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洸（1903年7月7日—1979年9月3日） ，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水运学家。

王洸从小随父亲到北京读书。民国12年（1923年）考入北京交通大学。读书之余，他开始把业余时间用在查阅航运史料和研究写作上，并撰写了第一篇《整顿航政与扩充航业之管见》论文，发表在《苏光》杂志创刊号上，引起了社会有关方面关注，被交通部编印的《交通公报》全文转载。

接着第二篇论文《铁路政策之研究》又在《苏光》杂志上刊登并被《交通公报》转载。他看到自己初次涉足研究航政问题，就得到社会认可，更激起了写作的兴趣。于是，他决定撰写一本《中国航业》专著，来全面反映中国轮船业在外国航运业侵入后，艰难发展的历史以及如何解除困境，谋求发展的设想。

民国16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王洸谋到一个科员职务。民国17年8月，王洸到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主管港务和海事的第二科工作。次年，他被派到上海，承办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复校事宜。

民国18年4月，国民政府通过海政、航政，由海军部、交通部分别管理议案。王洸负责起草航政、海政职掌大纲，上报行政院备案。民国19年2月4日和12月5日，国民政府根据这个大纲，制定公布了海军部组织法和交通部航政局组织法，对两部的职权作出明确规定，消除了过去事权不清的争议。之后，王洸在行政院主持下，召集外交、工商、财政三部门就我国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收回利权等问题进行研讨、商榷，形成书面报告。由他执笔提出收回航权的方案被行政院采纳，以后外交部根据这个方案出面交涉。至民国20年前，除英国、日本态度强硬不接受外，其余如瑞士、苏联、德国、奥地利、芬兰、希腊、波兰、捷克、智利、玻利维亚、伊朗等国家都接受了这个方案，签订新约，大部分航权得以收回。

交通部自民国17年成立法律委员会后的三四年间，交通部公布的多项法规，其中大多数是由王洸负责起草的，如《船舶登记法》《船舶检验章程》《船舶国籍证书章程》《海员管理章程》《船舶登记法施行细则》《航运引水法》《海商法施行法》等。

民国19年底，王洸辞职到南京。民国21年10月1日创刊出版《交通杂志》，由于得到国民政府主要领导人的题词肯定，使该刊发行量由最初的2000份猛增至5000份。王洸当时不仅是主编、发行人，而且还是主要撰稿人，他的《商港之研究》《招商局之整理与复兴》等论文，引起社会有关方面的注目。

王洸在主编刊物的同时，注重搜集积累有关航运业方面的资料。至抗日战争前夕，他先后公开出版了《航业与航权》《中国航业论》《航业政策》《现代航政问题》等5部专著。

民国22年4月，王洸进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资源委员会）航政组工作。一年半后，王洸因工作出色，被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研究水运。

民国25年6月，王洸圆满完成研究课程，由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介绍前往美国商务部所属各航运单位洽询航政法规实施情况。随后，又去圣路易、芝加哥考察密西西比河及大湖区的水运，到纽约航务检查处考察船舶检查、船员管理，到海关考察船舶登记、核发证照业务等。接着　转道西欧考察英国南安普顿港深水码头等。这些考察活动为他日后从事航政领导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民国26年4月，王洸任交通部船舶科科长兼海事科科长，协助航政筹划航政建设。

民国28年11月，王洸又兼任柳州西江造船处处长，主持造出了中国最早的特种机动浅水轮船。民国30年5月，他又被任命为船舶总队少将队长，肩负运送军粮之职，以后，完全改变了过去屡屡发生的军粮运送延误现象。

民国3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盟国要求中国积极配合，中国适时提出尽快废除英美两国在清末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另订平等互利新约。王洸与交通部秘书薛光前负责拟订收回航权事宜。次年1月，《中美平等新约》和《中英平等新约》相继签订。从此，国人企盼的收回航权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这段时间，王洸除了担任长江航政局局长等职外，先后在重庆吴淞商船学校、国立交通大学兼任教授。

全国解放前夕，王洸前往台湾。

1959年1月，台湾省唯一公营公司——台注航业股份有限公司，因连年亏损，资不抵债将达破产边缘。精通航运业务的王洸又危难受命，被任命为该公司董事长。通过一系列措施，一年就扭转了“台航”的亏损局面。以后又主持制订了“台航”发展的长远目标，使“台航”在同业竞争中处于强势。

王洸一生撰写出版的《海运学》《中国港口论》《世界海港志》《水道运输学》《航运经济学》《近代运输学》《中国水运志》《实业计划论》《海商法释论》《海国新志》《航政概论》《中华之运史》等专著达50余种，约2000万字，其中《水道水运学》《航业经济学》等先后多次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