对抗战，很快使敌机的电磁波干扰失灵，志愿军战鹰又可以不受干扰地升空截击美军轰炸机了。

上世纪60年代， 我国“两弹一星”研制进入关键时期，国民党空军的美制U-2高空侦察飞机频繁深入西北地区建设生产试验基地侦察骚扰。由于它对地面制导雷达发出干扰，导弹难以击中。王诤心急如焚，向中央请缨，要用电子技术手段保障击落U-2飞机。王诤把制导雷达主任设计师张履谦等国内顶尖电子技术专家找去开会。他在会上深深自责：我们集中了全国一大批电子技术专家，竟让U-2飞机如入无人之境。这是我们的失职啊！把U-2飞机揍下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王诤组织张履谦等专家日以继夜地共商对策，专家们得出一致结论：U-2飞机肯定加装了新的电子侦察系统，所以能够接收到地面导弹雷达开机的信号。可如何应对，大家争论不休。一直陷入沉思的张履谦发言了：“从制导雷达打开天线到飞机成功逃出导弹威力区，一般需要20秒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先不开导弹雷达，用炮瞄雷达发现目标，然后把炮瞄雷达的信息转到导弹的机器上，等飞机飞到导弹威力区，一开机就能打，让它来不及跑就挨揍！”对付这么高科技的电子侦察系统，用如此简单的“近打、快打”方法可行吗？下午，王诤单独把张履谦叫到家里一研究了4个多小时，王诤详细作了七八页笔记，在他家吃过晚饭后接着讨论，最后王诤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近打、快打”的方案很快应用于地空导弹部队的实战， 1963年11月，从温州进入大陆的U-2飞机被导弹击中爆炸。1964年7月，配有更先进电子侦察接收报警系统的U-2飞机再次被导弹揍下来。但后来U-2飞机加装了欺骗干扰装置，射出的3枚导弹无一命中，“近打、快打”的战术也不灵了。王诤带着张履谦等直接深入到雷达厂现场分析解决问题。张履谦建议改变导弹雷达工作体制，采用连续照射的方式，进行目标跟踪和导弹制导。导弹部队1965年1月将第4架U-2飞机揍了下来。接着，张履谦又研制出新的雷达反干扰系统，安装在红旗2号导弹上，1967年9月将第5架U-2飞机揍了下来。从此，U-2飞机再也不敢进入中国大陆的领空。

毛泽东同志曾亲切赞誉说：“王诤同志是有功的，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走进坐落在武进区洛阳镇的王铮将军生平事迹陈列室，一尊栩栩如生的雕像映入眼帘。英姿飒爽，目光坚定，我们不禁对这位，被毛主席称赞是“中国红色通信的开山鼻祖”的王诤将军肃然起敬。王诤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参加了中央苏区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开拓我军无线电侦察、电子对抗，开创新闻广播和邮电事业，发展电子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王诤同志历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兼电信工业局局长，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第四部部长等职，是中共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

王诤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地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深受党的信任和群众的尊敬。王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风范，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党中央、中央军委十分重视王诤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对他的一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王诤同志的高尚品格和崇高精神，将激励家乡人民在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征程中奋勇前进。陈列室内，王诤将军生平事迹的介绍，从少年立志携笔从戎到投身革命初展才华，一生征战屡建奇功，远见卓识不辱使命，最后鞠躬尽瘁奋斗终身，记录了王诤将军一生不同时期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在陈列室的留言板上，王诤同志的长子王苏民少将亲笔为陈列室题词——继承父辈遗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2023年12月，常州大学王诤微电子学院合作共建签约仪式在常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