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禧(1861/1867—1932)， 字燕泉，号石荪。费县城里人。其父王薪传系1867年举人，曾任河南襄城县知县。他受家庭熏陶，自幼好学，先入沂州府学为生员，后举乡试。1890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此后，历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兼国史馆协修、八旗官学教习、前敌营务处提调官。因赞成“戊戌变法”受株连，调至济宁主讲南池书院。1902年回京师任直隶学校司总办。翌年，改任普通教育处编译处总办和官印局会办，一度被清政府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并护送22名留学生入日本宏文学院学习。1904年后，相继任直隶学务处参议、直隶高等学堂监督、山东高等农业学堂及优级师范选科学堂监督。1909年改任山东咨议局副议长、法政学堂总理等职。这期间，他致力教育事业，亲自为上述各学堂拟定章程及课程表，物色优秀教员，并延聘美、日等外籍教师教授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辛亥革命后，辞职闲居兖州。1919年，应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之聘，任国务院秘书长。一年之后，曹锟、靳云鹏下台，亦相随去职，住在天津英租界，作靳云鹏私人秘书，为其讲古籍，并教其子读书。离开靳家后，在天津集股办炼盐制碱公司，因资金不足宣告失败。 1932年3月， 日本帝国主义策划成立伪满州国，汉奸郑孝胥写信劝请王景禧赴长春任职。他读后大骂郑孝胥无耻，并把信撕得粉碎。当年冬，因心脏病去世。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王景禧降生（一说生于1861年）。父亲王薪传中举后异地为官,公务缠身,王景禧的早年教育,由母亲牛氏教导。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15岁的王景禧考中秀才,并入沂州府郡庠读书。两年后,他赴父亲所在的河南任所省亲。王景禧从费县出发,至河南境内,共行十六日。他于途中所见古迹、名胜,均记其历史典故及传说。一路行来,王景禧写下了游记十余篇,诗文四十余首。

光绪十四年,王景禧中山东乡试举人。次年,他在京师会试中落榜。但到了光绪十六年,朝廷为了庆祝皇帝亲政,开设恩科会试。王景禧此科考中进士,名在二甲之列。新科进士揭榜后,一甲前三名直接授任翰林院官员。其他的新科进士,则由吏部再组织一次集体考试,考试成绩优秀的新科进士,也可以成为翰林院官员,被选为“庶吉士”。王景禧朝考名列一等,授任翰林院编修。

授编修后不久,王景禧的母亲病故。他丁忧回原籍,守墓三年。期满,于光绪二十二年返回北京销假,依旧留在翰林院工作。

王景禧入翰林院之后,生活颇为简单,却也有些枯燥。他开始把大部分精力倾注在学术研究上。王景禧浸淫儒学汪洋,对当时兴盛的金石学自然特别关注。他结交当时京中学部的官员,拜在国子监祭酒盛昱的门下。盛昱是著名金石学家,王景禧得以饱览其藏书,悉心研究,后著成《金石释文》一书。盛昱担任祭酒时,与司业治麟改革国子监的积弊。在改革国子监期间,盛昱经常和王景禧谈古论今,偶尔也咨询他的意见。

王景禧官职低微,俸禄微薄,每月只能领到八两银子。他无资在京师买房置业,也无法安顿妻子家眷,自己吃住都寄宿在翰林院官员丁麟年家中。丁家财力比王家要充裕许多,丁麟年嗜好古董文物,收罗宏富。王景禧借着寓居的机会,认真研究这些旧物。

王景禧也很喜爱照相机这个新鲜事物。他通过自学很快掌握了照相技术,成为大臣中的新潮人物。

在戊戌变法前两年,王景禧在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兼国史馆协修时,与康有为有过联系。近二十年后的1915年,康有为曾专程到兖州看望过老友王景禧。他在兖州住了几天,并为王景禧的园林题写“薖园”二字,上题“砚泉贤兄高蹈隐居之所”,下署“南海康有为题”。王景禧和丁麟年都赞同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在救亡图存的大时代里,两人和康有为建立了稳定的友谊。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出逃北京,丁麟年还给予他一定资助。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开始。光绪帝随即颁布了一系列变法召令。此时,王景禧任八旗官学教习，并深得学生的喜爱。他看到戊戌变法正在进行,也想在八旗官学中有所革新,所以时常教授一些自强新学。但不久之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光绪帝颁布的诏令,除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外,其余全部被废除。很快,清查官员的行动开始了。因为同情变法,在官学中推广新学,王景禧的教习生涯也结束了。次年,政治气氛更加紧张。王景禧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变法维新,但一直和康梁有所联系,也成了朝廷重点调查对象。他担心遭到牵连,就干脆辞官躲避起来。后来,顽固派担心各国列强干涉,就开始着手进行安抚,希望能够迅速稳定秩序。慈禧太后下谕称:“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至意。”此令一出,王景禧的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但他的仕途却遭遇重挫。他虽是翰林出身,却不再受到重用,调到济宁主讲南池书院。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痛定思痛,开始着手实行新政。光绪二十八年,王景禧被调回河北,出任直隶学校司总办。次年,他任普通教育处兼编译局总办及官印局会办。

1903年,王景禧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委托,护送师范留学生二十人东渡。王景禧在日本参观近代教育,特别重视考察基础教育,归国后就有《东游日记》付梓。在日本的参观,让王景禧大开眼界,也坚定了他教育启蒙、教育救国的决心。《东游日记》刊印后,袁世凯特意为此书作序,称许王景禧“是犹京卿之志也”——京卿指的是清末桐城派文豪吴汝纶,庚子之后赴日考察者,以他最为知名。

回国后,王景禧调任直隶学务处参议兼直隶高等学堂监督。光绪三十三年,他调任山东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及山东高等农业学堂监督。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王景禧又兼任山东咨议局副局长,中央教育会会员及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代表。

活跃在政界之余,王景禧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筹办教育上。王景禧在山东高等农业学堂确立“学用结合,学以实为贵”的办学思路。他将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培养师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办学传统。王景禧亲手拟定学校章程及各科课程,聘请品学兼优的教员,还约请美籍、日籍人士来校教授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他办山东高等农业学堂时,重视试验,每年出版一册《农场试验报告》。民国初建,王景禧仍主持山东优级师范及高等农业两校。但到了1912年2月,他却离开学校回兖州隐居起来。至此,王景禧的教育生涯宣告结束。

1919年,徐世昌当选中华民国总统,邹城人靳云鹏出任国务院总理。靳云鹏是王景禧的济宁老乡,又一向知晓他的才能,所以慕名约王景禧到北京出任国务院秘书长。北洋政府内部派系林立,政府官员走马灯似的更换。王景禧夹杂在各方势力之间,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两年多后,靳云鹏在奉系、直系权力斗争中左右为难,又和大总统徐世昌在财税人事方面产生矛盾。靳云鹏走投无路,被迫宣布辞职,而王景禧也随即失去了秘书长的职务。靳云鹏下野后,在天津英租界做了寓公。王景禧则继续留在靳府上做私人秘书,给靳云鹏讲解古籍,并教导他的儿子读书。为了维持生计,王景禧悬壶济世,为那些在租界里居住的下野官僚、富豪大户诊病。

为了摆脱贫困生活,王景禧曾梦想过做个资本家,以实业而救国。他四方集股,尝试办过炼盐制碱公司。但在帝国主义列强加强资本输出,民族工业举步维艰之时,王景禧的企业很快陷入资金周转不灵的困境。为了维持企业运转,他被迫靠借债周转,最终却被高利贷彻底吞没,股本赔净,以失败告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并阴谋策划成立伪满洲国。日本于次年三月在长春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当起“执政”。当时,清朝遗老郑孝胥对日本趋炎附势,为溥仪复辟四处奔走。他还写信给此前好友,邀请他们来东北出任官职。正处境困难的王景禧也收到了郑孝胥的来信,但王景禧撕信大骂,痛斥郑孝胥是无耻汉奸,并宣布与其绝交。此次动怒严重戕害了王景禧的身体。当年冬天,王景禧因急性心脏病与世长辞。

王景禧逝世后,灵柩由家属从天津运回兖州。但因为族人内部就安葬地点发生争议,灵柩只能暂厝于兖州城内。直到1955年,才最终迁葬于兖州城西北。